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桑永海

    近读“争鸣台”专栏载王永军《当文学脱离苦难》一文，感到作者确是触及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作者关于“人类精神上的苦难更为可怕”的阐述也是发人警省的。但就其全文来看，有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很有辨析一下的必要。

    首先，苦难，在文学创作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尽管作者也谈了一句“苦难的确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接下去经由作者一番“真命题”、“伪命题”、“必要条件”之类绕来绕去的分析，实际上把苦难在文学产生中的重大作用给模糊几近消解了。

    其实，翻翻中外文学史，大多都是历史大转变、社会大动荡、空前大苦难、自由精神大发扬的时期，往往是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黄金期”。这一点已有大量文学现象和经典作品为证，早已有许多经典作家的论述在前面。虽然不可绝对化，但是作为文学产生的一般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是应该正视的吧？不然，我们怎能解释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离骚》、《史记》、《红楼梦》和鲁迅的《呐喊》？为什么前几年有人提出“欣逢盛世要写出超越《红楼梦》那样的作品”，让人们感到可笑？

    当然，在相对的稳定期、和平期，作家也并非无可作为。即如改革开放30年，历史转型经历的深刻变化、各种深层社会矛盾微妙而激烈的碰撞、国民精神思想感情曲折复杂的遭际，也是世所罕见的。这都说明人类的忧患困顿痛苦是恒在的，作家仍然大有用武之地，江山“待”有才人出啊！

    其次，更有必要一提的，是作者文中这样一段文字:“众所周知‘文革’十年浩劫时期，人们承受的痛苦是空前的，既有物质方面，更有精神方面，但此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能真正流传于世的却少之又少。”的确，“少之又少”，这是事实。但原因何在？从其上下文来看，作者显然是以“文革”为例，把原因简单归结到他所认为的苦难，并不一定产生伟大的文学这个想法上去了。我认为，这个纯从形式逻辑的推论是虚假的。究其实，如果从文学反映论这个角度说，经历了世界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十年浩劫的民族能够相应产生伟大文学作品才是正常的；否则，倒是不正常的。国情大体与我们相近的俄罗斯，在那种体制下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那样一大批青铜雕像般的作家诗人及影响世界的文学经典。我们呢？八年抗战，十年“文革”，堪与那样的灾难史、血泪史匹配的文字经典在哪里？原因到底何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理性民族应该冷静思考的。怎么可以把纷纭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方法给一笔带过呢？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