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如何和谐共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生态的失衡及持续性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作家们试图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今昔比照的模式和多元的艺术形式揭示严峻的现实。这些作品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并要求人类遵循自然伦理的规约，召唤一个“物我两亲”而又可持续发展的美丽新世界。
在中国生态文学写作谱系中，少数民族作家是一支活跃的生力军。早在20世纪80年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等作品在深层勘探民族文化根脉的同时，就以忧心忡忡的言说姿态，揭示出盲目追求物质享乐思维下人性的畸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作家对生态危机的体察和书写是具有前瞻性的。学者王静在专著《人与自然》中曾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写作作为一股未被命名的涓涓细流，首先兴起于民族文学。他们并非为响应西方的生态思潮而生，而是承袭着从口头到书面几乎从未断流过的古老民族文学传统，但只有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后，这股细流才闪动出光芒和生机来。”事实上，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写作既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继，又离不开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理论的滋养。这种驳杂混融的生态文化思想，构成了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精神格局。可以说，民间文学的滋养和边地生活的经验，使得少数民族作家具有生态写作的优势，而其作品则为当代生态文学提供了别样启示。
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滨或崇山峻岭间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休戚与共的地域和环境分外依恋
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中从来不缺乏神秘性因子，而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中，亦洋溢着浓郁的神秘气息和对自然伟力的敬畏。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草原、沙漠、海滨或崇山峻岭间，在贴近大自然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作家们对休戚与共的地域和环境分外依恋。因此，在下笔为文时，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与故乡、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情感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扭转了近代文学以人类为中心的偏狭，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更不是万物的役使者和剥削者，而是与天地神同源共祖的一员。在万物皆亲人的观念指导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学试图引发人们对工具理性和发展主义的省思，从而遏制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生态的持续性恶化。
土家族作家徐晓华的散文《那条叫清江的河》是对大自然神性之维的书写。清江河边的乡民对天地万物博爱虔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对神奇的大自然充满感激和膜拜。而如果人们没有遵循自然伦理并触碰禁忌时，往往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在彝族传统生态伦理的熏陶下，吉狄马加的诗歌深情地吟诵出对自然生命的灵性感应，展现出大凉山深处人与生灵近乎泰初的纯真状态。而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银狐》中，老银狐将一心求死的珊梅挽救回来并悉心地照顾，此后，珊梅和银狐结成命运共同体，在大漠霞光中相依相偎。类似不确定的、传奇的、神秘的故事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中屡见不鲜。这种带着神秘生活样态和浪漫色彩的书写，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生态写作中存在的理性有余、艺术性匮乏的弊端，表现出对世界和生命的诗性理解与把握，并为生态写作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审美趣味。
在质朴、谦逊地面对宇宙万物的同时，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并没有遮蔽商业生产与组织模式对自然的掠夺及其招致的灾难性后果。藏族作家阿来的《空山》以哀婉的笔触叙写了机村周围原始森林被伐殆尽的伤怀往事。森林的消失，生态的破坏，使得机村的民众在水土流失和泥石流频发的灾难中苦不堪言。回族诗人马占祥的《周家河湾村》揭示出生态恶化后家园的破败和生灵的彷徨无依，“村边的河流早已干涸 河床呈现了/去年断水的陈迹 卵石 几丛芨芨草/被风收留 地麻雀飞得过分慌张/——它已找不到崖畔下邻水的家园”。此外，满族作家叶广芩的《老虎大福》、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长满虫草的心》、仫佬族作家廖润柏的《八月，干渴的荒野》、普米族诗人曹翔的《家乡的泸沽湖》等作品，均以不回避的勇气揭示出生态恶化的悲剧性后果，直接向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发出了沉重的拷问。
为了引起读者对生态严峻情状的关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在文本中惯于采用“最后一个”的模式设置，这些作品内嵌着作家对现代化野蛮切割生态链的忧虑和悲悼，显现出环境失衡和文化失落的双重苦痛，并促使我们深刻反思过度、无序的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态自然的损毁。
心怀大自然的少数民族作家，身处喧嚣的都市也能随时随地对大自然进行抒写
20世纪以来，媒介融合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形态和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人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因之发生了全方位变革。互联网、智能手机、微信、短视频、网络游戏的迅猛发展，在丰富大众生活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中致使人与人、人与大自然间的关系日渐疏远。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广大人群，他们与自然接触的机会急剧减少，这种情况很容易招致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贫乏，进而对生态危机缺乏必要的体察，对生态灾难容易滋生出麻木和冷漠的情感。说到底，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与每个生命体息息相关，人类只有切实地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才能与自然结成痛痒相关的统一体，进而深思世界的结构和我们活动的意义。
美国作家桑德斯在随笔集《为自然说一句话》中认为：“在我们生活中大多数时候，自然像被镶上了窗框，就像录像的屏幕、照片的白边一样是以镶着边框的状态显现的。另一方面，自然的有机的网眼已经深入到我们内部，而我们却几乎感觉不到。”桑德斯所批评的现代人对自然疏远和无感的倾向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群中尚不普遍。少数民族作家身为“大地之子”，对自然的关注是恒久而全情投入的。作家们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体验，有意识地呈现出外部世界与人的情绪、身体的关联。对野生生命和自然事物的观察描绘，恢复了现代人普遍压抑的自然神经和心灵触觉，从而奠定了人与自然重新沟通的可能性。在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写作中，作家们尤其注重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间的情感关联，认为每一处自然风景和每一个动物植物都有其独特的魅力，都与我们的生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意思是说，山林川泽等自然景物，是引发作者文思的宝库。而对心怀大自然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即使身处喧嚣的都市环境中，也能随时随地与大自然发生情感共振。他们在作品中强调了自然万物拥有独立的价值和自由生存的权利，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应包含在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内。尤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关注生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带有知性和抒情性的意味。如苗族诗人张远伦的诗歌《三尺之上》在人间生活中守望神性的自然，以旷达笃定的心性体悟动物与人类命运的交相辉映：“抬头在鸟鸣之处，低头在市井之间”；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的散文《工厂捕食者》则通过连类取譬的方式，实现了物我的混同——“有时我在湖畔西街遇到我丈夫的同事，会忍不住想象他们从前是干什么的，会不会也有蹲墙角的经历，会不会因为搬一树盆景改变命运。……我想到悬崖上的树，它们在峭壁的缝隙中生根发芽，有向阳的秉性，也有孤独封闭的性格，它们在忙于输送养分的路上，最喜欢寂静的、不受干扰的生长环境”。在脱离了野生自然的环境里，作家通过想象和感觉生态的复活，以细腻的情感和平等的姿态将人类的艰难彷徨与树的坚韧孤独重叠在一起，挖掘出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且提供了丰沛而鲜活的民间经验。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号召读者要像哥伦布一样，“去发现自己内部所有的新大陆和新世界，不是拓展生意，是开拓思想的新的水路”。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恶化不仅是自然界面临的危机，而且是人类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外在表现。面对失根的悬浮感和虚无感，人需要恢复其生态本源性，并遵循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在心灵深处敬畏自然，用爱、理解、诚恳和热情去感受世界和万物，从而在生命的辉光中安顿肉身，实现心灵的抚慰和灵魂的扎根。
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作品大力倡导同感共情的生态伦理
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作品显现出对人类与自然界新型关系的定位与思考。作家们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揭示出人类与自然共生的事实，发出了从人类中心迈步到生态中心的激情呐喊。
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通过回望传统和浪漫想象，艺术地表现了人类与自然共生的可能性。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驯鹿之国》《饲狼》等小说，描绘出草原民族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生存图景。譬如，芭拉杰依在寻找驯鹿的过程中不断地救助陷入困境的小狍子、梅花鹿、渡鸦和小狼等。而在善良的人们遭遇险境时，这些动物往往能帮助他们摆脱自然困境或恶人的侵扰。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正是在人与动植物的相亲相爱中呈现出草原游牧民族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关系。
扭转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平等地看待非人类的生命和自然。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对人类来说意味着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其转变的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少数民族因独特的民间文化基因的承继，倒是颇为顺畅地认同万物平等的理念。藏族作家万玛才旦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即是这种观念的生动演绎，当货车司机的“我”将不慎撞死的羊超度完后，在如何处置死羊的问题上，“我”和乞丐因认知的不同发生过争议。乞丐认为羊给他吃和给秃鹫吃是一样的，但“我”认为乞丐是一个人吃，而给秃鹫是很多秃鹫吃，是不一样的。最终，“我”决定还是把羊喂给秃鹫，这一想法也得到了老僧人的赞许。小说以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宣告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生命之间的等级秩序被消解，显现出人类与自然界新型关系的缔结。苗族作家完班代摆的散文《牵着鸟的手》将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美好图景徐徐铺展。散文叙写了在尧上这个仡佬族村庄中，鸟类在明媚的山水间自由地飞翔和繁衍。它们不必担心罗网和陷阱，也不会遭遇突然的捕杀和伤害。淳朴的村民们自觉地爱鸟护鸟，对它们施以“同类的友爱”，并通过举行“敬雀节”的仪式赞美鸟雀的婉转啼鸣，感谢它们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这是一种与人类中心主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它凸显出人类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和敬畏，有力地表现了人类与自然共生的可能性。此外，在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父亲鱼游而去》《寻找巴根那》《青鸟》等小说中，人可以幻化为鱼、羊、鸟等动物，并在生命的轮回中实现重返大自然的祈愿。这些“变形”和“幻化”的故事喻示着人类中心的瓦解，世界上所有的物种都在循环往替中维护着大自然的平衡，生命于是向无限的可能性展开。
总之，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作品不仅强调了生态文学的理念原则，而且大力倡导同感共情的生态伦理。虽然从人类中心抵达生态中心注定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跋涉，但只要在路上，就意味着我们追求的星辰大海和万物和谐的诗意栖居有变为现实的可能。
（作者：乌兰其木格（蒙古族），系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9MYA08〕阶段性成果）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