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 (石一宁摄)
当前文学批评面对着一个新的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正是由大学构成。人文学科整体面临着伪学术批量大生产的可怖情景。人文学者向来赞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在优等生存的竞争面前，成为不折不扣的傻瓜行为。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状，说起来好像是套话了——总体上还是富有活力的，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基本相配，但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在实际的价值评定环境上存在十分堪忧的消极性因素，并已经产生了灾变性的影响。
危机:大学评价体制对文学批评的扼杀
人们现在最常谈论的是两种和文学批评相较力的别的批评模式，即媒体批评和文化批评。前者以牟利炒作的造势和灰色娱乐资讯的肇事两个刺激性极端见胜，对本来不够成熟的文学大众而言起到了读物诱饵的作用，也不知道文学何时如此得罪了它，让其形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恨在心与幸灾乐祸的集体无意识，还导致了聪明投机的媒体红人的出现，制造话题，恣意批评也恣意被批评，成为面孔模糊的媒体明星——这都没必要多说；至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流行开来的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分流现象，已经有太多人议论到，这里只浪费一句话，从这些文化批评家的作为效果上看，我们只能平静地将其看作文学批评队伍的自然减员。
必须看到，即便不在意这些“干扰素”的影响，在文学批评自身这一边，危机已经不可低估地显现。
文学批评对学院规约投怀送抱
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大部分批评家属于作协文联和出版社报社人员的状况相比，到了新世纪以后，文学批评的基本队伍正在向学院发生几乎是根本性的位移。中国的文学批评，批评家的位置与成色有时候太容易影响到批评的整体格局和大致趣味。文联作协的文艺研究与批评机构的行政化应时化要求愈加显明，出版社与文学媒体的生存竞争压力愈加强大，高校客观上相对稳定的待遇和科研项目经费、相对宽松的可支配时间、相对自由的发言空间、想当然的文学史权力、想当然的对文学学术的立功企望，还有名正言顺设帐授徒的幸福景象，诱引着非学院中的批评家前来“趋利避害”，而大学也“需要”他们的名气与影响，于是，批评家向高校自然汇流，两全其美，和谐互惠，不亦乐乎。
文学批评自缚手脚，对学院规约自觉投怀送抱，评价的机制性板结，进而形成文体的学术化僵硬，越来越与文学现场的关系趋冷，导致了文学批评文体的拘谨窘迫之态。大体上暮气沉沉，面目可憎，至少是不那么启智不那么可爱。
当前文学批评面对着一个新的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正是由大学构成。学院化没有错，值得警惕的问题是，学院评价机制中，将以积累涵养为内在质素的人文学科视为“文化产业”，把文学与经济法律等社会学科同样看待，要求数量和时效，正在使人文学科整体面临着伪学术批量大生产的可怖情景，发表出版够得上评价标准数量与“层次”的文章和专著，权威期刊与CSSCI期刊论文数量，不仅是饭碗和可观的津贴福利奖金，更是各种层次“基金项目”、“人才”、“突出贡献”、“××学者”评审的依据——高等院校高收入高地位阶层的标志。人文学者向来赞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在优等生存的竞争面前，成为不折不扣的傻瓜行为。
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显出峻急和迫切。为数不少的搞文学研究的人缺少耐心来读作品，只是为了出成果赶任务而写文章。这样的研究者对于文学的发展没有益处，他们不可能对文学场指点迷津，对文学走向提出的建议往往严重脱离创作实际，缺少起码的职业精神，名义上是在写文章，实际上是在用废话练习游戏攫取最实惠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和文学本身处在不及物状态，与文学无干，遑论对文学起码的感情和感觉。
文学批评期刊与大学的“学术交际”
现在的学院评价体系深深影响了高校内外文学批评期刊的办刊趣味和成色。因为高校所定制的权威、核心、CSSCI收录期刊，高校群体巨额的科研经费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这类期刊及所谓高级别的出版社。国家级社科院或研究院所的几个刊物虽然不是高校主办的，但是在高校文学学科一般会被定为权威期刊；还有相当数量的CSSCI期刊也本来与大学没有“仕途经济”的关联，但是也在乐得争取和瓜分这笔不要白不要的外快，于是这些名刊与大学联办各种各样的会议，人们也乐于掏钱赶会互相捧场，融入这学术交际鸡尾酒会，这是近些年出现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甚至是一种潮流。
由于我们整个的大学产业化数字化考核的机制设置，与经费普遍不足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刊物达成了一拍即合的共谋关系。这种共谋关系理论上或者表象上有它的积极意义，至少在架势上使过去的文学批评期刊更显得学术化，但是，究竟增加了多少真正的学术含量，这还真是个问题。只要忍着耐性卒读一本刊物，说不定你就免不了哑然失笑或者一声叹息。现在大学评价体制下的批评好像在排斥着非学理化倾向，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是伪学理，貌似一副论学的样子，好像有逻辑、有层次，有方法，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其实大都是空对空，流于表面甚至是极其平庸、陈旧的观点和方法正襟危坐于权威的册页。有经费的“权威”、“名流”瓜分着宝贵的版面，留给更有前途的新人的空间少之又少。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博士生硕士生都必须发表数量相当的论文才能晋级或毕业，于是稍稍次一级的学术刊物开始去以版面费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掏年轻学人本来就拮据的钱袋。这不仅对大学，而且对文学批评期刊活力的持续生成也是有害无益的，实质上是人文危机的载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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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导致批评文体僵化
大学评价体制的偏至，使得我们的文学批评期刊和文学批评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可谓前所未有，这个危机的表征就是横陈于期刊中的貌似学术实则板结僵硬的文体。文学批评，被高校的体制性规约所牵制，必须要用一种相配套的很乖顺的方式表达，否则你就是没有学问，你这种学问还要有无数个注释来支撑，如果有一些文章送审的话注释少也是通不过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本来是将鲜活的文学现场作为研究选题的博士论文，过量引文甚至袭用他人成果疑似剽窃的内容充斥，注释的文字比正文还要长，像用极厚的糠皮做的硕大的包子。似乎这种形状才是学问的模样。文学批评文章质量不在于长短，这也是常识。如果现在的作者为了体制性诉求而写文章，那就不得不去接受学院规约，例如，一篇文章一律必须4000字以上才能算成果。那么我最敬佩的现代文学批评大家李健吾先生就很难及格了，他写的一般都没有那么多字数，也没有多少注释，却是那么触类旁通又精准透辟，他说批评是独立的艺术，批评家应该也是艺术家，所以跟艺术家一样必须有诗意。这也是在学问和文学的自信之上才有的境界。而现在的批评文章大多冗长，学问不怎么样，又缺少“批评艺术”的水灵劲儿，细长的干果没有新鲜液汁，看起来像秋后的瓜秧。
如果有人写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病相报告，材料一定是丰富多彩的。现在大学评价体制所导致的大学文学教育的病状，对文学批评产生了一种扼杀性的传染，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仍不清醒反思的话，也许，再过几年，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可以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了。
文学批评生机犹在
外在的压力和危机，使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不得不正视挑战。从批评的内在事理上看，中国当代文学正处在正常的发展中，中国文学批评的生机犹在，心怀文学理想并表现优异的批评家和批评载体也并不那么稀缺。
“批评”应出于对文学发展的责任心
文学批评必定是文学研究里最前沿的部分，有时候它要稍稍后撤，但一定是为了更有力地穿透文学场，甚至有超前引领的可能。它不可以滞后于文学现场太远。它不是简单地批判，更多的是对作品的鉴赏和对文学现象的梳理评析把握，李健吾在评论《边城》的开篇就说:“我不太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他的批评文章，大多都是感悟型的，不那么轻易地下断语，不那么铺排，重在了解、在感觉，并在细心而聪慧的感悟中体味创作的甘苦得失。我更不相信批评就仅仅是或者更多的是对文学的与“表扬”对应的“批评”。当然文学批评也包括对问题的分析与批判，但是即便如此，也应该是出于善意地对文学发展的责任心。
总起来说，文学批评的意义决不在于满足学院评价机制的要求，而在于为现时代摸索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尺度。
一是为经典的留存做了第一时间的梳理工作，第一时间让人看到哪些有可能成为经典。同时也是一个筛选作家作品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筛选过程的话，很多好作品都会被淹没。
二，对于个人来说，它是一种文学理念和理想的表达。很多批评家都有个人的文学偏好，从中都能折射出批评家个人的文学理想。那么可能会产生新的担心——文学批评家都将个人喜好作为筛选文章的标准和尺度，会不会遗漏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我认为应该不会。因为批评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虽谈不上众声喧哗，但也足可构成多声部。每个人关注的重点不同，综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价值尺度的多面体，这会给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和读者提供丰富参照。
三是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创作者的创作，对源流的透辟分辨和对具体创作的实证评说可能影响到文学的走向。
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内心梦想和作品间的互相印证。学院批评那种纯粹的研究性批评，貌似客观科学地分析人物、语言、结构，像医生一样把一部作品解剖得七零八落，缺少美的发现，让人看不到作品的美感在哪里。文学批评从鉴赏和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作品，让人知道文学为什么是美的好的，这和前面说的“批评不是判断”的意思不矛盾。
批评与创作是有通识的，对天地人的魅性的追究和呈现，关乎心碎，关乎命运，关乎情境，关乎情感，关乎肉体，关乎伦常与破戒，关乎民族自在的想象资源和人类基本价值……它们之间的恒常与变量的关系。而这一切都归拢于表达——文学的而不是要闻、杂耍及泄愤的语式。
爱文学，悟性与史识，这是文学批评的资质。从事文学批评首先源自对文学的喜欢和热爱，从这个源点出发去建构一个大的标准，然后再关注哪些新的文学现象和你的标准有关，甚至可以不断发展自己的观点，营造和完善心中的标准之塔。悟性和史识是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只有才与学兼备，才能产生对历史的一种敬畏感，不会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既不埋没好的作品，也不把没有价值的作品胡乱塞入到历史传承的过道里挡路，要知道文学史的垃圾车随时都可以开来。
危机再严峻，总也不能丧失指望，毕竟“爱文学者”是这些人的大部分，我们应该看到且相信，现在和未来，爱文学也知文学的批评家一定不绝如缕。(此内容根据作者今年10月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会发言整理而成，有删节，经作者审定。)
施战军，1966年生，山东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2007年9月以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有个人专著《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活文学之魅》等。成果曾获中国文联理论批评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