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高中 周海滨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季羡林两位中国学界巨擎携手西去，举国怅然。二老生前严于治学，为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二老为人谦谨坦荡，淡泊名利，高贵的人格令人敬仰。在现今这一迫切需要真正大师的时代，二老的辞去不能不令人悲切。

　　逝者如山。我们悼念二老的最佳方式，当是继承和学习他们的治学之道与为人风范。

　　记者专访任继愈的挚友、子女——

　　他们眼中的任继愈

　　“我觉得，任先生的诗‘天风海浪任悠悠’，最能概括他的一生。”

　　2009年7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刘天寿对记者说。刘教授今年整80岁，他与任继愈、冯钟芸夫妇有着59年的深厚感情。

　　刘教授说：“任先生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是任先生的自家人”

　　刘天寿授教回忆起与任继愈夫妇半个多世纪的密切交往，感慨万千。

　　那是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初期，全世界华侨华人都倍感振奋。1947年，18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刘天寿毅然辞别父母，只身一人回到中国，立志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1950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任继愈的夫人冯钟芸是他的班主任兼写作实习课老师。从此，他与任继愈夫妇结缘。

　　1951年，刘天寿得了很严重的肺病。当时这种病无药可治，医院不愿意接收。后来经过老师冯钟芸再三请求，医院也考虑到他是归侨，在国内举目无亲，勉强同意接诊了。

　　孤零零的他就这样在医院一躺就是8个月。这期间，刘天寿得到了任继愈、冯钟芸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冯老师不但给他垫付了医药费用，还承担了护理的重担。在老师的精心照料下，他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从此，刘天寿把任继愈、冯钟芸夫妇视作“恩师”，他们夫妇也把刘天寿当做“自己家里人”。每逢节假日，刘天寿都会被老师邀请到家里做客。

　　这样的交往一晃维持了59年。

　　刘天寿家常做“十香菜”，这是江苏民间过年时候才做的一种佳肴，工序十分繁杂，味道也很可口。任继愈先生很喜欢吃。刘天寿就每年都让老伴做几次，每次做出来，先给任继愈先生送去。直到任老去世前两个月，他还送了一次。

　　刘天寿的夫人余钟惠对记者说：“任继愈夫妇是我们家一辈子的导师，我们有什么事都找他们商量。”

　　在刘教授的眼中，任继愈先生是一个平凡、普通但又特别伟大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他用他刚毅的性格奋斗了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卓越的。”

　　作为一个大学者，任继愈先生热爱思考问题是出了名的。在他小时候，每当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时，他心里就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

　　这一点给刘天寿教授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教授喜欢球类运动，尤其喜欢打乒乓球，任先生也喜欢体育。乒乓球常常成为他们交流的话题。他曾经非常正式的建议刘天寿去研究写作一本书，名字他都想好了，叫“中国乒乓几十年”。

　　刘天寿教授对任继愈先生洞察社会的敏锐能力也大为折服。早在1996年，刘天寿受一家杂志主编之托向任继愈约稿。当时任先生在他的书稿“21世纪——一个文化交流的世纪”中就谈到，21世纪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的主题将是观念和文化的深层次交流。刘天寿教授说，现在的发展趋势证实了他的观点。

　　任继愈先生一生关注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就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刘天寿去任继愈先生家。任先生对他说，香港经济很发达，各方面都很好，但就是缺少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他希望刘天寿牵头，动员各种力量去香港办一所大学。刘天寿曾经十分积极地去完成这个任务，但终因多种原因而夭折，成为刘天寿教授心中的一件憾事。

　　任先生在学术上鼓励思想自由、百家争鸣，从不以大师名望去强推自己的观点。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社会反响强烈。当时刘天寿上门请教任先生对于丹的观点有何看法，任先生没有表态，只是说：“诸子百家，大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讲，争鸣嘛！”刘天寿认为，于丹讲庄子时，太过于强调庄子个人心灵境界的开拓，有点太强调个人的价值观了。他问任先生：“把个人的内心看得太大了，是否妥当？”任先生还是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也快八十了，够成熟了，今后能做独立判断，不要总说请教。”

　　“我像对父亲一样对他”

　　著名女作家张曼菱与任继愈先生可谓“忘年神交”。她对记者说：“八年来，我就像看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看着他。”

　　张曼菱是《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等节目的总撰稿人，也是第一位上《时代》封面的中国女作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当时任继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也身在队伍之中。这次“旅行”行程 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这个年轻人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

　　2001年，张曼菱为了记录西南联大的历史，开始逐个采访在世的联大老人。任继愈也是其中一位。一经长谈，任先生就喜欢上了这个性格率真、学识渊博的才女作家。“任先生说我的笔法有点野，他很喜欢，”张曼菱说，“他说‘你就野下去，不要拘泥于条条框框。’”

　　张曼菱每次与任继愈先生聊天，都无拘无束，倍感轻松。而任先生也很乐意和她交流。她了解到，任继愈先生在那次长途“旅行”中，深刻地接触了中国底层社会，了解到中国农民的民族气节。尽管非常穷困，但即使是土匪，只要谈起抗日，也会同仇敌忾。尤其是云南农民的耿直不阿、舍生取义的性格给他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曼菱说，任老可能是在同为云南人的她身上找到了这些痕迹。

　　有一次，任先生打电话给她，点名要她帮助找一个云南籍保姆。“他喜欢云南人耿直倔强的性格，他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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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继愈也确曾领教过张曼菱的“民族脾气”。有一次，张曼菱来看望任先生，看到他喜欢喝绿茶。回到云南后，就买了一些给他寄了过来。但她没有想到，等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老爷子对她大发脾气，批评她说寄茶叶太多了。

　　张曼菱也很生气，回去就给任继愈写一封言辞激烈的回信表达不满。但她没有想到，再见面的时候，任先生不但再也不提茶叶的事，反而对她更加热情，从此再也没有对她发过脾气。

　　更让张曼菱感动的是，在去年西南联大7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任继愈先生将自己珍藏70年的两枚西南联大校徽送给了她。“我昨晚知道你要来，专门找出来送给你，你对西南联大有贡献。”任先生说。

　　张曼菱直到现在还在自问：“大家都知道这校徽是任先生生命的一部分，我承受得起吗？”

　　“父亲要求我们诚恳做人”

　　任继愈家可谓是北大世家。他和夫人冯钟芸是北大教授，他的儿子任重、女儿任远都毕业于北大。任重如今任职于北大研究生院，而任远则在季羡林门下毕业后，在加拿大任教授，女承父业，传播中国儒、释、道等传统文化。虽然出自名门，但是任继愈子女身上只有朴实率真之气，没有丝毫纨绔之风。

　　谈起父亲，他们不约而同的说，父亲从不要求他们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品质。这和他一生注重教育，秉承教育为塑造人的理念相符。

　　任继愈一生诚恳待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每次接受采访都要穿西服、打领带，与人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无论时间多长，他始终会挺直腰板，双脚合拢，双手置膝，保持十足的精气神。

　　他还十分重视历史。老人曾在给任远的信中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他还多次嘱咐正在读大学的孙子学习历史。“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国家还怎么发展呢。”

　　在任远、任重看来，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人。他的责任心不仅仅体现在家里，更是在对别人和全社会。

　　虽然年逾九旬，任继愈先生仍然对自己的学生尽心尽责，他会一字一句去修改学生的论文和出版物，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他历经15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本不是他的业内工作，但他始终对家人说，国家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负责，他就一定要做好。

　　为此他兢兢业业、尽心尽责。尽管右眼已失明多年，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任老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还坚持到国家图书馆去上班。

　　任远对记者说：“父亲作为一个终生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重新写作中国哲学史，把自己后半生的许多重要新观点都放到书里，但为了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至今也没有时间去写，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记者手记

　　他们就是这么可亲可爱的老人

　　7月11日某时，刘天寿教授在看电视。屏幕字幕播报了任继愈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看到后禁不住大叫一声，随即打电话和任先生的儿子联系，确认了噩耗。

　　刘天寿这样总结他的恩师：“先生一生刚强，他以顽强的毅力在学术界、教育界奋战了一生，硕果累累，光照人间；在与病魔战斗中也很坚毅，他在闭目中仍勇敢斗争着，谱写一曲永远不停的战歌，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勇士，一个大写的‘人’。”

　　只要一谈起任继愈、冯钟芸夫妇，刘天寿教授就会感慨万分。记者也为老一代人对真情珍重的精神感动。人人都曾做人弟子，也都有老师。但是能够尊重老师一辈子，直至到去世的人又有多少？

　　老一代人身上还有更多的珍贵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一辈子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地现身事业，虽然身为大学者，待人谦逊热情，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样子。

　　就在去世前两个月，任先生还仍然坚持星期一、星期四上午去国家图书馆上班。每天仍然坚持四点起床，工作到晚上八点。

　　作家张曼菱不但和任继愈是“忘年神交”，和季羡林先生也非常熟悉。一次就在季先生住院期间，她到医院探视。她戴着一副大墨镜，一进门，就冲着季先生喊：“知道我是谁？”季先生淡淡地回答：“不就戴着墨镜！”

　　今年4月份，她再次去探望季先生，当时季先生已经无法睁眼看人。她趴在季先生耳边同样问“我是谁”，季先生说：“南国丽人！”

　　张曼菱对记者说：“他们就是这么可亲可爱的老人！”

　　季羡林：还是带着桂冠离去

　　2009年7月11日上午，在北京仲夏闷热的空气里，学术大师季羡林，带着他那如空谷传音般旷远绵邈的思想，驾鹤西去。天堂里，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他钟爱一生的印度梵文。

　　继钱鍾书、钟敬文、启功、林庚、王元化、任继愈之后，又一个大师遽归道山，绝尘而去。

　　1911.8.6—2009.7.11，容忍而温和的季羡林走完了漫长而淡泊的一生。

　　不戴“国学大师”的桂冠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其实，他是大师，不是国学大师。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是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分别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他说，“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对于国学，季羡林显然是没有倾其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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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被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说，“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然而，辞世的季羡林，还是没能摘掉这顶桂冠，“国学大师”称号频现于媒体和公众悼评中。

　　季羡林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在印度古文字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领域的研究高度，当下无人企及。但是，非要给“大师”戴个帽子的话，那应该是“印度学”、“东方学”而不是“国学”的帽子。当然，看淡名利的季羡林，并不关心这顶帽子的高度，他不喜欢这种“黄袍加身”的感觉。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美国《侨报》对此评价说，与季羡林相比，当下余秋雨、于丹等“大师”做派不足一论。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作家、书画家、经济学者一概皆作“大师”状，以致“大师”称谓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与“专家”、“博导”一样饱受舆论诟病。

　　但是，自称连“国学小师”都不够更遑论“大师”的季羡林是有国学深厚功底的。作为泛“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人，季羡林前后的那一代学人都是中西学兼修的，病榻上的他还能背诵几百首古诗和几十篇古文。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前清状元王寿彭是当时山大校长。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古文水平极高。季羡林的国学之路由此起步。然而，1930年，季羡林考入的却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让他对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很快就被复杂的人事关系弄得十分不堪。这时，冯友兰代表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合同，季羡林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

　　1935年，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德国是当时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国家，汇聚了世界知名的梵文学者。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西欧各国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留德十年”，他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至此，季羡林学涉中西，但他还是自认为不足以忝列国学大师之列。

　　大师之交

　　“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季羡林的人生际遇与国学大师们交结在一起。这些或师或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了季羡林一生。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季羡林的人生态度，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影响季羡林的学术态度，而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冯友兰、胡适、汤用彤、陈寅恪，让季羡林常怀有感恩之心。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先生将他力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傅斯年告诉季羡林，按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给副教授职称。一个星期后，汤用彤告诉季羡林，他已转为正教授，北大还专门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

　　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有了密切的接触，在季羡林眼里，胡适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为一时俊杰，对胡适极为敬重。季羡林的学问之道，也让胡适对这个后学偏爱有加，直至晚年还曾评价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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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季羡林以88岁高龄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行三叩大礼。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从“留德十年”到“文革十年”，季羡林经历了太多，从妻儿分离到自杀未遂，思绪如惊涛骇浪，自是五味杂陈。

　　1962年胡适猝然逝世，季羡林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季羡林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为昔日先生说话，季羡林终于有了说话的勇气。之前，在一系列批斗面前，他始终保持沉默。

　　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季羡林说，“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良心，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表达了对恩师和人生领路人的敬意。

　　四年后的1999年，季羡林在胡适墓前感怀，忆起“伯牙绝弦”的典故，“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这8个字是季羡林给自己的评价。

　　未了的“大国学”

　　“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行至暮年的季羡林先生，视线一度从东方学转移到了国学。

　　季羡林不是自己要扎到故纸堆里研究国学，而是振兴国学，2007年3月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而中国化了的成果。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时期，从黄侃到章太炎再到吴宓。三位先哲的观点综合起来，国学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优秀的中国学术文化全体。但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

　　季羡林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俗成的概念，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德国俗语，意为不清醒的人），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

　　季羡林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为‘华学’（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季先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晚年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慢慢融合的过程，是各个民族和地区一起缔造的，也是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沟通一起形成的，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说，相对于西方化概念的“东方学”，季羡林研究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意义上的“大国学”，季羡林“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与西方人的东方学，立场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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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国学”提出了，传承人是谁呢？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季羡林历经了千回百转的人生。他宣统三年出生，经过清王朝、袁世凯的洪宪、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到解放，走过“文革”，走过改革开放30年??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季羡林为学术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也经历了师友亲朋不在的孤寂和丢画事件的纷扰。

　　100虚岁的人生，季羡林身边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夫人、女儿、女婿都在十几年前去世，与独子的关系也是断绝13年，直到季羡林生命的最后半年，父子二人才重归于好。多年来，最让季羡林怀念的就是他由“老祖”、妻子和他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1995年季羡林在《我的妻子》一文中说，“1962年，老祖同德华从济南搬到北京来。我过单身汉生活数十年，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个家。这也是德华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季羡林所说的“老祖”，是他叔父续弦的妻子，而叔父是当年倾注全力支持季羡林读书的人。

　　1994年夫人去世后，季羡林说，“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老朋友也不在了。“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在大陆，胡乔木、臧克家、沈从文等也都先他而去。季羡林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在他去世前一天，他用毛笔写下“臧克家故居”五个字，算是对多年老友天人一隔的慰藉，第二天一早便就会友而去。

　　在半年多前，围绕着季羡林身旁的新闻都是诡异的“季羡林丢画事件”。因为丢画事件，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被世人尊重的老人的凄苦之处。

　　关于丢画事件，季羡林事前并非不知情，但还是选择了忍耐，一如他面临的历次风波。因为季羡林说过，“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而“真”是季羡林先生识人交人的标准。他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