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前一年的张爱玲
张爱玲遗作《小团圆》两岸三地热销，引发争议——“文化佐料”，还是“良好文本”？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还是同他好，然后加油加酱地添上一大堆，此应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那时候，你说上一百遍:《小团圆》是小说，九莉是小说中人物，同张爱玲不是一回事，没有人会理你。”在1976年4月28日写给作家张爱玲的信件中，香港学者宋淇这样预料《小团圆》出版后将引起的纷争。他劝张爱玲把这本牵涉太深的小说修改后再行出版，“你是一个偶像，做到了偶像当然有各种限制和痛苦。”
张爱玲听取了宋淇的意见，开始着手修改，这一改就是20年，直到晚年，她仍与宋淇通信讨论《小团圆》的修改。1992年3月12日，她在给宋淇的信中附上遗嘱正本，“所有遗产赠给宋淇与邝文美夫妇；遗体立即火化，骨灰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附随的信上，她提及“《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孤独去世，《小团圆》没有出版。
多少年过去，张爱玲的“偶像”地位不仅无可动摇，更有白热化趋势，她每一部作品的新发现都会引起极大关注。而这本曾被她在一封信中提及要“销毁”、又屡屡公告待出版的《小团圆》，最终还是在争议声中摆到“张迷”们面前。继今年2月在港台出版繁体版本后，简体版《小团圆》也随即在中国大陆推出。一时洛阳纸贵。
“我就是看八卦去的。”有读者这样表示。毕竟，《小团圆》打的是“自传性”的旗号。宋淇当年还顾虑胡兰成会借这部小说纠缠，而33年后，人们纠缠的也还是这段“张胡之恋”，并将《小团圆》称为“张版《今生今世》”。在诸多报道中，行文过半才出现的邵之雍超越人们对张爱玲家族、亲情、友情的探究，俨然成为关注焦点。有新闻报道这样关注:“《小团圆》大谈性事，张爱玲遗作争议不输《色，戒》。”另一些有考据索隐癖的读者则开始对号入座，为现实和书中人物来个“对照记”。
“被背叛的遗嘱”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志强近期正在台湾高校做访问学者，恰好在当地学生身上见证了“张爱玲热”。他告诉记者，台湾读者对该小说的关注焦点之一即是出版本身的道德问题。一些“张迷”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否符合张爱玲的遗愿尚未考证清楚，出版社就出版此书，在道义上没有得到作者授权，乃是变相的“盗版”。其次，出版社唯利是图，抓住这本书的“自传性”，大打“张爱玲”牌，颇有用解密方式来赚钱的架势，乃是“道德失信，商业考量”。据悉，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张小虹即撰文表示:她将“拒买，拒读，拒评”这部在情感道义上“盗版”的《小团圆》，“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
而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则表示，人们没有必再要在《小团圆》的出版上大做文章。张爱玲说要销毁《小团圆》也只是一封信里的一句话。何况，《小团圆》为张爱玲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即使遗嘱交代，也不应该销毁”。
《小团圆》在两岸三地热销。该书的大陆出版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岳卫华虽不肯透露具体的谈判事宜，但他表示，《小团圆》起印不低于10万册，本月又将加印，“如果下半年没有特别重量级的图书出现的话，《小团圆》应该是今年最畅销的，保守估计能卖五六十万册吧。”紧随该书推出的十卷本张爱玲文集，还可能收入2008年“新发现”的张爱玲遗作《重返边城》。另有相关报道表示，张爱玲用英文写成的小说《易经》和《坠塔》也将陆续出版，出版社也将找人翻译，推出中文版本。这无疑又一次吊起了“张迷”的胃口。
也有读者表示对《小团圆》真实性的质疑。上海作家陶方宣对记者表示，张爱玲的遗产只有那个几个箱子，怎么隔三差五就能发现一部“珍贵手稿”？但他显然也抗拒不了《小团圆》的诱惑，表示要去买书来读。“拒买，拒读，拒评”的读者显然是少数，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事实上都在为这部小说的畅销添砖加瓦。
在周志强看来，“张爱玲”的蹿红本身就有大众文化娱乐化的因素:“围绕张爱玲的这些种种猜测和争议一直存在。美女作家、一夜成名、传世名作、爱情纠葛、政治矛盾、神秘身世……可以说，张爱玲集中了大众喜欢的各种关键词于一身。”张胡恋“更是激发起人们猎奇搜艳的好奇和重组政治想象的驱力。在各种携带了不同传奇想象的张爱玲生平传记的图书中，《小团圆》不仅成为这类图书的有趣的注脚，也成为再次激活张爱玲这个名字的文化市场的良好契机”。
“热销”显示阅读质量退化
“普通读者不要去纠缠于其中究竟有多少自传成分，这是文学作品，不是交代材料，不是对历史的真实描绘。女主人公多少有些作者的影子，假作真时真亦假。现在的宣传有一部分是过于渲染，作品有待我们从文学的层面上进行更深的挖掘。”陈子善希望读者能更多关注小说的文学价值，而不是表现的喧嚣。
但事实上，谁也无法将《小团圆》与张爱玲的经历剥离。在谈论时，人们往往将张爱玲与盛九莉、邵之雍与胡兰成交错称呼。“毕竟这是她投影自己最多的一部作品，”陈子善也说，“这是张爱玲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中文长篇小说。它内涵很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虽然进入小说有一点困难，但多读几遍，会发现前后有许多新的尝试，现在读者可能还没有领悟到，陆续会有一些研究的文章出来。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它和平常的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作为“隐喻性地理解张爱玲的自我想象和私人记忆的良好文本”，在八卦和家族秘史之外，《小团圆》显然有更丰富的价值:“从奥威尔到张爱玲，当更多的原始资料现身，我们才能破除偶像不可侵犯的心结，作出更深的解释。张爱玲除文学及她的传奇外，其实还有其它谜团待解，《小团圆》是解读张爱玲新开始的第一章。”相关学者表示。而《小团圆》的出版，有可能引起晚期张爱玲研究的兴起:张爱玲后期小说创作的文化价值；张爱玲“自白小说”中显示的其生平故事和人格态度的考据等等。
围绕《小团圆》的争议之声，正显示“张爱玲的大众阅读”和“张爱玲的学术阅读”之间的鸿沟和对话。
“我个人认为，《小团圆》在两岸的热销，显示了文学类图书阅读质量的一种退化现象:‘文学作品的读物化趋势’。作为有思想内涵的张爱玲作品，被一个具有艳文奇事的张爱玲读物所替代。人们关注张爱玲，不是因为要领悟其作品的深刻内涵，而是为了多一份‘张胡恋’的‘文化佐料’。《小团圆》的热销，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核心作品——小说，在今天大众文化主导一切的市场中，正在慢慢失去它的读者群。”周志强说。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