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长篇小说借着文学史上的“经典”身份和作者名气，有些借助商业的炒作，赢来坊间喝彩一片，尽管其艺术价值乏善可陈；短篇小说借着“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往往成为作家从事艺术实验和捕捉最新文学动向的触角，虽不乏佳作，但更多的则被媚俗之风刮得东摇西摆，难以自拔。与之相比，中篇小说从来都不是市场的宠儿，惟其体量适中，既有相较于长篇小说的灵活，又有相较于短篇小说的厚重，再加上新老作家人才济济，渐渐地成为坚守小说独立精神的“旗手”，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对这个时代进行人文关照的重任。
　　中篇小说的人文关怀越来越聚焦在对“底层”的书写上面。这里的“底层”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或社会学概念，而是相对于追求纯诗性特质的文学所描写的“少数人”而言的，是中国白话文小说人文精神的“发源地”，这里有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在这里，“底层”进入了小说家们创作视野的中心，成为了小说选材的巨大宝库。近几年涌现出一大批取材民间、关注普通人命运的优秀中篇小说。贾平凹的《阿吉》塑造了一个进城务工失败后返回乡村的农民阿吉的故事，其言谈举止有点像当年的“阿Q”；方方《奔跑的火光》则讲述了一个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村妇女几近惨烈的悲剧；李唯的《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用不失诙谐的语言描写了城市中的“离婚一族”，在嬉笑怒骂间让婚姻母题得到了新的阐释；叶兆言《马文的战争》与潘军《合同婚姻》亦有同工之妙。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刘庆邦的《卧底》、傅爱毛的《嫁死》揭露了一些非法私人煤窑里矿工严酷的生存境遇；陈应松的《太平狗》借一只神农架“赶山狗”的眼睛记录了它的主人的遭遇。另外一些作品则立足于社会热点问题，如罗伟章的《奸细》反映了时下教育制度片面强调升学率和教育商业化操作的弊端；杨少衡的《尼古丁》描写了围绕一个县级市的海滨建设项目所展开的官员、记者、当地农民之间的博弈，提出了城市建设与环保、民生等多方面问题的关系。这些充满时代感的作品，显示了小说家们一种更为积极的“入世”姿态。

　　在这里，小说家们摈弃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把自己与笔下的人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莫言认为：“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于是，我们再也看不到口号式的呼喊和高高在上的说教，小说家们笔端的文字更像是一种忠实的叙述，尽管这种叙述里依然饱含着小说家们充满个性的浅吟低唱。这种叙述，也就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多角度的可能。我们看到了《喊山》里炸獾炸死了人却绝不推脱责任的朴实乡民；看到了《命案高悬》里为调查一件命案真相而一无所有的护林员。在他们的身上，作者倾注的是自己的心血，让人感觉到小说家与笔下人物一起在申诉、欢笑与悲鸣。

　　“底层叙事”是一个并不算时髦的名词，在标榜“个人化写作”的当今文坛，很难形成强劲的文学潮流。但就是这个不显赫的吟唱者，默默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塑造着属于当下的“骆驼祥子”，迸发出时代的“呐喊”。对此，我们应当心怀感激。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