1961年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国际声誉日隆，而彼时正值福柯、德勒兹等思想家开启了质询历史和科学的话语过程的划时代研究，由此，从南方半球译介而来的博尔赫斯的精巧短篇成了他们笔下的典范性文本。福柯从博尔赫斯《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虚拟的中国分类学引发的笑声说起，提醒人们应洞悉一切思想都携带着时代和地理的痕迹。一时间，巴黎新左知识分子都想加入到这场挑战文本秩序却又无需流血的革命中来。不过，博尔赫斯的作品仍旧是一座座歧路花园，意蕴丰富却不易阐释，福柯或德勒兹的角度远未穷尽博尔赫斯的可能性。对于尊重阅读技艺的博尔赫斯来说，每个时代都留有重读的门径。
悬置承诺
博尔赫斯常常谈到祖父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的死亡。1874年博尔赫斯上校驻军布宜诺斯艾利斯北方边疆时，卷入一场反对萨缅托的军队哗变。叛军中有他的朋友，而同时博尔赫斯上校写信向萨缅托承诺10月12日事变爆发前他决不会转移驻军。但叛乱的时间提前了，博尔赫斯上校选择忠于承诺，拒绝加入行动。等10月12日终于到了，他才如约加入撤退中的叛军。当日，博尔赫斯上校身披白色斗篷，带领十数位忠诚的部下，夹在两军之间，被雷明顿步枪射杀身亡。博尔赫斯上校的自杀行动被上级军事长官和叛军朋友双方视为背叛，但他的孙子、作家博尔赫斯对先辈的赴死心有戚戚：祖父的自杀虽显迂腐，但仍可谓不叛主、不背友，最关键的是忠实于自己的文字和誓言，捍卫了写作者的纯粹。
1939年，在经历父丧和险些死于败血病的意外之后，博尔赫斯的写作逐渐脱离阿根廷文化语境，书写古代不列颠、爱尔兰、波斯或中国的故事。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玫瑰角的汉子》，能从中找到与当时阿根廷政治的切近关联，博尔赫斯此后的多数作品均呈现为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抽象面貌。他尤其拒斥地方色彩，1934年加西亚·洛尔卡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博尔赫斯讥嘲这位西班牙诗人是“职业的安达卢西亚人”。这并非无心的笑话，批评家莫内加尔说此言透露出他不希望受限于区域文化。博尔赫斯推崇犹太文学，在天下万民间流徙的犹太人不关联着具体的民族传统，反而可以走向无限的创造；同样没有传统束缚的阿根廷人又何必把自己圈限于高乔文学或写实小说呢？对于博尔赫斯而言，悬置对民族文化的承诺反而能打开创造空间。
与萨特式的承诺作家不同，博尔赫斯不愿承诺于共同体。文学创造于他只意味着私人感知，这与聂鲁达恰好相反。酝酿于1943年小说《阿莱夫》当中有个与文中的博尔赫斯作对的诗人阿亨蒂诺·达内里（阿亨蒂诺的名字Argentino便是凸显民族特色的“阿根廷人”之意），阿亨蒂诺信奉写实主义，宣称要把美洲万物写入诗中。而正是在1943年，聂鲁达宣布他的长诗《漫歌》将纳入美洲万物。对聂鲁达而言，成为诗人就是成为拉美民族代言者，将原先被遗忘的湮没无闻的大陆铭写到现象界。《漫歌》计划联系着共同体，聂鲁达期待他的诗句在智利矿工们的集会上高声朗诵，这种诗歌形式联系着民间口头传统，在这位智利诗人看来，文艺的解放要通过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来实现。博尔赫斯则不信任共同体，散文《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写道：“黑格尔所说的国家是道德概念的现实之类的名言，在阿根廷人心中是个恶意的玩笑。”这种对共同体的巨大不信任感，可能与祖先以家庭个体为单位移民到南美的克里奥尔人的精神状态有关，这种精神状态让博尔赫斯及其同仁与大众拉开了距离。博尔赫斯30岁前曾在散文《我梦想的尺度》中流露出书写克里奥尔人高贵精神的意愿，但30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动荡让他很快对共同体失去了信心。1945年庇隆掌权后这种不信任达到峰值，他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写下讽刺小说《死亡的样板》，以虚拟的阿根廷原住民运动者联合会的荒唐做法讥刺庇隆政府的民族主义文化政策。其实早先完成的《恶棍列传》已有这种反体制的征兆，尤其是那篇来自日本《忠臣藏》故事的《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在博尔赫斯的改写中，赤穗藩主因不堪代表体制的掌礼官的羞辱而刺伤了对方，因此被朝廷判处切腹，此后他原先的家臣四十七武士忍辱负重，终于为故主报仇，砍下了掌礼官的头颅。四十七武士的行为忤逆朝廷和体制，却合乎更高的准则。
唯有经历了必要的背叛，才能实现对书写的忠诚。博尔赫斯在40年代初发表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之后，一些文友也将他的转变视为背叛，因为那种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幻想文学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文学惯例的旨趣。例如《叛徒和英雄的主题》这则故事开篇说道，“我想出了这个情节，此时先记个梗概”，关注点在思维游戏而非现实和人性。这则故事讲述了当代爱尔兰人瑞安如何追索19世纪中叶他的祖先基尔帕特里克被暗杀的悬案。基尔帕特里克是反英民族解放领袖，在爱尔兰起义前夕被暗杀。瑞安发现这一事件中最不可思议之处是基尔帕特里克之死像极了莎剧《尤利西斯·恺撒》，“历史照抄历史已经够令人惊异的，历史照抄文学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从文学的细读出发，瑞安改变了先入为主的爱国主义判断，觉察出基尔帕特里克之死是另一位党内人物诺兰的安排，而诺兰正是莎剧译者。诺兰一手筹划、导演党魁遇刺的戏剧，是为了掩盖基尔帕特里克早已叛变的隐情，经由基尔帕特里克本人的默许和配合，对叛徒的行刑变成了助推爱尔兰革命高潮的英雄献祭。可以说，瑞安对英雄主义叙事的背叛，最终发现了英雄实则是叛徒。瑞安阅读史料的工作呼应着阅读实践，阅读能力的高下就在于摆脱先入为主的见解，悬置对认知方式的承诺，而忠实于书写本身。——以上对民族文化、对共同体、对认知方式的三重悬置，对进入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相当关键。
为重读而写的故事
成熟期的博尔赫斯经常书写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往古或远方，诸如爱尔兰、波斯或穆斯林时代的西班牙。正如作家唐诺所说：“他的心思走得太远太自由，让我们很难寻回那些最原初的实体核心。”但也正因为这种抽象的技艺才让博尔赫斯的故事获得了国际传播力，今天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去语境”地阅读他的幻想故事。小说集《虚构集》和《阿莱夫》当中的幻想故事经常是片段构成的复杂谜题，让阐释不易达成。读者带着预先设想初读《南方》或《小径分岔的花园》，读后往往自以为找到了解读之道，宣称自己捕捉到了真相。但总有一些线索提示读者，谜底可能未必如此：《南方》中的达尔曼是否真的前往南方农场，旅程或许只是他在手术台上弥留之际的梦？《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余准射杀艾伯特与德军轰炸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重读这些故事总能找到不同的解法，发现其中暗藏着不同的解谜游戏，单一的解决方案往往疑点重重。或许可以说，博尔赫斯的短篇往往是为重读而写的故事。
博尔赫斯自己以及与比奥伊·卡萨雷斯一道创作了不少侦探故事，但它们跟经典侦探故事的逻辑不尽相同。经典侦探故事要建立丝丝入扣的逻辑链条，最终仅有一种认知模式是正解，但博尔赫斯的故事并非如此，原因之一是每则短篇故事里至少包含了两种甚至以上的认知模式。认知模式之间相互博弈，反复挑战着阐释方式。如此一来，这些侦探故事便具有了破案情节和阅读实践两个层次，即不仅告诉我们侦探是如何寻找罪犯的，也帮助我们理解各种认知模式是如何寻找意义的。《死亡与指南针》就是这样别致的侦探故事：侦探伦罗特坚持认为通过犹太宗教传统的“四个字母的名字”就能找到凶手，从发生凶案的三个地点推断出第四个地点，结果发现自己走进了对手犹太人“红”夏拉赫专门为他布置的迷宫。阿根廷作家皮格利亚提示说，《死亡与指南针》对应着博尔赫斯最喜欢的三种传统：犹太传统、爱尔兰传统和阿根廷传统。伦罗特在第一起凶案的现场发现“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个句子，鉴于死者是犹太教博士，他便按照犹太教经典的思路寻找线索，在此博尔赫斯也引诱读者认同这一思路。但最后我们才知道第一起凶案的杀手阿塞维多是布城北郊老区有名的打手（是“一代善用匕首而不会用手枪的歹徒的代表人物”，需要注意，阿塞维多是博尔赫斯母亲的姓氏，博氏故事中许多野蛮强悍之人都叫这个名字），他杀死犹太教博士的方式却是阿根廷式的，即行动先于思考，跟犹太教传统没有关联。小说中的三起犯罪分别是阿根廷式的、犹太式的和爱尔兰式的，伦罗特迷失在三种阐释原则之中，最终选择了犹太式的思路，而这正是夏拉赫为他布置的迷宫，因为前者已洞悉了他结构世界的思维方式。伦罗特走进对称别墅时，一切符号都显示此处是导向死亡的骗局（“干枯的落叶”“孤零零的花”），但侦探的阐释链条封闭了，无法洞悉其他解释之道。破案既指向情节的终局，也指向对阅读实践的思考。侦探伦罗特身上带着潜在读者的影子——我们在阅读时不也经常套用先入为主的认知模式吗？
博尔赫斯往往通过决斗故事来颠覆认知模式。所谓决斗，既有《南方》当中的格斗，《死亡与指南针》当中的警匪斗智，还有《阿莱夫》中“我”即文中的博尔赫斯和现实主义诗人阿亨蒂诺·达内里之间的美学竞争，以及《神学家》中奥雷利亚诺和胡安·德·帕诺尼亚的神学思辨之争。奥雷利亚诺和胡安两位修士依照教会的安排在驳斥异端的竞争中成为智识上的对手。在批判坚持事物永恒轮回的环形教派时，两个人都捍卫自己观点的正统性，但是出现了演员派异端时，胡安当年那篇更加出色的论证任何事物皆是唯一的文章便成了异端邪说。奥雷利亚诺通过引用胡安，让后者遭受火刑。竞争中的每一种认知模式都宣称自己代表真理，但决斗结束时，其中某个竞争者倒下后，更深一层的自我认知便得以展开了。原先在帝国中心罗马，神学家的对抗不过是出于教会的要求；胡安死后，奥雷利亚诺在帝国蛮荒的边陲、沉思的沙漠游荡，脱离了体制的束缚后，他惶然发觉自己与对手其实是同一人。实际上，博尔赫斯所写的对抗更多时候体现为观察、解释世界的不同阐释之间的竞争，而且貌似胜利的阐释并没有先验的特权。这些观察已与福柯的谱系学考察有诸多呼应之处。
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同样把两种认知模式聚合在一篇小说中。文中首先提出了《欧战史》这部权威著作，但史书之外，历史还留有很多罅隙，1919年7月个人在历史罅隙中做了什么选择，我们永远难以确知。故事叙事人是来自中国青岛、为德国人在英国充当间谍的余准，他的审讯报告填补了《欧战史》的罅隙。在他的叙事中，余准设计了自己的传播策略：通过射杀一名叫做艾伯特的人，把这个名字变成符号作为情报传递给柏林司令部；而艾伯特恰好是一名汉学家，他着迷于自己的阐释策略，提出余准祖先写作的小说实则是一座包容无限时间分岔的迷宫。余准对应着《死亡与指南针》中的夏拉赫，他们是设迷者/作者，艾伯特则对应着伦罗特，他们是解密者/读者。设迷者通过建立因果联系发出建议和引诱，而解密者/读者通过更合理、完满的解决方案来与之互动，夏拉赫和余准再根据伦罗特和艾伯特的方案做出调整。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设迷者和解密者都试图控制迷局，但双方都难以成功。尤其是设迷者怀有更强的争胜之心：夏拉赫为了给兄弟报仇，余准为了向柏林的上峰证明东方民族比德国人更优秀，于是两人向解密者开枪。枪响之后，迷局就塌陷了，阐释也就失败了。个人在策略层面自以为高明，把自己的解读策略强加给他人。例如余准带着向德国人证明东方人更高明的冲动，准确射杀了艾伯特，把自己最能与之认同的人从世界上抹去变成了情报和符号，但他真能改变欧洲大战的局势吗？ 在柏林谍报机关的眼中，他与艾伯特毫无分别，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只有在超越了获胜、控制、将自己的阐释强加给他人的欲望之后，才能洞悉在符号空间里，设迷者-解密者、作者-读者其实都可以互换，正如《神学家》的结尾，在上帝眼中，奥雷利亚诺和胡安、“正统和异端”没有任何不同。这便是重读博尔赫斯的意味，即让读者阅读自己，读出自己为何执意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读法。
倦怠人的乌托邦
短篇集《布罗迪报告》中的《瓜亚基尔》关联着拉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距今两百年前，1822年7月拉美独立战争胜利前夕，两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来自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与来自阿根廷的圣马丁——在瓜亚基尔城会面。不知道两人之间进行了怎样的商谈，总之结果是圣马丁放弃兵权、隐居到法国，让玻利瓦尔引领、安排即将解放的南美大陆。这场会谈是拉美历史的最重要悬案之一，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片大陆此后200年的走向，但历史研究对会谈内容始终语焉不详。博尔赫斯的短篇并未直接讨论瓜亚基尔的会面，而是假托西岸共和国（康拉德小说《诺斯托罗莫》中虚构的拉美国家）有人发现了一封1822年玻利瓦尔向他人透露会谈细节的信件，并愿意捐赠给阿根廷政府。后续故事便围绕着谁才有资格编纂、释读这一重大历史文献而展开，竞争的对手是因与海德格尔辩论而从第三帝国流亡至南美的知识分子齐默尔曼和本土历史学家、主人公“我”。这位主人公与博尔赫斯分享相似的家族背景：祖先都曾追随圣马丁麾下，于他们而言，独立战争的历史不仅在书页上，更在血脉中。两位竞争者在“我”的老宅里进行了一番对谈，决定谁才有资格前往西岸共和国，接手历史信件。这场对谈堪称思想决斗。本土历史学家原本的优势在齐默尔曼口中变成了劣势：一位先祖曾为圣马丁而战的历史学者难以公正地研究玻利瓦尔的自辩之辞。而齐默尔曼这位通过罗马文献研究迦太基的犹太历史学家似乎能更客观地审读弱势者的历史文献。故事的结局是“我”放弃了事业走向巅峰的机会，选择隐退。
隐退的选择并非偶然。博尔赫斯的故事常常发生在充满极度纷争的历史时刻——独立运动中的爱尔兰、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英格兰、阿根廷建国初期——都是所谓英雄辈出的乱世。但博尔赫斯推崇的却是无英雄的英雄主义，即拒绝在纷争时刻谋求控制或盲动，在不能明确历史走向之时不执意扮演英雄。在博尔赫斯看来，此时最大的英雄行为是后撤和退隐。《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余准便是反例，他施展自己的传播策略，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更大的范畴中艾伯特的解读策略仍旧有效，即个体的行动仍旧继续衍生出无穷的历史后果，个体的言论和行动必将会被赋予别的意义。因此拉美文学研究学者珍妮·弗朗哥在评述《小径分岔的花园》时说：“主体的不稳定性就在于主体并非有意制造意义的多元性。博尔赫斯宁可让我们看到角色的位置是可互换的，并由此将我们的阅读转向更抽象的运作，在这一运作方式中，不管是‘理解’还是‘交流’都被展示为可能走向误导，甚至往往导向失败的终局。”
洞悉不确定性的创作主体的隐退就好像南美解放者圣马丁在胜利在望之际，把指挥权交给玻利瓦尔，隐退于法国海滨，选择被历史遗忘。沿着圣马丁的脉络，《瓜亚基尔》中的阿根廷历史学家放弃编纂玻利瓦尔书信的机会，显示出高于犹太历史学家的伦理力量。除去几个著名的反例，退隐在博尔赫斯笔下何其常见：像《特隆》结尾，在整个世界选择特隆语、西班牙语行将消逝时安然翻译托马斯·布朗的诗句，且不思出版；像《布罗迪报告》中的罗森多·华雷斯回避挑战，选择遁逃；像《人种志学者》的美国学生默克尔洞悉印第安人部族的秘密，却不肯回到校园发表学术论文；像《神的文字》中的阿兹特克祭司，从美洲豹身上彻悟了神的话语，却不再计划重建帝国，也忘记了自己是谁。当然，死亡是终极退隐，正如1874年10月12日的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那样，身披白色斗篷，夹在两军之间迎接死亡，不卖主，不背友，而且忠于自己的文字，哪怕诺言已过了时效，哪怕双方都将其视作叛徒。当后世的作家博尔赫斯提笔写作时，脑海中预见每一次行动必将带来不可计数的后果、每一篇传世文章都将迎向无限分岔的阅读，他怎能不谨慎动笔，迟疑着不愿写出超过十页的文字！
这种反复出现的斯多葛主义式的抉择，让我们能依稀触碰博尔赫斯写作中那些“最原初的实体核心”。虽然故事被放置在遥远的波斯、冰岛或爱尔兰，但博尔赫斯所欲分享并自由讨论的话题，仍旧是思想纷争、个人与体制关系等各个时代知识人都无从规避的问题，只不过这些内核需要阅历才能体悟。正如《叛徒和英雄的主题》，在揭示了制造英雄的文学机制之后，提示我们社会终究需要一种叙事，有效的叙事创造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即社会各阶层能够分享、相互协商的共识和秩序。但读完这则故事，我们不由得质疑，是不是所有共识和秩序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叙事而已？这种对秩序的质疑、对认识模式的悬置，让博尔赫斯的故事获得了福柯和德勒兹的激赏。然而，当瑞安最终破解诺兰仿照莎士比亚的剧场设计和历史叙事，选择闭口不谈，洞悉却不去干预这种叙事，再次选择隐退。这一点又合乎右翼对博尔赫斯的观察：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选择便是，让绅士们去经营政府吧，祛除庇隆主义者带来的混乱。
作家隐退方案最极端的写照，或许是短篇集《沙之书》中的《倦怠人的乌托邦》。故事发生在凄冷、孤寂的未来，政府已废弃不用，“加拿大”或“共同市场”这类空洞的共同体解体，报纸和印刷被取消，人们为了避免纷争而重拾拉丁文，每人需要的文学艺术需要自己创造。回顾过去，乌托邦居民惊叹于过去的人怎么那样愚蠢，广告重复说商品好，众人就信以为真，虽知金钱或成功与幸福无关，却还要永不停歇地攫取。博尔赫斯在文中所描绘的70年代初的“过去”已接近哲学家韩炳哲所勾勒的“倦怠社会”。《倦怠社会》一书告诉我们，当代的功绩社会鼓励人把自己看作拥有绝对主权的个体，总是提供过多的肯定性，主张实现更加理想的自我，结果却把人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变得日益消沉疲惫，甚至自我攻击。可以说，博尔赫斯针对倦怠社会构想出了一个千年后的“倦怠人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厌倦了每日像蜂鸟一般奋力振翅，为赢得功绩和肯定而焦虑，那里一切都退回到极简方案。
鉴于极简方案的乌托邦尚未到来，我们不妨从当下语境重读博尔赫斯这首题为《正直的人》的诗作：
一个像伏尔泰希望的那样栽花种草的人。
感谢人世间有音乐的人。
欣喜地发现了一个词语的来源的人。
在城南的一家咖啡馆里默默下棋的两个职员。
在思索用色和造型的陶工。在诵读某首颂歌的最后诗节的女人和男人。
抚摩睡着了的动物的人。
为别人或者愿意为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辩解的人。
感谢人世间出了个斯蒂文森的人。
宁愿别人有理的人。
所有这些人，他们互不相识，却在拯救世界。
在纷争面前选择积极的隐退，投入到自作经营的状态，不愿将执念强加于他人和世界——对于我们这些博尔赫斯的当代读者来说，这不啻为一种无英雄的英雄主义。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