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级干部。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邵鸿在政协大会发言中，痛陈大学行政化倾向。 

　　一种共识捅破了窗户纸:大学“去行政化”，是大学精神回归的一条必由之路。

　　怪：大学怎么像官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正如《大众日报》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由于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也决定着大学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用能力，不少大学为此在“评级”和“谋权”中想尽办法。

　　“官本位”的后果，是大学像官场。一方面，高校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熊丙奇将这种现象戏称为“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重点实验室、评估、评奖等手段，使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

　　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高校，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无法混而为一。

　　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忌急功近利，而“官本位”的校园氛围使许多优秀的学者“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大量的会议、人事等事务缠身，而用于教学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严重破坏了优秀学者的发展环境。因此，《山西晚报》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本位是大学的毒瘤”。

　　李冬玉委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评论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高校行政管理的意义，在于其服务学术的作用。但日趋行政化的过程中，管理活动既成为手段，也成为目的，并取代学术活动成为大学的核心。由此衍生出诸如“官本位”、“权力至上”等与现代大学精神相悖的现象。

　　议：“去行政化”乃大势所趋

　　高校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不应该强化尊卑有序的权力意识。红网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应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淡化高校的权力意识，还高校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这是大势所趋。

　　大学“去行政化”，破除“空降校长”的弊病首当其冲。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年底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换届，什么时候换、换谁，学校里的教授基本无权过问。虽说按规矩，组织部门得走一走“群众路线”，征询若干教授的意见，但教授终究没有决定权。所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说，“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邵鸿委员认为，民主是一种解决公共资源权力配置的方式，因此他力荐大学校长民主遴选机制。行政级别是行政化管理高校的重要标志，应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使其回归学术本位。

　　思：期待大学精神的真正回归

　　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它成立之初将大学定义为“知识的总和”，为后世垂范。在我国，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1919年也提出，中国现代大学不仅应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更要独立自主地创办。

　　五位高校校长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就表示，办世界一流大学，前提是要先办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学，要重拾大学精神。

　　大学如何才能受到大家尊重？徐显明认为，大学要做社会的灯塔，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德性，这是大学的生命，也是大学精神之所在。德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对待历史的责任感，体现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体现在是否能够收藏社会的良心。而这些，都不是官本位的行政化大学所能承载的。

　　巴黎大学助力法国崛起，剑桥、牛津推动英国崛起，哈佛大学促成了美国崛起，而19世纪德国人要崛起的时候，出现了柏林大学。中国目前要想解决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难，同样需要大学的助推。在“大学精神”灯塔和助推器的作用下，才能克艰度难，此时此刻，行政化的大学，实在要不得。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