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陆川担任编剧并导演的影片《南京！南京！》于本月22日全国公映。这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视作品，在叙事视角和表现主题上较以往同类题材有很大的突破，以客观直面历史真实的态度，反思战争及战争中的人性。
记者采访时，有观众发问，为何国外表现战争和反思战争的影视作品类型丰富，对普遍人性的挖掘细微、深刻，而我们的影视作品往往类型单一，缺乏撼动人心的力量？事实上，国外的许多优秀战争题材影片都有小说母本，比如表现“二战”题材的《辛德勒名单》《兵临城下》《细细的红线》《兄弟连》等等，反思战争的《铁皮鼓》《朗读者》等等。采访陆川时，他也表示，在创作伊始，他曾想过找合适的文学母本进行改编，但终因“没有合适的”而放弃。
历史条件下的文学选择
纵观我们已有的表现战争等民族灾难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作品所表现的还是正义战胜邪恶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对战争的思考还停留在是否合理的层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张颐武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20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个相当痛苦的历史过程，一直在很深的民族苦难和悲情之中，有时我们不太愿意正面表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正面表现苦难的强度，更愿意表现一种乐观精神，用智力发挥我们的能量，用巧妙的方式战胜敌人，用乐观的情绪来感染读者，这样的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道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杨扬则把这种表达方式形容为“讲给别人听”的诉说方式:在灾难面前，人应该怎么做，故事应该怎么发展；而不是我在灾难面前会怎样，我可能做什么选择。“总是诉说给别人听，这样的话语、声音、强调、视角，决定了我们的文学有这样的传统。”他认为，阅读这样的作品也会有感动，但这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感动，更多是为一种陌生的情景、境遇中人类竟然还有这样的思想而感动。
针对“为什么国外表现战争等灾难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的发问，在杨扬看来，西方文化母体中培养出来的文学作品有非常明确的市场定位，这就要求他们的作品必须跟日常伦理结合紧密，不能跟人们的日常状态游离得太远；而我们的作家较多考虑的是教育意义，就是把人往“高处”拔，这个“高”是与生活状态相比，总希望跟生活保持一点距离。在这样不同的艺术思想关照下，创作者创作的作品肯定不一样。
“大历史观”与严谨精神的缺失
“这些年来有些改变，比如铁凝的《笨花》，莫言、余华的一些小说，都有一些新的人性深度的表现。”张颐武说，实际上，中国文学正在和时代一起发展，对苦难的观察和对人的思考都有了变化，有了对苦难比较直接的正视，正面去表现关于苦难的伤痛记忆，也有对中华文化、中国人在20世纪的状态的深度反思。
但他表示，我国现有的文学作品类型仍比较单一，需要更丰富地观察历史的角度。同时，作家对历史的总体把握，对大历史观还需更加理性的冷静的认识。“现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大历史观’还比较线性，比较简单，往往对于‘大历史’的复杂性缺少深入的认知和体察，缺少在一般性的历史表达中个人的、不可替代的体验和关切。”他认为，作家对历史的看法不能总停留在一个村庄，一个社会的某个地方。实际上，有对“大历史”宏观、客观的观察之后才会对具体事物有更深入的看法，否则，对小事情的理解就会比较单纯。另外，对复杂问题的理解也可以放在历史环境中，如果从“大历史观”来思考，也会比较容易理解。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建构历史，所经历的历史过程经过冷静的审视之后，就会有新的资源被发掘出来。
与此同时，他指出，中国作家不太善于做调查研究，“不是很冷静、严谨地观察历史资料”。而西方的作家比较习惯做调查研究，细节严谨，尤其是写作历史题材的作家，对历史资料比较重视，做了很多非常扎实的相当专业的调查观察。“当然，做调查不是说按照材料来硬搬，调查研究可以使作家对历史的把握有宏观、客观的基础。有了详细的调查之后，你能想象的根据就越多，就更能放开来想象。调查、研究、思考的功夫越扎实，写作时想象力驰骋的空间越大。”“我们太缺少这样的写作。我们的作家很多就是看一点东西，略知大概就开始写。写作应该是严谨的，严谨精神其实是支撑想象力的基础。对历史有深入的调查之后创作的作品，肯定会不一样。”
所以，在张颐武看来，细节构成大历史观，往往是细得越细，才大得越大，而我们的作家“往往是细也细不下去，大也大上来。既缺乏有质感的细节，对大历史观的新的思考也不够，两边不着，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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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漠了对民族精神的有效探索
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洪治纲看来，中国当代作家对民族灾难的书写确实缺少某种令人长久回味的精神与气势，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比较突出，即我们一直淡漠了对民族精神的有效探索和着力彰显。
在他看来，原因之一可以归结为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当然是好事，可以让作家确保独立自治的精神空间，以及对个人审美理想的自觉恪守。但在这种坚守的过程中，许多作家非常担心各种意识形态价值系统对个体创作实践的规约或遮蔽，说穿了，就是担心个人创作被贴上意识形态化的标签，但对‘民族精神’的探索和思考，带有强大的共识性倾向，有时候很容易被纳入意识形态价值系统——尽管它绝不是意识形态价值系统所能概括。”他说，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个人化写作”，甚至是极端的个人体验倾向？核心就是作家要反抗群体的遮蔽，凸现个体的尊严与价值。这种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使“民族精神和民族信念”等普世价值受到不自觉的规避。
洪治纲认为，我们的文学传统在20世纪一直缺乏有效的传承。从“五四”开始，受革新思维的影响，有关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文学精神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总结，更没有达成共识性的审美观念。“读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中，我就可以看出英国文学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谱系；读俄罗斯文学时，我也常常感叹于他们的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包括承担勇气、受难意识和不屈的信念等等。”而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学传统中所操持的核心价值谱系是什么？我们一代代作家需要承传什么？坚守什么？学术界常有很多总结，但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总结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念，也没有渗透到当代作家的内心深处成为一种信念。
作家要既把握今天又把握历史
尽管问题存在，但“客观地说，中国作家的写作有相当大的难度”，张颐武说。在他看来，中国这三十年变化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经济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变化，很多创作者在思想观念等方面跟不上，还有生活的压力，使他们目不暇接。这些变化导致作家来不及沉下心思考。“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应该远离浮躁，静下来写作，但太静了，对新的大时代的变化缺乏感受的话，所写的历史也就不一定能和当下人们的看法相契合，也很难撼动人们的心灵。”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对20世纪历史的把握有相当高的难度，“在变化中，很多看法并没有完全成型。”这就需要作家“既把握今天又把握历史。把握不了今天其实也会失去对历史的观察，把握不住历史也会缺失观察今天的角度和深度。”
但不可否认，中国发展到今天，其实是给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机会。在张颐武看来，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严峻的时期，价值观往往非此即彼、非白即黑，很难找到一个有生命力的角度。而今天，作家对20世纪历史的看法可以抛开过去旧的角度，可以对中华民族、历史有更深的体会和了解。虽然很多作家还没找到新的角度在哪儿，但是按今天中国的历史状态来重新反思中国，条件很好，尽管作家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还需要做出更扎实的努力。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