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2008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可以说是以文学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尽管关于“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划到哪一年充满了争议，但暂时可以搁置争议，用“新时期文学30年”来命名1978年以来的文学，姑且把“新时期文学30年”当做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包含了“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历程，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大语境中展开的，文学有其自身的话题，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色，新时期文学显然无法从这一大语境中剥离出去。包括《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在内的不少刊物，今年都有不少的篇幅讨论“新时期文学30年”的专题。这些举措既与我们的传统习惯吻合，比如重视时代的标志性年份，强调文学的责任与使命，突出文学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关注与发言等，因此，在关键时期文学并未完全放弃“宏大叙事”的意识；但另一方面文学更为关注置身其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样的分析，也可以从年度选几个专题中的论文看出。比如说，在“文学思潮与现象”专题中，董健等《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王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黄发有《九十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王光东《“主题原型”与新时期小说创作》、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等，都涉及“新时期文学30年”历程中的重要问题，而又不局限在这个时期。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日渐高涨，以及对“五四”质疑之声不断的情形下，肯定启蒙的意义并论述文学与启蒙的关系，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应该既重视文本的细读，也倡导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连接，朴素的想法是，我们应当在社会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讨论文本，又通过文本的分析进一步阐释相关的文学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许多批评家和学者的想法，而近几年来的作家作品论便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种更大气与深刻的气象。作为年度批评选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专题，“当代作家批评”一直在反映这样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作家批评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批评杂志的基本内容。选取这类论文时，在“就事论事”与“由此及彼”的两种之间，更看重后者，看重那些宏观着眼微观落笔的论文，这类论文应当更见学术分量。本年度所选论文，和往年一样，比较多的强调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作家批评。张学昕论苏童，谈到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问题；南帆论范小青，说到了良知与无知；丁帆、施龙由《狼图腾》发现了人生与生态的悖论，揭示了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现象；贺绍俊论《笨花》，关注的是“叙述”的革命性意义，而且兼及了关于《笨花》的评论；梁鸿在乡村叙事层面上，由《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张莉论毕飞宇，施战军论王手，也都能见微知著。作家作品论作为现代以来的一种批评形式，近30年早突破原有的框架，无论是理论背景、学术含量还是视角与论述方法，都不可同日而语，不必说新世纪以来，上世纪８０年代文学批评中的作家作品论业已进入新的境界。因此，作家作品论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成就。       

    随着文学研究的学科化，门类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分明；但与此同时，打破藩篱的努力在学界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以文学研究内部而言，文学史、理论与批评的壁垒曾经不断地被确立，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又难以割舍。关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论述实际上是综合了理论与批评的一种“文学批评”。这也是年度选本多年来一直把“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作为一个重要专题之一的原因。陈思和《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其实还很年轻》，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均为本年度讨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对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以及在文学史中重新认识当代作家作品，都有相当的启示。这类论文的出现以及水平的提高，将在学理层面上改变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