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昕的新著《文明与法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副标题命名为“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可见其对此问题的思考之深。

　　诚如作者所言，“法治”乃是一个“大词”，自近代以来就一直考验着中国人。在书的开篇，作者即为这些“大词”祛魅，认为其不过是内生于西方文明土壤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能不经任何改造地适用于中华文明的土壤。既然中国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文明土壤，那么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活方式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品格。
 
　　在作者的隐喻中，文明与法治是土壤跟种子的关系。那么什么是西方和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的文明核心所在？两种文明的基因信息分别具有怎样的优势和弱项？作者围绕“契约—统一—和谐—同归”这四个关键词，用四章笔墨对中西文明土壤进行了纵横捭阖的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的钟摆”的内在驱动力，详尽回答了上述问题。认清了土壤特质，法治的种子在中国该如何耕种？也即怎样的法治模式才属于中国？作者在第五章开篇就提出两个基本判断：“将契约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代中国需进行的补课）；“中国法治需要一种政治向心力”（这是中华文明不可抛弃的基本内核）。两个判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综合比较台湾、新加坡、香港三个华人社会的法治模式，就成为两个判断的证明和参照。作者还提出监督权和民主相结合的若干构想，促进中国文明健康发展。为了明确这种突破性努力的全观视野，我们的确可以将其叫做“法文明学”。

　　这本书直接源于作者为当前领导干部开设的一门课程《领导干部的法律思维》，作者就职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作为国家级干部培训机构的教师，具备由国际经济法学博士、法官、金融企业法律顾问等综合而来的学识经验，由一门课催生一本书，这叫人不由地想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书与课都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