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不可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更是不可译的。”爱好古典诗歌的中国人，包括不少作家、学者、翻译家常常如是说，语气中带着七分自豪三分遗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呢？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出口似乎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地道的国货，是真正“由中国制造”的文化产品，所以更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它本来不是为出口而生产的，若不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包装或改装，能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吗？除非全世界人民都学通了古汉语，自己能欣赏并主动进口原装的中国古典诗歌。
国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民族文化产品在翻译和外传的过程中遭遇丢失和变形，可是，他们接受和欣赏起外来文化产品往往轻松自如地“拿来”，很少操心它是原装还是改装。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谈起莎士比亚好像谈论老朋友一样，全然不操心那是在中国和汉语中几经变形的莎士比亚。变形即是新生！是啊，变形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于1616年在英国死去，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投胎转世，生生不息。
哈佛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时常有中国学生学者以不相信的口气问他：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理解中国古典诗歌？他总是反问道：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他深为感慨地说，“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
“苟日新，日日新”，“新则久”，这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古典诗歌也不例外。翻译承担着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再造新生的职责。面对这个职责，我们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一味以“忠实”为标准，把译作和译者贬低为原作的奴仆。一个好译者正如一个好读者一样，始终是原作者的朋友、知音，为寻求一个新的表达，为一个意境再造新生，一个优秀的译者常常是一个友好的对方和竞争者，正如本雅明所说，译者很可能借用一种新的语言和形式，让原作尚未圆满的意境以另一种方式趋于圆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诗歌的最高境界恰在于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因此，再伟大的诗人，再伟大的诗作，都需要同样伟大的读者和译者的合作。
保存国粹的翻译观强调忠实和“原汁原味”，结果常常忽视了时代读者的要求。比如，有些译者试图忠实于近体诗的格律，采用早已过时的英译格律，削足适履，结果适得其反，既丢弃了原诗的精神，也吓跑了新时代的读者。阅读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几本唐诗英译选，常看到这一类令人遗憾的译作。例如由权威学者推荐的王玉书英译《唐诗三百首》以冗长的八句译柳宗元绝句《江雪》，为了押aabbccdd式尾韵，只好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词语，第6句在一个介词短语之前使用一个蹩脚的“is，”，顿失原诗简洁流畅的意趣。另一本唐一鹤英译《唐诗三百首》的情况大同小异，唐教授使用三个“there be”句式，仅仅传递了没有鸟迹、没有人踪，独有垂钓翁的事实，正犯了古人所谓“落入筌蹄”之弊。两种译作都试图忠实于原诗的格律和字句，却背离了原诗虚实相映、有无相生的意趣。以二书前言中的介绍，两位译者都有英文系背景，以唐诗为“中华文化瑰宝”，其爱国之情和勤奋之志，令人感佩，可是，这样的译作会有读者吗？唐教授的译本标明以外国留学生为读者对象，倘若真有不懂汉语或初学唐诗的留学生读了这样的译作，会不会就此丧失了对唐诗的兴趣呢？
古典诗歌的译者不是古人，他无需为古人翻译，无论是原诗所属的古人，还是译诗所属的古人。事实上，采用英诗传统格律，当代英语读者并不买账。自新诗运动以来，英诗的创作已彻底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翻译也是如此。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帅庞德以自由体译中国古典诗歌18首，大受欢迎，掀起了一个翻译中国诗的热潮，同时也为刚刚起步的新一代诗人输送了外来营养。英国汉学家韦利紧随其后，一反传统汉学家固守英诗格律的观念，采用自由的“弹跳律”翻译汉译。正因为庞德和韦利的翻译观念符合新的时代诗学，他们的译作才能深入人心，中国诗才开始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其中一批译作如庞德译李白《长干行》、韦利译白居易《游悟真思诗一百三十韵》早已成为英诗经典，进入各种权威的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选。这已是英诗发展史和汉诗英译史上的常识和定论。
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考察这些译作的成败，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经受现代英诗运动的洗礼，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接受当代诗学和翻译观念，任何一个译者，哪怕他有再高的英文技能，都无法胜任汉诗英译之职，除非他的译作不以现代英语读者为对象，只是为了闭门造车、自娱自乐。可叹的是，译作没有读者，就好像原作投了一个死胎，即使强行送出去，亦无新生的机会。
无需“送去”，自1915年庞德出版汉诗英译的小册子《古中国》（Cathy）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精神早已被欧美诗人“拿去”，并吸纳到英语诗歌之中，成为其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过来看，借助一代又一代中国译者和诗人如冯至、查良铮、北岛的翻译，外国文学已具有了抹不掉的中国性，现代诗不仅是欧美的也是中国的。这种双向的翻译已逐渐打破了民族文学的壁垒。早在1827年歌德就说过，“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就快要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他早日来临。”
人类进入21世纪，民族文学日益被翻译文学和世界文学所取代。如今，民族文学不在翻译中失去，就在翻译中获得，只有在翻译中获得的才成为世界文学。任何一种古代文学，如果不能借助语内或语际的翻译，与当代诗学保持同步，它就无由参与今日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无法成为未来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让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中国古典诗歌走入世界，让李白和杜甫像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一样，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