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作《重访边城》在沪首发，专家称《对照记》是解读《小团圆》的锁匙

    继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在内地引起轰动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趁热打铁，推出了张爱玲生平唯一描写台湾的散文《重访边城》。

　　在前天的首发式上，《张爱玲全集》主编止阉先生以及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解读了关于张爱玲遗作的种种谜团，并表示，《重访边城》中的文章其实是一把解读《小团圆》的锁匙。

　　记述上世纪60年代港台之行

　　据陈子善教授介绍，《重访边城》是张爱玲写于1963年的一篇散文。1961年10月，张爱玲前往台湾，目的是采访张学良，“当时她打算写张学良传记《少帅》，但她始终没有办法采访到张学良，张学良当时还在软禁期间，也不可能接受她的采访。”采访不成，张爱玲在台湾呆了约两个星期，于当年11月去了香港。而《重访边城》记叙的正是这段时间的台湾、香港之行。12月回到美国后，她将经历写成一篇英文稿，发表在一本美国杂志上，在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世纪80年代，张爱玲又以中文重写了《重访边城》。

　　陈子善笑言：“如果缺乏对张爱玲的生平与人际关系的深入了解，看《小团圆》的时候就会对书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背景感到头疼，很难读懂。而《重访边城》中一并收录的自传式图文集《对照记》则是解读《小团圆》中人物与线索的最佳锁匙。”

　　模糊字不以方框代替

　　据悉，《重访边城》的手稿是张爱玲遗物看护人宋以朗发现的，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模糊难辨。在台湾版的发行中，难以辨别的字均以方框代替，但如今在内地发行简体中文版时，则还原了这些难辨的字迹。止阉解释道：“那些难认的字我们根据上下文以及其他相类似的字可以推敲出来，所以这次内地的简体中文版没有用方框代替。”

　　此外，陈子善还透露，《重返边城》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也有差别，并且差异很大。“因为英文版写于1963年，与当时的张爱玲的心态比较贴近。而中文版是近20年后写的，因此感觉与当年的心境离得远了一点。”但陈子善也强调，张爱玲在上世纪80年代重写时的心态已与20年前大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张爱玲解读为一成不变的，她是在变化的。她到美国也是很有雄心壮志的，然而她的英文创作并不顺利，因而只能转向中文写作。其间，她为了谋生，曾经多次为香港电影写剧本”。

　　张爱玲对民俗很有兴趣

　　谈到《重访边城》的内容，陈子善认为张爱玲对生活的观察非常仔细，“她对台湾生活的观察视角独特，对民俗的关心程度甚至已经达到了学问研究的高度。在台湾的十多天里，她深入观察当地生活，尤其对高山族的民间舞蹈很感兴趣，看当地的人民跳舞时曾一度趴在草地上欣赏，她很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东西。”而止阉也感叹，张爱玲只是没把这种对民俗的研究写成专门文章，不然也是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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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善还表示，《重访边城》写于张爱玲晚年，因此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张爱玲晚年的心态以及待人处世的态度，从中可以很明显地体会到她的那种孤独感与隔绝感。

　　遗作《爱憎表》或将出版

　　陈子善向记者透露，张爱玲还有一篇遗作《爱憎表》可能也会公开发行。这篇遗作之所以没发表是因为张爱玲并没有完成。

　　谈到《爱憎表》，陈子善表示这多少与他有点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经到张爱玲在上海的母校，发现了她的毕业调查表，她的独特之处从这张表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她最不喜欢的栏目里填的是‘一个天才女人嫁给了男人’，而最喜欢的栏目里则填着‘蛋炒饭’。”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笔下人物盛九莉对母亲的感觉是恨，但陈子善透露，在《爱憎表》里，张爱玲把母亲归入爱的一栏里，而恨的是父亲。“可以说，她与家人的关系的确很复杂，也能看出她心态上的变化。她对母亲的恨在《小团圆》里发泄完了，后来跟母亲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

　　陈子善还进一步解释了张爱玲与母亲复杂多变的关系：“在张爱玲眼里，母亲管她比较严，而她本身却性格叛逆，因而导致她生活上一系列的变故，包括生活和写作。当然，母亲管她的这种态度其实是我们中国家庭比较传统的作风，因此当她后来慢慢与母亲关系缓和后，我们也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越来越爱自己的母亲。”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