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出版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概念一直是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核心的概念，这一概念甚至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整套文学话语——说到“新文学”，则不能不提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而可能让当年的发起人赵家璧和其他编撰者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续编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横跨75年，3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也已于日前完成出版。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还能如第一辑出版时那样的耀人眼目吗？
编选时间与当下的接近性，选编的文本是否经典其实仍然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从某一角度而言，五四时期提出的“新文学”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过去与回响，而现在所做的，或许是一种薪火相传，或许只是激起那些回响的追问与反思。
尊重文学史，近看1976-2000
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30卷的任务，在2004年交到了作家王蒙和年迈的王元化手上。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王元化虽然因为身体原因并没有直接参与太多编撰工作，但他依然通过各种途径关切着《大系》的编撰进度。《大系》半个多世纪里的编辑者中，有他的师辈，有他同辈的朋友战友，也有后来者的学生，主持编辑《大系》也许对王元化有着更深远的涵义。中国现当代文学微弱的火光，在这些受尊敬的老一代作家、学者那里小心翼翼地传递。
2007年5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分卷主编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身体日渐虚弱的王元化通过书面形式表达了对《大系》编撰工作的看法和意见。“21世纪已经过去7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回顾‘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文学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多变化、发展。可以说，这20多年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作为一个时代，本身也引起了众多文学爱好者、研究者的关注。”王元化说，“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各个方面，包括思想内容、文学技巧等等，都有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有许多很值得留在历史文献中的内容。”
在提的意见中，王元化特别提到了敏感作家、作品的入选问题。王元化的意见是，“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难题，有些事情必须要考虑周全。另外有些敏感问题，需要慎重。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些作家、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完整。”当《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在70多年前出版的时候，当时的沈从文曾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其中一条是：“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70年后，王老依然提到了选家的个性问题，“希望主编不要过于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应该尽量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尊重文学史上的评价，以历史文献的眼光进行编选，而不是代表个人的观点。”
尊重文学史，尽量撇去政治和个人趣味，《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相对纯粹性也许是它能延续、影响至今的原因，虽然左右之争、个人恩怨不可能完全剔除。
文学多元化，也是正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由陈思和、雷达、孙颙、李敬泽、江曾培、吴泰昌、谢冕、李辉、沙叶新、吴贻弓、秦文君、杨扬、郏宗培等专家、学者任各分卷主编。第五辑共30卷2150万字，收入1500位作家的3000多篇（部）作品，耗时5年完成。各分卷编选者在尊重以往四辑传统体例的基础上，坚持了选文的文献性、文学性、权威性、客观性、包容性。文学理论卷和长篇小说卷的选目等方面，编选者几经周折，多方考虑才审定；此辑增设了微型小说卷和儿童文学卷，使这两大文学样式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文学大系的殿堂；编选者多次研讨又将原“报告文学卷”更名为“纪实文学卷”；《大系》编委会还采纳了众多专家、读者的建议，将散刊于五辑百卷的序跋前言后记集于一卷，即“史料·索引卷二”，便于阅读与研究。正如王蒙在其总序中所述：“文学是我们最生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史’”，是“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
《大系》第五辑收入作品年代始于文革结束的1976年，终于2000年。《大系》收入的后“文革”作品，在当时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主编王蒙说。《乔厂长上任记》、《爱，是不能忘记的》、《陈奂生上城》、《哦，香雪》、《致橡树》、《人到中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慢慢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走向了千家万户，“文学带来的是希望，是振聋发聩，是从此摒弃极‘左’面目出现的封建专制主义，是从今走向现代化，是走向民主、文明和富强的心愿洪潮。”当然文学不只是启蒙和政治的工具，它本质上是艺术。而《古船》、《美食家》、《爸爸爸》、《心灵史》、《动物凶猛》等，“更是不断拓展着情感、题材、手法、想像力的新生面，文学变得多样化乃至陌生化了。”
大多数的读者留恋着1980年代文学“最好的时光”，而在王蒙看来，1990年代的文学舞台才更加热闹、多元，“他们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1949年以来，甚至1919年五四以来，文学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活跃过、多姿多彩过。”“你又不能不承认，是今天，人们写得更深沉也更多样，更风格也更个性，更耐读也更艺术，更人性也更动情，更富有想像力与幽默感，更富有选择与珍藏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是，“（1990年代）也从来没有这样难以概括、缺少聚拢性、缺少方向感，形不成主流、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过。”
在主编《新文学大系》、在小心谨慎地收入当代文学30年代表性作品的这几年，亲历中国现当代文学半个世纪的作家王蒙也深感到，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作品，“似乎越来越缺少高潮了，缺少振聋发聩、精神火炬，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没有聚拢性、煽情性、精神领袖性与‘大师’的弥赛亚——旗帜性了。一种说法在国内直到国外流传开来，说是中国的文学没有成果了，退潮了，恶劣化了，完蛋了。其实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是日益正常了。20世纪最后几年的作品中，时间因素，已经没有当初那么重大了，甚至是越来越平常化、平淡化了。与此同时，市场化的畅销与惊人的效益也成为一部分写家的追求。”而这些文学气质的变化也是文学史，当然也应该成为《新文学大系》2000多万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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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辑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917-1927），最早由出版家赵家璧先生在三十年代创意并主编，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5年印行。第一辑共十卷，收入了新文学运动头十年的绝大多数优秀作品，由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作总序，聘请当时参与新文学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郑振铎、鲁迅、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任分卷编选人并撰写分卷导言。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二辑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的编撰工作于1982年12月启动。社长兼总编辑丁景唐和赵家璧等在京、沪拜访了叶圣陶、周扬、夏衍、聂绀弩、吴组缃、巴金、丁玲、芦焚等前辈作家。丁景唐等还向胡乔木同志作了书面汇报，胡乔木对《大系》的续编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三辑
1991年1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辑（1937-1949）出版。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四辑
1997年12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1949-1976）共20卷全部出齐。在反映建国之后27年中国文学成就的第四辑中，收录了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五辑
新世纪初，经过五年多的筹备，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到王蒙、王元化担任第五辑的总主编，聘请陈思和、雷达、孙颙、李敬泽、江曾培、吴泰昌、谢冕、李辉、沙叶新、吴贻弓、秦文君、杨扬、郏宗培等担任各分卷主编，用三十卷的篇幅来全面展示中国新文学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优秀成果。
观点
张颐武
当下是“新文学”的终结
在北大教授张颐武看来，“新文学”的概念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历史分期的描述，而是一种既有历史分期的意义，又有价值判断的概念。他认为，“新文学”实际上是五四时代开始建立的一套文学体制的总体概括，是“五四现代性”的集中体现。这一文学体制首先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核心的文化想象。正是它所最为充分地展现的“五四现代性”的启蒙和救亡的二元结构提供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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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目标和‘纯文学’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文学’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关系，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部的持续的紧张。在五四的先驱者那里，这两个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当下，“新文学”其实已进入了终结阶段。”张颐武在《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新新中国的形象》一书中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 “新世纪文化”的历史阶段。“新世纪文化”已经从各个方面全面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构架和文学制度。这种转变可以用一家周刊的主题是“新新中国”来表述，中国的历史发生的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前所未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和平崛起”的高端理想已经具体而现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构成了对于“新文学”的话语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大众文化对于“新文学”话语文化中心位置的全面替代和超越。文学已经日益失掉了自己的敏感性，反而是大众文化提供了对于“新新中国”的新的想象。
陈子善
文本的经典化现在很难说
一向关注文献整理汇编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虽然没有参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但他同样关注着《大系》编辑的进展工作。他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1935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做一个历史的回顾，而从研究者角度讲，这也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让别人来评说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还不如让参与者自己来说。所以，鲁迅他们都参与到这项编撰工程中来，现在看来，他们的工作是成功的，确立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重要作家们的话语权。在1980年代以来，我们续编《大系》从主观上看是继续了这个传统，但本质上还是确立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以选什么不选什么来确立文本的经典。现在看来，第一辑中的选编文本基本上都是经典，但之后的几辑选编的文本，有些可以称为经典，有些是失败的，甚至没有人去关注。而到了这最近的第五辑，对编撰者的难度更高，一来时间跨度比较大，二来从时间上离我们更近，选编文本到底怎么样？能否使他们经典化？现在是很难说的，这都得靠时间去检验。”但陈子善认为，现在编撰《大系》的手法和方法应该有所变化，在他看来，70年前编撰《大系》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文献的收集，因为当时历史环境的原因，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很多作品文献几近丢失，而《大系》做了个很好的收集工作。“如今，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那么《大系》的编辑工作应该和以前有所不同。比如，如今《大系》里收入的长篇小说都是节选，我不主张节选，要么全文要么不收。事实上，新时期以来能称得上经典的长篇小说就那么几部，而节选从而节省篇幅收录更多，就有搞平衡的味道了。”
他认为，更要重要的是，《大系》不应仅仅是一个传统的继续。鲁迅当年说，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但时代变了，文学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大系》收入作品的文学标准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考虑的问题。“我记得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也不会流传久远，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巴金在《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小说卷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缘起
观点迥异之大家联合开启《大系》
1935年良友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责任编务赵家璧还是一个青年编辑。在那个年代，汇集当时最重要的作家、学者做这样一份编撰工作简直是个奇迹。还是无法想象，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朱自清等这批文学、政治观点迥异，不时会撕破脸吵架的文人是如何心平气和地做同一份工作的。
1930年代初，左翼文学兴起，文学与政治日益纠结，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阵线明显分化。赵家璧邀请参与《大系》编辑工作的多位名家中，尽管政治倾向不同，有的甚至彼此对立或有人事的纠葛，但在参与和支持《大系》的编辑出版这一点上，态度又都是一致的。这些人当仁不让地接手编辑工作，没有丝毫虚伪和客气。胡适说：“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撰，我当然不能推辞。”周作人更是不客气，在散文卷导言中，他借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鲁迅是实事求是的。他在小说卷导言里首先指出：“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读者的心。”当然政治的干预又不可避免，比如诗歌卷原拟邀请编辑是郭沫若，但因为郭沫若指名道姓骂过蒋介石，所以被当时的审查会否决了，最后临阵换上了朱自清。
赵家璧当年提出《大系》的编辑设想是希望“把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间(1917-1927)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主要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替他整理、保存、评价”。《大系》的出版得到了文化界、文学界的广泛注意，被称为当时出版界的“两大工程”之一（另一“工程”是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大系》本意是保存文献，但因为聚集了新文学先驱者，他们选择作品的眼光和写作“导言”所体现的不尽相同的文学史观点，形成了复调的对话，使《大系》成为一个高等级的又能容纳众说的文学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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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十卷本的大书，是新文学第一代名家联手对自身所参与过的新文学历程的总结与定位。《中国新文学大系》按文学理论建设、文学论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索引分类编选，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作各集导言。《大系》为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其各集的“导言”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眼光和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
当然，《大系》出版后也不乏批评者，比如沈从文，他说“比如郁选散文全部十分之六以上是周氏兄弟文章，分量上不大匀称。周选小说有抑彼扬此处。洪选戏剧或因对北方情形生疏，导言对李健吾、万家宝最先演出成功不提及，或因私人爱憎，对熊佛西批评，有意抹杀一点事实。”有趣的是，当时沈从文在批评文章中还提到，《大系》必须解决版权问题，他说：“对原作者版权问题应解决。一般选本虽有选上完事作者从不过问的习惯，这种选本却不能那么马虎了事。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给版税？”在去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的一次内部工作会议上，最让与会编辑们头痛的也恰恰还是版权和版税标准问题。也许，这也是文学的另一个传统。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