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无风之树》，有批评者认为是浑厚之作，也有人“无法忍受其中的单调叙说”；阎连科的《受活》既得到中国“奇书”的称号，同时也被认为其精神“与大地的苦难擦身而过”……近些年来，引起批评界关注和争论的多是在美学特征上有突出创新的乡村小说，论者分歧极大，常常一部作品会同时得到最好的和最坏的评价。而近年来，之所以不断地出现所谓的现实主义之争，也是因为乡土小说在现实原则与审美原则之间一直纠缠不清。

    叙述，现实与审美的双重焦虑

    当研究者、读者对乡土小说中所呈现出的“乡土”形态及其审美形态表示质疑时，它传达出的其实是一种双重焦虑。除了现实的焦虑外，还有就是对乡土小说的审美焦虑。在现实层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90年代技术主义的深化使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内，逐渐转化为各个岗位的专业知识分子，失去了向公共场域发言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也逐渐成为“爬格子”的工匠，对现实关怀呈现出放弃和撤离的姿态。作家失去了“在场”的激情与冲动，失去了文学“载道”的责任感与身份认同。这也跟90年代的文化意识形态有关。

    而后一种焦虑几乎可说是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一种道德焦虑。千疮百孔的现实问题超越了一切对艺术的从容，压倒了艺术者的审视和渴望，读者，包括专业批评者都希望看到、感受到真实的乡村境况。2003年《中国农民调查》在文坛上和社会上的火爆正说明了这一点，它也成为许多研究者批评其他乡土小说的最佳例子，认为这才是乡土文学所应该追求或试图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姑且不论两者之间文类的差异性，我觉得这样的震撼与影响力，使很多研究者认为，乡土小说没有达到这个层面，因为文学中没有一种现实化的描述。

    其实，作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矛盾与焦虑的存在，而是很难在现实原则与审美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村落文化结构、生存结构都呈现出解体倾向，城乡进一步混杂，整个中国的农业经验处于分裂和衰败之中。面对这一状况，作家必须用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美学方式书写出乡土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作家们也在探索新的叙事方法，但很显然，这种探索并不十分成功。经典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概念遭到了挑战与质疑，作家还没有能力寻找到合适的美学方式。“乡土文学”的命名已不能有效地阐释今天中国乡村及乡村与城市之间复杂的混合与纠缠状态。这样的判断固然武断，但却促使我们思考: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书写现代化转型下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境遇，所呈现的状态及背后所蕴含的人类命运？

    批评，西方中产阶级趣味中的失语？

    从另一层面看，读者、批评家的要求里，也存在着时代的审美偏见与批评家的个人批评立场问题。读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时发现，在面对张爱玲与赵树理这两位作家时，批评者明显表现出个人的某种好恶与偏见。两极化的评语隐藏的是评论家不易觉察的中产阶级趣味，而这恰恰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共同背景与思想起源。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普遍人性、庸俗人生的悲喜剧，很显然，这些词语与鲁迅、赵树理是不搭界的，后者小说的关键词是乡土、农民、国民性，是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在西方的现代理论话语体系里面，没有相对应的指称。

    这也使我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当代文学批评视野中，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个性鲜明的乡土作家之所以引起大的争议，除了作品本身的问题之外，是否也与研究者的理论存在着盲点有关？譬如说当代文学批评的资源和理论术语都来自于西方，“本土”美学理论体系处于缺失状态，这是否导致了乡土文学批评的滞后？譬如说批评者审美趣味的中产阶级化与精英化，对乡村世界的隔膜及理解程度的欠缺，等等，都会造成批评的失语状态与某种偏见。

    乡土的未来可能性

    也许，鲁迅命名的“乡土文学”概念和启蒙性逐渐失去它的存在场域，但广泛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不会消失，只不过，其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闰土”，而成为“陈奂生”、“高加林”或“刘高兴”。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中蕴藏着的丧失、矛盾与痛苦，并不仅仅指物质的减少或贫困，而是指民族文化与心理结构的失衡态势，乡村在加速坠落下去，它正朝西方模式与城市范式飞奔而去，仿佛是一个个巨大的赝品。

    而我们的作家和研究者，可能都必须追问:现代化转型对于乡土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对乡村的现实、困境及心灵需求有没有真正地思考与了解？东方式的中国，东方式的审美体系在其中究竟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能否拥有主体性的存在？等等。只有以这样内省的、思辨的目光去面对这一场复杂而影响深远的民族运动，当代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批评与研究才可能有新的发展。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