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在华东师范大学讲学。
烟斗是哈佛大学留住宇文所安的“秘密武器”。
题记
宇文所安英文本名Stephen Owen，直译应该称作“斯蒂芬·欧文”。他偏偏给自己取了中国字中的姓氏“宇文”，并且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身份符号。在不少中国人热衷于把自己取名为赵C、钱亨利的当下，美国人宇文所安的名字显得别有韵味。
宇文是地道的美国人，他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坊间流行的一个传说是，14岁那年，他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第一次读到了李贺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中国唐朝诗人的忧郁吟唱，成为少年宇文痴迷唐诗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机缘。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东亚系，26岁时以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文学博士学位。其后，他任教于耶鲁和哈佛，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唐诗的著名学者。
痴迷唐诗和中国古典文学，把宇文的生活甚至生命都同中国文化联结在一起。在汉学界，宇文与他的中国太太田晓菲之间学术伉俪珠联璧合的佳话，也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田晓菲本身也是个传奇人物，她10岁出版诗集，14岁考入北京大学，求学之路一直与“破格”相伴随，赴美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同是哈佛东亚系的教授。
樱花盛开的春季，宇文再一次来到中国（究竟是第几次来到中国，他自己也许都记不清了），应邀到苏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做系列讲座，话题依然是他的老本行：唐诗和中国古典文学。
为了采访，记者同他有过多次电子邮件联系；对于这位大名鼎鼎的汉学家而言，用中文写e-mail没有丝毫的障碍，一来二往的中文邮件联系，他都能从容应对。不过，令记者稍感意外的是，宇文在答应接受采访的同时，也为本次采访设了一个小小的“禁区”：采访不涉及他和太太田晓菲的生活。
采访约在他4月13日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后的晚上。在学校逸夫楼的咖啡厅，亲和优雅的宇文向记者侃侃而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这几乎成了一次纯粹的学术访谈。不谈自己的生活，不谈他的中国太太田晓菲。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只是想尽情地展现他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学养。
安于哈佛，做自己愿意做的事
上午在苏州大学讲完学，下午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半天的讲座，经历一天的车马劳顿和学术讲演，晚餐后的宇文所安接受记者采访，依然兴致很高。
同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者一样，宇文所安也喜好烟酒。在正式接受记者采访前，他表示要回房间稍做准备。数分钟后，他出现了，除了笔记本电脑，手里还托着一只烟斗。“有个烟斗就好多了。”在非常绅士地征得记者的同意后，宇文点上了他的烟斗。
这只小小的烟斗，不仅是宇文的心头之爱，也记载着他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爱屋及乌”的一段逸事。哈佛大学一向有规定，禁止教授在学校抽烟。但是，宇文的办公室似乎成了例外，学校破天荒给他安装了一个通风的风扇，以满足他在办公室抽烟斗的癖好。
谈起这段逸事，宇文不免有些得意。原来，早些年有所北美名校鼓励宇文跳槽去教书。哈佛得知自己的名教授将遭人挖角的消息后，也赶去做宇文的工作。“学校知道，拉拢我，关键是要帮助我解决我的烟斗问题。”最后，哈佛用一台小小的风扇成功地“笼络”了宇文的心。此后至今，宇文所安，一直安于哈佛。
哈佛讲堂上的宇文，是众多学生心目中的学术明星。他不仅以擅长读中国唐诗出名；同时，这个总是喜欢谈点哲学问题的文学教授，还有一番自己独到的人生哲学。在给哈佛的本科生讲述文学之前，宇文总是更愿意同他的学生谈谈人生。
“很多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努力学习，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一直读好的学校，然后辛苦地攻读研究生，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工作找好了，大家仍然继续拼命赚钱，想存点钱以后过快乐的生活。可以后是什么呢？等人退休了，过不了多久就死了！”
学生们听到宇文的这番阔论，一开始总是惊愕，睁大眼睛盯着教授看。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宇文却认为，他讲述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生真相；年轻人越早领悟，就越能做出对人生有利的选择。
“很多人辛苦地活着，是为了给人生下一阶段的快乐打下基础，总是认为眼前的这一阶段是在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但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是死亡。所以，过好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宇文对自己的学生们讲这番话，其实是希望他的弟子们，都能和他一样钟爱学问。因为只有热爱学问，才能安于学问，并甘愿与学问相伴。
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为志业的宇文所安也深知，在美国，攻读并不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学专业，保证不了学生们在毕业后能找到一个赚钱的工作，读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如此。“不过，我觉得比一辈子赚不了大钱更糟糕的事情是，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
宇文声名在外，要正儿八经地跟随他读书做学问，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每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百名热爱汉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生，都希望能被他招至麾下，但最终，往往只有两三人能如愿进入哈佛东亚系。宇文说，他目前带教的在读博士有11名，他们的学期一般为7、8年左右，有些学生甚至要读10年才能拿到学位，而在中国，读完博士学位通常只要3年。
常人从宇文身上看到的，只是哈佛教授的荣耀光环，其后的甘苦，唯有自知了。此次中国之行，宇文主要在苏州大学做系列讲座。“江南春天，风景秀丽，空气清新，但我却没有机会去欣赏，我只能呆在旅馆里，我的博士生还给我传来了她的博士论文让我审，她赶着要今年毕业呢……”
学习汉语，与错误相伴相随
在当今的中国高校，那些中文系的教师和学生们对宇文所安的学术成果和人生经历可谓耳熟能详了。除了近些年宇文多次到各大高校讲学、与学生们近距离接触外，很多人都是因为读宇文的著作而成了他的拥趸。
1972年，宇文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获博士学位后留校执教20年，之后，他受聘于哈佛大学，执教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现为哈佛的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所著的《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等作品，就开始陆续被翻译到中国来。
“我知道，虽然《初唐诗》和《盛唐诗》写在前面，但中国读者普遍喜欢《追忆》。”宇文在自己的著作中，用一种区别于学术论文的散文形式，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记忆与时间问题。正如宇文在《追忆》序言中所说，《追忆》是尝试“把英语‘散文’和中国式的感性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我所以要写它们，惟一希望的是，当我们回味某些值得留恋的诗文时，就像我们自己在同旧事重逢一样，它们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得到快感。”
《追忆》充满着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情与思考。宇文独特的以问题意识串联古典诗文的研究方法，也给当时的学界和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追忆》的翻译出版，宇文在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身为汉学家，宇文能讲一口流利但洋味很足的中文，也能写一手汉字，而且是繁体字。说到读古诗，一般的古诗爱好者，大多止步于《唐诗三百首》了吧？而宇文读的是全唐诗，已经超过上万首！
尽管如此，恭谦的宇文还总是提醒自己，说自己学得还很不够。“我从19岁才开始学习汉语，实在太晚了。”
和很多老外学中文一样，宇文坦承，他学习汉语经历了一个特别痛苦的阶段：先过汉字关，再过语法关，每一关都很艰难。
宇文学汉语，是从认识繁体字开始的。在这位汉学家看来，认识繁体字后再去看汉语简化字，就会感到非常容易，反之则很难。在哈佛上课，宇文喜欢在黑板上写板书，但也常常会身陷窘境。“有的汉字，我平时常常看见，也常常写，但写板书的时候，我却忘记了。不过努力地想想字的结构，我又会想起来……”当记者问及中国国内近期关于汉字“废简复繁”的热烈讨论时，宇文笑言，虽然他喜欢繁体字，但这一争论本身有点傻。“那个古老的时代我们回不去了对不对？汉字也是一样。”
比起汉字，汉语语法让很多学习中文的老外也经常找不着北。好在宇文没有被汉语语法难住。在他看来，比起现代汉语，古诗文中的语法并不显得那么困难。
为了说明这一点，宇文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下了他喜欢的一首诗句：“危峰入鸟道。”
“任何人看了这句诗，都明白诗文其实讲的是鸟道入危峰的意思，从语法看，这里的主宾恰好是颠倒的。但从音韵角度看，‘危峰入鸟道’要比‘鸟道入危峰’好听多了。语法让位于音韵和表达，在诗歌中是常有的情况。”
说到这位汉学家在做学问上的真正困境，太太田晓菲也许是洞悉最透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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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称，田晓菲曾这样评判他：一方面他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懂得很多中国人都不懂的知识；另一方面，宇文又似乎特别“无知”，普通中国人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他却频频出错。
与做学问相伴随的，是不断的出错，然后不断地予以纠正。宇文感慨道，这才是他学中文时感到最困难的。
如今，跟随宇文研究汉学的学生中，一部分是中国留学生，一部分是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华裔，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老外。宇文常常跟他的老外弟子们说，学不好中文而去研究汉学当然是件丢脸的事，但身为老外，出错总是难免的。“错误总会发生，而我们必须从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细解唐诗，以美学标准为依归
“唐诗是特别美的东西，特别有意境。”这是宇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管面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特别推崇自己所研究的学问。
宇文曾说，他希望表明，中国的古诗爱好者遍布全世界。事实上，宇文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让唐诗从中国走向世界。
“长久以来，包括唐诗在内的古代文学只是中国人的文学，或许日本人和韩国人懂一点，但更多外部世界的人对其却不甚了解。”宇文说，他希望通过他对唐诗的解读，一方面尽力还原到从唐人的角度来读唐诗，肃清以后各时期的人对唐诗的误读误解；另一方面，他坚信唐诗的价值仍然能够为当代人欣赏，离我们千年之远的唐人诗歌，对现代人仍有审美价值。
此次宇文在华东师大讲学，记者有机会和很多大学生一起，在现场聆听宇文朗诵唐诗。“我的普通话这么糟糕，我的发音不怎么好，但是怎么办呢，我还是用中文来读吧。”
听宇文抑扬顿挫的朗读，给人的第一感觉仍是，这是一个老美在读诗。但每一个接触过宇文的人，每一个听过宇文解读诗歌的人，都会对他刮目相看。
以杜甫《解闷十二首》中第一首的最后一句为例。“溪女得钱留白鱼”，是宇文很喜欢的一句诗，他常常会像语文老师给小学生上课那样，品读诗句中每个字的含义。
“溪女指的是fishing girl；得钱，就是get the money；留白鱼，讲的是拿到钱之后把一条白色的鱼给别人。”宇文分析道，诗人在这句诗中要讲的内容其实是买卖，一个人买鱼，一个人卖鱼，中间是钱，但诗人没有写得这么直白，而是留给读者一个钱与鱼交换的视觉效果。在《解闷》中，杜甫又逐渐写到淮南的米价（“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写到杨贵妃（“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诗歌就是这样有意境，几个字构成的短句，背后隐藏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以及当时的人们扎根生活的社会背景。杜甫写的是一个意向，但真正要表达的是他对当时的经济、政治以及帝王的看法。”
听宇文吟诵他喜欢的诗句，往往会让人感到一丝意外。因为宇文喜欢的诗句，并非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句。这不禁让人疑惑：这位老美汉学家到底在以怎样的审美标准读唐诗？
在美国，经常有人问宇文，他为何不更多地研究唐诗中的名篇？宇文的回答很巧妙：“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理解的名篇是哪一首？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开始成名的？是从唐代开始的吗？”这是宇文惯常的回答方式——以提问的方式作答，又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回答类似的问题，宇文常以王维的两首诗《鹿柴》和《竹里馆》举例。“这两首诗这么美，但在唐朝，这两首诗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一直到明朝，有一个叫李攀龙的人将这两首诗选入诗歌集，然后又被摘入《唐诗三百首》，由此，《鹿柴》和《竹里馆》才开始成了名篇。”
中西比较，让文化在碰撞中转型
宇文研究了一辈子唐诗和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中国古典文学并不是他的学术世界的全部。
除了熟练掌握英语、汉语以外，宇文还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古代土耳其语。“这些语言都是我年轻时候学的。我要通过学习语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了解他们的文学。”
宇文的另一身份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他还曾经担任过该系的系主任。
谈到比较文学，国人心目中最大的“比较”，莫过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但宇文，恰恰是最反对所谓中西方比较的。
“什么是西方？我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来说我是老外，但我从来不觉得我可以代表西方。中国人所谓的西方，有美国，也有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差异很大，没有谁可以代表谁，更没有谁可以代表西方。”
在哈佛，宇文鼓励学生以一种世界文学的眼光来做比较文学研究，希望学生多研究一些异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以日本近代文学研究为例，它受汉代文学特别是汉诗的影响很深，有时候用的是日语，有些时候甚至用汉语。”在宇文看来，很多时候不同文化之间有交集，有共通的地方，而不能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比较。
宇文博览群书，对现当代文学也涉猎颇广。他告诉记者，他特别喜欢读中国当代诗人于坚的诗，也喜欢读当代小说。“对我来说，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不存在，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宇文自称是东西方的混合物。“在美国，他们说我代表中国；而在中国，我代表的是西方。但事实上，我所看到的是，西方越来越像东方，东方也越来越像西方。”
“全球化已经到来，就像天要下雨那样，不管你是否情愿，我们没有力量阻止文化融合的趋势。”宇文在谈及他的文化观时，引用了这样一句已被西方学界奉为共识的话：“Pastis another country”(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无论是以研究古典文学为专长的汉学家，还是博览世界各国文化的比较文学专家，宇文所安相信，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化传统，对我们来说就像另一个世界那样陌生。“在全球化冲击下，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的文化都发生了改变，已经和过去不同。”宇文深信，对文化传统的真正保护，不是将其“保护”起来、藏到博物馆里去，而是要允许它在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中改变、转型。“没错，我们本国的文化可能改变了，但它还是会活下去的。”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