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它最初的激情，越来越无法提出让读者兴奋的话题。尽管当前批评家发表并出版论文的数量远远高于以往，但就其在整个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已经大大地下降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以及文本，这种远离显然不是用学科的自律性诉求可以简单解释的，说它是当下社会的价值失范所致似乎也缺乏说服力。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哪些复杂的因素制造了今天文学批评的窘境？
其实今天文学批评的困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众所周知，80年代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这次转换发轫的契机是对于上世纪50—70年代批评范式的反省。这一反省主要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过去批评范式的僵化；二是批评理论、方法的单调。针对当时的社会语境，80年代的批评家建构起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谱系，“启蒙”、“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性”等全新的关键词成了解读一切文本的万能钥匙。这套批评范式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构筑了情与理、心与身、文明与野蛮等二元对立关系，蕴涵着一种对人的多样性、可能性及丰富情感的诉求。借助于这种批评范式，批评家们成功地整合了一系列有关现代性的“经验”。在80年代，经由新的批评范式进行的文学批评探索，极大程度地动摇了原有批评范式的地位，为尔后的批评实践开辟了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
任何范式都不是非历史的存在，它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生成意义。一旦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现，这个范式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外延和内涵，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压抑与束缚机制。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80年代的文学批评范式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历史语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思考的时候，很多批评家却并没有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去，依然继续自囿于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那套知识系统，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当代人精神走向的塑造上。
这种批评范式在9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上的表现就是对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刻意强调。90年代伊始，就有批评家大力呼吁：以80年代确立的那套概念为基础，建立以“文学本身”为本位的学科规范。学科的自律性诉求成为整个当时文学批评界的主流声音。专业化和知识化也成为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获得自我认同的依据。批评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默认的共识：只有在自己的“边界”以内进行的批评工作，才有合法性。学科的“边界”圈定以后，批评家又纷纷开始在其中认领自己的“领地”，有的人按照体裁来认领，比如“小说批评”、“诗歌批评”、“散文批评”、“影视批评”；有的人按照年代来认领，如“十七年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此外，还有人按照作家、地域、流派来认领，不一而足。这种在大边界中再划定小边界的做法，虽然在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规范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也将批评家的“专业视野”进一步内在化，使批评家失去了全面把握社会的能力，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知识前提。最终造成一大批形式上很符合规范的“学术著作”，其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锐却大大下降。
90年代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语境使诸多80年代的概念不但存活下来，而且变得更有凝聚力。这时，很多批评家的动力已经不是来源于文学与政治上的紧张，而是来源于文学与商业、欲望、金钱的紧张。面对这种紧张很多批评家采取了简单的回避态度。在这种回避中，他们很容易找到80年代那一套流行观念，并将其作为回避的精神支点。借助80年代的那些观念，他们树立起对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姿态来维持个人的精英话语地位。正是这种疏离姿态最终导致他们的批评跳出了真实的社会结构，躲进了自我营造的象牙塔之中。
当下的文学批评如何冲破观念的樊篱？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打破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界线及“本位”意识，放大当代文学批评。这种放大首先是时间上的放大，20世纪是一个整体，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只局限于“当下”，应该与现代文学保持一种自觉的衔接意识。其次是批评对象的放大，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只局限于文学文本，同时也应该关注与文学文本有关的各种文化文本和社会文本。当然，时间及文本的延伸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取所谓的学术增长点，而是通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建立我们的问题意识，重新塑造批评主体，在使当代生活成为向文学批评输送活力的同时，也使文学批评成为对当代社会和思想富于洞察力的回应。
其次，要重建文学批评与中国经验的联系。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过多地注重对“人性”、“美”等问题的抽象谈论，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则成了后殖民、现代性等西方流行话语的注脚，中国的文化身份及本土经验一直处于被悬置的状态。今天的文学批评应该把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各种本土文学实践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总体反思之中，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寻找标准和方法，建立中国文学批评自己的范式。这既可以为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方案提供质疑的资源，也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
再次，应该开放我们的批评视野，丰富我们的批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是无法存在的。只有拓宽我们的批评视野，广泛吸取其他各学科的优长，才能提出新的问题，打开新的缺口，进入文本所可能呈现的不同世界。比如，如果我们征用文化政治学的资源，就会注意对形式的意识形态和书写的政治进行认真的分析。此外，丰富我们的批评手段，运用新的批评方法，有助于我们进入问题的不同层面，形成对文本更为复杂的把握，比如，文化研究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意义的生产与协商的动态过程，它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民族志的方法、日常生活分析的方法、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的实践性、跨学科性、灵活性、深入性等特点都有助于给目前呈现出疲态的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活力。
总之， 我们应真正建立起批评与历史、现实的有效联系，从而确立一种整体性的批评观念。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住生活经验的整体，最终解放我们的想象力。
（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