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斯瓦兰·辛格 石之瑜 施汶译
提要：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这个不可改变的现实是加强印度中国研究的最好理由。但双方恩怨交织的历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涂上了复杂的色彩。这要求从学术与政策方面更细微地理解中国。印度中国研究口述历史访谈项目的开展让我们看到印度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坚持，同时也看到他们孤军奋战的无助与无奈，因此，当务之急是协调与整合印度的中国研究力量，并希望在未来能进一步整合地区乃至全球的中国研究，协调发展，以推动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关键词：中国研究 口述历史 印度
一
“印度中国研究口述历史访谈项目”是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期间由新德里亚洲学者联合会（ＡＡＳ）与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联合发起并完成，其宗旨在于对印度资深的中国研究专家进行访谈。迄今为止，已经访问了１８位专家，其中２／３的学者来自印度国内的大学。本项目根据下面的标准选择采访对象：
首先，这些学者是长期并持续地致力于了解与研究中国；其次，他们已经达到事业的顶峰；第三，他们已经站在高屋建瓴的位置，有资格对印度的中国研究发表综述与评论。经过印度中国研究项目团队成员的反复商讨，最后确定了名单。２００８年３月和９月，该项目的成员先后在新德里举办了两次研讨会，并于２００９年３月在中国桂林举办了第三次研讨会。
本文是对这些研究的概述。但是本文并不是印度中国研究的全面和详细的评论，而只是介绍印度主要的中国研究机构及其活动，以及对印度中国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作出简单的评论。
二
首先，许多公开的讨论以及众多在印度出版的中国研究著述都还在继续争论印度社会科学家与语言学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鸿沟与差异，这个现象可被视为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至少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这种鸿沟与差异导致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学者的内部分化。一部分学者自恃可以利用原版的中文文献而贬低对方，另一部分学者则因更看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模式、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而自傲。双方学者的研究均有局限性，但是两派相互攻击，如后者批评前者只是对中国著述的翻译，而前者则攻击后者只是在重复西方的中国研究，其研究完全忽视印度的现实与观点。这种分歧反映了当前印度国内中国研究最根本的痼疾，两派之间的隔阂的确需要及时地消弭。然而，这并不是印度中国研究口述历史访谈项目所要揭露的问题，它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个自然结论。多数印度学者已经意识到印度中国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然而，众多学者都相继放弃了他们的努力，仍在坚持尝试取长补短地来建构中国研究新方法的印度学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这似乎成为当代印度中国研究的一个难以超越的障碍，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当前有一些解释似乎深受大众追捧，其中有一种说法，笔者将之表述为：中文水平越低，得到的报酬越多。在今天的印度，根据中文水平获得报酬高低的职业顺序如下，第一是导游，其次是翻译，最后才是中文老师。因此，根据收入来划分，印度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其经济收入却不及教育程度低的其他行业的中文从业人群。在一个迅速开放的自由经济社会，不难理解一些知识分子也抵不住金钱的诱惑，纷纷转行从事高收入的工作。
印度的中国研究只局限在较高的知识阶层，中国研究很难在大多数印度大学或者学术机构中找到立锥之地，更不用说在中小学学习或者教授中文。虽然中印两国是公认的人口超级大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１／３，并且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但在为数不多且有影响的印度的学术机构中，研究中国的专家也还是屈指可数。这些局限仍然困扰着所有研究中国的印度学者。
这种停滞带来了什么影响？虽然，有几所著名的学术机构一直都在努力建立中国语言学习与中国研究之间的联系，但协调中文学习与中国研究之间关系的努力并没有被制度化。即使在某些时候将中文学习与中国研究结合在一起，学者们仍然习惯性地沿着以前的轨迹，并在许多重要的场合使差异愈发扩大。因此，这给印度中国学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他们或者接受西方影响，甚至完全模仿西方的解释，根本不重视印度的实际与需求；或者热衷于追逐媒体，完全丧失对中国的理性分析。
此外，也许有少数机构与极少数的学者曾经有过将中文学习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仍然没有把培养规范化的印度中国学研究人才作为一种学术制度确立起来。在中印崛起的背景下，培养印度本土的研究中国的人才显得尤为紧迫，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来加强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而多数学者都认为关键在于思考当前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因此，这次口述史访谈项目可被看作是一个开端，希望能引起印度学界的关注与广泛讨论，以开创印度中国学研究的新气象。
首先，在印度，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印度学术界以及印度的政治、商业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认识都存在差异，他们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反华派”与“亲华派”，前者将中国视为邪恶的帝国，后者则罗曼蒂克地将中国描述为文明姊妹，认为外界对中国的“罪化”攻击已偏离事实。大部分印度观察家越来越倾向于持中立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至少主张对中国保持谨慎的乐观。这些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曾经对印度左派力量，如对印度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是导致印共（马）从中分裂、并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３０多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长期执政对其首府加尔各答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仅推动其成为印度中国研究的重要阵地，并且使加尔各答在中国研究领域甚至能与首都新德里不分高低。其次，印度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强调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与职业教育，而社会与人文学科却被长期忽视乃至边缘化，这似乎成为印度中国学研究发展迟缓的一个最好注解。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自过去３０年来，中印关系的修复已在逐渐改变印度官方对中国的观念，这显然有利于推动印度中产阶级与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观念转变。
随着中印两国的崛起，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以前关注中国的印度军界、政界与学界人士外，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家与商人成为关注中国并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群体。其次，日益增长的学生群体也成为一个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人群，在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时，到中国留学的印度学生已经超过８０００人。来往中印两国的学者与游客对中国都持肯定的态度。同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印度旅游与工作，毋庸质疑，这成为近几年来印度中国热的重要推动因素。所有这一切均使印度人的中国观向积极的方向转变，随着印度与中国的商业、贸易以及投资的增长与扩大，中文热成为近年来印度社会的一大景观。
中文在印度的推广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与困难。首先，在中文学习初期，对初学者的中文知识、学习方法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在印度，课程大纲与技术条件都很过时，缺乏必需的语言学习教室与教材。网上的中文学习资料也很难得到，没有中文电台，没有语言学习所需要的交流场所。并且殖民主义的观念还禁锢着相当多印度人的头脑，促使他们在外语选择时往往厚西薄东。
其次，根据以前的经验，即使掌握了一门外语，这种语言技能也会由于学者或者政府官员兴趣的转移而很快丧失。即使这些人还在从事中国研究或者与中国有关的职业，也同样面临缺乏制度化的鼓励措施来长期支持他们提高中文水平的艰难困境。而大多数中国学者、官员以及商人访问印度时又讲英语，这又减少了印度学者接触与练习中文的机会。
第三，越来越多的网上翻译服务以及每日更新的国外广播信息服务等网上资源的快速信息获得方式，使得缓慢的语言学习过程更无法得到忙于论文写作与职称晋升的学者们的青睐。有时候，年轻学者更具有全球眼光，不再受爱国主义的约束，而更自由地借用西方关于中国事务的翻译。由于知识查询转向倚重互联网，网上有限但免费的翻译服务为学者获得中国信息提供了便利，但也因此影响了他们学习中文的进程。
最后，即使我们能找出几所培养了数代通晓中文学者的印度学术机构，我们发现他们都集中在德里、加尔各答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圣地尼克坦大学的中国学院。印度的绝大多数大学根本没有开设中文学习项目或者相关课程的计划。在印度，中国研究仍然被归于地区研究中，常常从属于东亚研究，并没有被提升为专门的研究机构。因此，除了少数几位自励且明智的学者在专注于中国研究外，印度目前的学术机制显然不能推动中国语言的学习，因此也很难为印度中国研究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四
在为数不多的几所开创了印度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中，毫无疑问，位于西孟加拉邦的圣地尼克坦大学中国学院应当位居第一。加尔各答大学也很早就开设了中文课程，是印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但中国研究被纳入了该大学的东南亚研究项目。另外，位于首都的德里大学与尼赫鲁大学都有东亚研究系，但在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被分置于国际关系学院与语言文化学院。此外，这两所大学的教师还自发组建了中国研究所，成为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并定期出版名为《中国报导》的刊物，它为印度学者开创了中国研究的专业平台。还有其他几所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也值得关注，如位于旁遮普邦的旁遮普大学、位于安得拉邦蒂鲁帕蒂的斯里范卡蒂斯瓦拉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以及建立在印度泰米尔拉杜邦的金奈中国研究中心，都成为印度中国研究的后起之秀。中国研究机构有以下几个。
[NextPage] 中国学院：该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８年加尔各答大学在印度历史与文化系开设中国语言课程。１９２４年印度文化巨匠泰戈尔访问中国，推动了中国学院的建立。１９２６年，泰戈尔在他的国际大学发起中国研究，并邀请中国学者谭云山前来印度。１９２８年，谭云山在国际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系，成为中国学院的创始人。直到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该学院一直是印度中国研究的领头羊与中坚力量。迄今，该学院还保留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中国文献资料，有的甚至在中国也很难找到，但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献在过去一直被忽视，没有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与利用。
中国研究所：其前身是一个非正式的研究中国的民间团体，成立于１９６９年。成员主要来自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经济增长研究所、国防分析研究中心以及德里的其他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该团体一直坚持半月一次的讨论会（后改为一周一次），主要讨论当代中国问题，并出版刊物《中国报导》。１９９０年，该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研究所（ＩＣＳ）。近２０年来，该研究所一直以成员结构的多层次、多领域以及对中国的跨学科研究而闻名。中国研究所重点关注政策研究，他们的努力促成了“昆明倡议”，加强了俄、印、中战略三角关系。中国研究所因此得到了印度外交部与其他机构的支持。同样，德里大学与尼赫鲁大学也有中国研究项目。尼赫鲁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可以说与１９５５年国际关系学院的成立以及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的成立有关，１９７０年成为尼赫鲁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如今，中国研究成为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尼赫鲁大学的语言文化学院也设立了中国研究中心，而该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也包含了中国研究项目。著名的印度德里大学也在１９６４年设立了中国与日本研究中心，１９６５年升格为系，并增加了韩国研究，从而成为完整的东亚研究系。这两所大学的中国研究都授予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
在最近新成立的印度中国研究机构中，金奈中国研究中心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虽然该中心注册时间是２００８年４月４日，但这个研究团队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展活动。它是南印度的第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其成员主要是印度政府部门的退休官员、军人与情报机构的人员。该中心虽然成立不久，但却在印度中国研究，尤其是在政策研究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成为印度中国研究领域一个具有特色的机构。同时，一些语言商业培训机构也开设了短期中文培训项目，印度的一些智库与媒体也开始聘请掌握中文、研究中国的人才，虽然发展缓慢，但却体现了近年来印度中国研究变化的一个新趋势。
必须看到，近年来印度的中国研究虽然有较大发展与变化，但制约印度中国研究发展的根本痼疾还没有得到改善。今天，我们看到的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日益增加的印度在华留学生，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者个人的兴趣发展与自我努力的结果，很少有来自政府机构的鼓励与支持，更不要说制度化的扶持。因此，研究中国的大师在印度大学还很难找到。此外，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外语研究所、中国研究所以及其他的中国研究中心仍然没有得到重视，还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印度的中国研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痼疾的长期困扰下，一大批从事中国研究的印度知识精英已经倍感挫伤，其后果是严重影响到他们站在印度的视角来了解与研究中国，并对印度作出贡献。
令人欣慰的是，印度中国研究口述历史访谈项目的实施为解决印度中国研究的困境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至少是向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什么是解决印度中国学研究陈年痼疾的良方呢？口述历史访谈项目带给我们以下启示。
（１）中文教学必须从初级学校开始，因为成年人不可避免地将语言学习看作是耗财费时的投资，都希望得到及时的回报，不可能从长远的角度将语言学习作为获得知识的途径。
（２）迫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机制，以及采取精神与物质的鼓励方式来支持印度中国研究，诸如设立奖学金，支持田野调查，游学以及开展常规化的培训项目，甚至开展专项比赛等来刺激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建议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两手策略来推动印度中国学的发展，虽然这有违学术研究的本质。
（３）由于缺乏战略规划与统一协调，导致印度中国研究的资源配置的大量重复与浪费，给印度年轻学者的成长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多数机构在提供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方面都需要积极地相互协调，开展合作。此外，应该重视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４）应大力开展学术机构与政府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同时鼓励私人企业参与对中国研究的关注与支持。各方不仅互享资源，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国内的资源投入印度的中国研究领域。这将保障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的后续动力，积极迎合市场与政府的需要。
[NextPage] 五
总之，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崛起已带动中国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印度与中国，不仅同为东方文明姊妹，发展伙伴与崛起的亚洲近邻，而且中印两国拥有不相上下的人口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他发展指标，因此，印度必须谋求中国发展带来的最大利益，尽量降低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与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这需要印度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的了解，跟踪中国不断变化的话题与中国的发展。因此，印度急需一大批站在印度立场来了解与研究中国的专家。实际上，世界上的多数大国都在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开展中国研究，印度也不能例外！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这个不可更改的现实是加强印度中国研究的最好理由。但双方恩怨交织的历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涂抹了复杂的色彩。学术与政策方面要更细微地理解中国。印度中国研究口述历史访谈项目的开展让我们看到印度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坚持，同时也看到他们孤军奋战的无助与无奈，因此，当务之急是协调与整合印度的中国研究力量，并希望在未来能进一步整合地区乃至全球的中国研究，协调发展，以达到推动印度中国学研究更上一层楼的目标。
译者信息：施汶，女，１９６８年生，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３６１００５。
本文作者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为亚洲学者联合会主席、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之瑜为台湾大学教授、博士。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