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柯灵先生的组织关系挂在我们上影文学部。大家都极想向他请教各类问题，但谁都清楚，九死一生后的老人家，不仅精力有限，而且还有繁重的写作任务和众多的社会活动，所以，谁都不忍心去打扰他。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市领导为了让他安心写作，批给了他一间工作用房，然而在操办过程中，有人做了手脚，最终他仍未能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文学部的领导拍案而起，要为他打抱不平，他却宁人息事，不愿伤害任何人。文学部的领导就从写作楼中安排一间房，供他所用。于是，每日清晨，他便像“小学生”似的拿着一只“书包”来到写作楼，独自关进小屋，做他的“功课”。中午，随便吃点什么稍事休息后继续做他的事，直至大家下班他也“下课”回家。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他那些痛定思痛后独具精辟见解的、有改写“五四”以来新文学史重大价值的、震动文坛的文稿，就是这样写就的。
1990年，我任文学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那年，每位党员都要写出思想小结并在支部大会上通过。作为“老同志”的柯灵，也不例外，他认真地按支部布置的要求去做，一丝不苟，写的、讲的全是自己的心里话，不因气氛严肃而为顺时势讲过头话，也不特意要去逆时势而行。他的态度令大家非常感动，他的认识使大家深切地感受到要做好一个党员先得有如此为人的人格。
从那年始，由于组织关系，我便与他有了直接接触。尽管我们对他极为尊重，他却从不倚老卖老，有事与他交流，更不居高临下，总是慈祥却又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从来都以一个普通人、普通党员的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思考总比我们深得多。
每次为灾区募捐，他总是捐款最多，临了，还要问我：“任务完成了吗？还缺多少？我来！”除了在文学部捐款外，他还在作协捐。每次为灾区捐款，我们文学部总是榜立上影之首。
柯灵先生担任着好些重要的社会职务，一些重大的活动他必须出席，他每次离沪外出前，总是主动来找我，向我“请假”。会毕回沪，又主动找我，告诉我他回来了。在这样一位大师级的老人面前，我实在担受不起他如此的认真，便对他说：“柯先生，您不必如此。您很忙，除了写作，还要为人民的事、国家的事奔走，我们都清楚的……”他却真诚地说道：“不，该对你说一声还得对你说一声！”他把我这个支书当作一级组织的“代表”，而把自己始终看成是组织中的普通一员，没有搞特殊化的理由。
每当他参加完文艺界的重大会议后，总是把会上发的资料留给我们，一大包一大包的他要从外地带回，又要从家中拿到单位来，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真不容易。他是要让大家都能及时了解文艺界的动态以及党对文艺的方针政策。他还不时地送来一些过去的有关资料，说是整理书籍文件时整理出来的，可能还有些用处，让我们放到资料室中供大家使用。其中，有些资料很珍贵，我记得有两大本油印的解放前上海所拍影片的详细目录，我在其中查清了江青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参拍的五部影片以及她担当的角色，写成了一篇文章。以前公布的有关材料都没完整地说清过这事，而柯灵先生奉献的材料中却有明确的记载。
为了让柯灵先生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们从不把他“躲”在文学部写作的事向外泄露，也从不去打扰他。只是每隔一段时间，由我代表“一级组织”，上楼去向他问个好，再问问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解决。老人家总是绽开着满足的笑容，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我们为他老人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完全应该的，柯灵先生却总感到很过意不去，他的表达方式不是说几句“感谢”之类的客套话，而是有事尽量自己解决，不来麻烦我们。另外，他每每出版了新作，总是在扉页上写上几个字签上名后分赠给我们。我在认真地拜读中，不仅得到许多教益，亦能感受到他的温暖。
柯灵先生是“文革”后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誉的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那天，我陪同局、厂领导去他家颁发证书并向他祝贺。老夫妻俩很高兴地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还难得地拉起了家常。当时，股市刚恢复，股票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聊到此题时，柯老夫人陈老师问局领导：听说某某股票上市后，文艺界有内部股票发行？我听后一愣，我知道此事是很难让领导回答与说清的。好在柯灵先生当即一笑，对他的老夫人说：“问这干吗？有，我们也不要！”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老人家只要又能拿起笔来，写出心里想说的话，就是极大的满足。
后来，我们文学部被迁往他处，写作楼被另做他用，柯灵先生能安心写作的一席之地也难保之际，我无法面对他。虽竭力向上要求能保住他用于写作的那间小屋，最终也无法保住。再后来，文学部也被撤消了，我们各奔东西，自寻出路。我一直挂念着他在哪里续写他有关上海的长篇巨著，却又不敢再去见他。偶尔有机会参加市里的一些小型会议遇到他时，我总是躲开。我无法向他解释一切。他却总是微笑着向我招手，让我来到他身边，关心我的近况，勉励有加，而只字不提那些难堪的事……在当时和现在写到这里时，我都强忍着泪水……
再后来，突然传来了柯灵先生逝世的噩耗。我与文学部的几位老同事去他家哀悼并想看望、安慰他的老夫人陈老师。家中无人，门口放满了人们敬献的花篮，已有好几批人来过。我们也只能把敬献的花篮放在门口，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
如今，柯灵先生这一代的受人尊敬的大师级的文化老人已走得剩下无几，新一代的“大师”们，有的正在实实在在地崛起，有的被炒作而成，也有迫不及待地自封的，不知若干年后，在他们身后留下的也是难忘的回忆和不尽的怀念，还是几多泡沫？
（编辑：黄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