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培忠  刘霓  王文娥

　　提要：在中国研究方面，波兰和捷克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侧重点。考察这两个国家的中国学研究现状，对于了解东欧转型国家的中国研究有一定的意义。文章分别介绍了波兰和捷克的中国研究历史和现状，并分析了目前两国在中国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研究  波兰  捷克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１～２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培忠、刘霓和助理研究员王文娥对波兰和捷克两国的中国学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
　　
　　在中国研究方面，波兰和捷克都有悠久的历史，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侧重点有所不同，考察这两个国家的中国学研究现状，对于了解东欧转型国家的中国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在波兰，考察组访问了波兰科学院非欧洲国家研究中心、华沙大学东方学院、雅盖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及克拉科夫孔子学院。在捷克访问了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查理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中文系等机构，与这两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了两国的中国研究现状，并探讨了今后加强双方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
　　
　　一、波兰的中国研究
　　
　　１．波兰的中国学历史
　　
　　波兰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
　　
　　历史上的首位中国学家卜弥格（１６１２～１６５９）是耶稣会士。他１６４５年来到中国，从事了１５年之久的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医学、数学、哲学和生物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他的《中国植物志》（１６５６）是欧洲第一１３３部系统介绍中国植物的著作，收录了中国的珍奇植物与动物。
　　
　　１９世纪早期，许多波兰人被俄国沙皇流放到远东地区，并在东亚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哈尔滨）聚居下来。这些散居的波兰人逐渐对汉语乃至中国本身产生了兴趣。１９１８年波兰独立后，这些流放的波兰人陆续回到国内，成为日后在华沙和克拉科夫等地的高校开展中国研究的主要力量。１９３２年，华沙大学成立了东方研究院，这是波兰境内从事中国研究最早的机构。翌年，波兰东方研究协会成立。这一时期出版的刊物有：《东方研究年鉴》（１９１４～１９１８）、《波兰东方研究通报》（１９３７～１９３８）、《东方西方》（－，１９３０～１９３８）等。在此期间，华沙大学的东方研究院出现了两位享誉欧洲的中国家，一位是亚沃尔斯基，他曾在北京的《华裔学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佛教的论文；另一位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夏白龙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研究开始在波兰快速发展。１９５２年，波兰科学院成立了东方研究委员会，这是科学院内最早成立的中国研究机构。翌年，成立了东方研究系。这期间出版的刊物有：《东方研究评论》（１９５９）、《东方评论》（１９５３）。这些刊物中的大部分至今还在出版，成为目前波兰国内从事中国研究的重要刊物。
　　
　　长期以来，波兰的中国研究基本上以波兰科学院和华沙大学为主，形成了一个“华沙中心”。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起，这一情况有所转变。一方面，波兰科学院的中国研究力量有所壮大，增加了诸如非欧洲国家研究中心（１９７８）、亚太协会（１９９６）、波兰亚太理事会（１９９７）、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９８）等机构；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也有所发展，如位于波兹南的波兹南大学东亚研究系和位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日本学与汉语系（１９８７）等。这些新近成立的机构与波兰传统的中国研究不同，更加侧重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如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
　　
　　２．波兰的中国研究现状
　　
　　（１）波兰科学院东方研究委员会
　　
　　波兰科学院的东方研究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５２年，是波兰科学院内从事中国研究最早的机构。它主要从事亚洲和非洲问题研究，尤其侧重于社会问题研究。委员会定期召集会议。该委员会的出版物有：《东方研究年鉴》、连续出版物《东方研究文集》等。目前，华沙大学东方研究院的马雷克教授担任委员会主席。
　　
　　（２）波兰科学院非欧洲国家研究中心
　　
　　非欧洲国家研究中心成立于１９７８年，主要从事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地区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也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等。[NextPage]
　　
　　中心出版的主要刊物有：《华沙亚洲学刊》（英文年刊，）和《半球社会研究》（英文年刊，：）。中心的近期成果有施乐文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２００６，）等。该书有英文和波兰文两种版本，是东欧出版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专著，有１０位作者参加了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海鹏研究员、台湾地区学者王超然、张力也参加了写作。
　　
　　（３）波兰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于１９９８年成立，隶属于波兰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自成立之日起，中心便在波兰的中国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渐代替了院内历史悠久的东方研究委员会。目前，政治学研究所已成为波兰从事当代亚洲研究的主要机构。有关中国的研究包括政治传统、法制建设、人权问题、与东亚的关系、与波兰乃至欧盟的关系等。
　　
　　除了东亚研究中心以外，政治学研究所还下辖亚太协会（－）和波兰亚太理事会等两个与亚洲有关的机构：亚太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波兰文刊物有《亚太社会、政治与经济》（－，－－）。该刊是波兰关于东亚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变化的主要刊物。亚太理事会成立于１９９７年，由知名学者、政治家和机构领导组成，其目的是增进波兰与亚洲的关系，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４）华沙大学东方研究院
　　
　　华沙大学东方研究院成立于１９３２年，是波兰境内历史最悠久和最为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东方研究院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包括上百名教师与学者，其中包括２０余名教授。它下设１２个与亚洲有关的系室单位。
　　
　　（５）雅盖隆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日本学与汉语系雅盖隆大学的日本学与中国系成立于１９８７年，主要从事中国和日本的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目前，该系有８名学者，每年招收１０～１５名学生。该系的图书室藏有６５００册书籍，日语书与汉语书各占一半。
　　
　　雅盖隆大学的孔子学院于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成立，是波兰设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６）波兹南大学东亚研究系
　　
　　波兹南大学的东亚研究系成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重点研究现代中国、民族语言和文化等领域。
　　
　　３．波兰中国研究面临的问题
　　
　　（１）人才培养
　　
　　近年来，受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奥运会成功举办等因素的影响，波兰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报考中文系的学生在增多，华沙大学的中文系甚至成为最受欢迎的系之一。然而，很多学生报考中文系的动机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以及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毕业后继续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人数并不多。在波兰，老一辈中国研究学者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一代学者的素养和水平还有待提高，高层次人才出现断层，这一趋势在波兰科学院尤为明显。在人才交流方面，波兰的高校主要依赖于波兰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的留学生交流协议，多年来都是３５人对３５人的规模。尽管有了更多的学生自费学习中文，但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高级人才短缺的局面。
　　
　　（２）研究资助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东欧政局发生剧变之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和“中欧”消失，欧洲国家在整体上开始向西欧和美国倾斜。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兴趣不大，从而大大压缩了这方面的研究经费。学者们普遍反映，在争取研究资助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以波兰科学院为例，９０年代政治变革后，院级资助学者的研究资助被取消，学者们不得不同高校教师展开竞争，向教育部申请资助。
　　
　　（３）现代中国研究的缺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波兰的中国研究一直受到法国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葛兰言和马伯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对中国１３５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近年来波兰学界对中国的兴趣有所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学习中文，而且对中国的兴趣不再限于语言文化领域，其他学科也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是目前尚没有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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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研究资料的匮乏
　　
　　波兰学者普遍认为，他们目前研究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料不足。托马拉教授提出：“我的研究领域是人权、中国的政治行为、中国转型和现代化。但是在波兰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我去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和购买图书。”施乐文教授说，他对儒学很感兴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论，这些争论对中国将来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但是目前波兰有关当代新儒学的资料却非常缺乏，我们非常希望能获得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二、捷克的中国研究
　　
　　１．捷克的中国研究历史捷克虽然早在１９世纪就显示出了对中国的兴趣，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捷克对中国的系统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的。１９４５年，位于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率先开设了捷克国内首个东亚语言与历史讲座，成为捷克中国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同年８月，捷克科学院举行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东方研究的新框架，并制定了新的活动纲要。随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东方文化交流协会”、“捷中交流协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普实克教授（１９０６～１９８０）被公认为是捷克的中国学之父。１９５２年，普实克被聘为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所长。他不仅在中国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也在其他领域，如戏剧、表演、汉代历史与思想、现代汉语语法及语音等取得了许多成就。普实克还培养出了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优秀学生。今天，活跃在捷克中国研究领域的很多知名学者均是他的门下高足。此外，他还帮助建立了一个馆藏巨大的图书馆，专门用于东方研究。这个图书馆至今仍是捷克乃至中东欧地区最负盛名的中国研究机构。遗憾的是，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捷克的中国研究陷入低潮。查理大学及捷克科学院的中国研究被大大压缩，与国外建立起来的联系也被迫中断。许多汉学家（如、、、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严格的限制。１９７１年，普实克教授本人也遭到东方研究所的解聘，并被禁止在国内发表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他的一些学生则流亡海外，在国外继续进行对中国的研究工作。这一段历史长达２０年之久，被查理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然（’）称为捷克中国研究的“冬眠期”。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捷克的中国研究开始恢复。许多汉学家纷纷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中国研究。此外，在原有中国研究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些新的系所，如帕拉斯基大学的亚洲研究系等。
　　
　　２．捷克的中国研究现状
　　
　　捷克目前有三大中国研究机构，分别是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查理大学哲学院东亚研究所以及位于奥洛摩兹的帕拉斯基大学哲学院亚洲研究系。
　　
　　（１）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东亚部
　　
　　东方研究所成立于１９２２年，是捷克东方学研究的中心，也是捷克最著名的东方学研究机构，其宗旨是“培养和建立与东方的科学和经济联系”。研究所在成立之初曾受到原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大力支持。１９５２年，研究所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１９９２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研究所成为捷克科学院的一部分。在中国研究方面，研究所侧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哲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
　　
　　东亚部内现有８位学者，其中包括５位在职的中国研究学者，例如，廖敏博士就从事汉语语音的研究。她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过现代汉语语音和句子的节律，发表过《节律的生理与汉语口语的节律》等多篇论文。
　　
　　东方研究所现办有两份刊物，一份为１９２９年创刊的历史悠久的季刊《东方档案》。该刊分为英文和德文（或法文）版，主要从事亚洲与非洲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研究，面向捷克国内外发行；另一份为１９４５年创刊的捷文版《新东方》，２００３年以前为每年出版１０期，之后改为季刊。这两种刊物的发行量都为８００册左右，而且每期都销售一空，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学者和机构购买。
　　
　　东方研究所的图书馆远近闻名。它拥有近２０万册图书和２７００种期刊，是捷克境内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有关亚洲研究的最大的西文图书馆，而图书馆的中文部———由郭沫若先生亲笔手书馆名的“鲁迅图书馆”由普实克创设于１９５２年，藏书约６．７万册，除了民国２７年初版和民国３７年三版的《鲁迅全集》以外，还有线装本的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等典籍、《甲骨文研究》等，然而近年来，由于经费的不足，馆内的藏书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与补充，比较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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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查理大学中文系
　　
　　查理大学成立于１３４８年，是捷克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１９４５年起该校即举办东亚语言与历史讲座。１９９３年，东亚研究所正式从查理大学的亚洲与非洲研究系独立出来。目前，东亚研究所下设中国研究、越南研究、日本研究和朝鲜问题研究４个系别，其中的中文系是东亚研究所中规模最大的系。
　　
　　（３）帕拉斯基大学哲学院亚洲研究系
　　
　　帕拉斯基大学历史悠久，迄今已有大约４５０年的历史，是捷克高等教育机构中仅次于查理大学的学府。１９４８年开始设中文课程，出现过普实克、奥古斯丁·帕拉特等著名中国学家，但中文课程在设立不久后就停办，直到１９９３年才恢复。１９９３年之后，查理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老师定期在帕拉斯基大学授课，而帕拉斯基大学的学生也可以到查理大学听课和撰写论文。帕拉斯基大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语言与文学。
　　
　　２００７年，帕拉斯基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创建了孔子学院，这也是捷克境内的首家孔子学院。
　　
　　目前，在捷克还有几所大学从事中文教学，如布拉格经济大学、兹林的拔佳大学和布尔诺的马萨利克大学，但这些大学尚没有开展中国问题的研究。
　　
　　３．捷克中国研究面临的问题
　　
　　（１）研究资助
　　
　　就中国研究的资助而言，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东方研究所的研究经费是自动下拨的，而１９８９年之后则需制订计划，向类似“捷克资助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申请。经费由所长进行分配，用于资助研究课题，出版研究成果和刊物。由于所有的高校和科学院系统都向同一个委员会申请资助，因此竞争非常激烈。
　　
　　（２）现代中国研究的缺乏
　　
　　整体而言，捷克的学者较为固守中国的传统，侧重于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普实克教授的研究传统。尽管他们也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局限于古代汉语，他们中的大部分学者对于其他国家发展较快的“中国学”、“太平洋学”概念还不大接受。近年来，特别是１９８９年之后，捷克学生对中国的兴趣在不断增加，而且更多地转向中国的现代问题，但是１３７擅长讲授中国现代问题的教师并不多，因此现在不少学校不得不外聘教师授课。
　　
　　三、体会与思考
　　
　　波兰、捷克的中国研究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其主要特点是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即学者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传统的汉学领域，并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这一特点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早期研究的影响；二是冷战之后，波兰、捷克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的研究基本上长期处于空白状况。
　　
　　波兰和捷克的这一学术传统，至今仍影响着学术界有关中国研究的进程，科学院系统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课题显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相当大的距离，大学的研究人员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却不太注重，而把历史上的中国作为学术主攻对象；而另一方面，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在不断增加，中文系连续多年成为热门专业，受到众多青年人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孔子学院在波兰、捷克的建立满足了当地人学习汉语的需求。但人们学习汉语，多源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视和就业的考虑，并没有对当代中国开展深入研究的计划。孔子学院也只重视举办介绍中国民俗的活动，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没有开展深入研讨。重历史轻现代，重人文科学轻社会科学的风气，使这两个国家的现代中国研究学者队伍还不够庞大，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成果更是寥寥无几。
　　
　　波兰、捷克曾长期与中国保持较密切的国家关系，这不仅因为曾经同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伙伴，也因为有共同遭受过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而共同的经历并没有在民众或舆论中形成对中国的密切连带关系，有时还对中国的各种社会政策进行指责。究其原因，执政党的亲西方政策固然是重要原因，民众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不了解，舆论界对中国政策的误解也是重要原因，而这些都与波兰、捷克对现代中国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足够的认识有关。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捷克曾试图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举办欧盟中国高峰会议，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其中的一个原因竟然是捷克学术界缺乏深刻了解现代中国的学者，捷克社会没有足够的通晓现代中国事务的高层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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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大学是捷克的重要学府，培养出大量人才。查理大学的东亚研究学院中文系是培养汉语人才和开展中国研究的重要机构。这里也弥漫着研究历史中国的氛围，负责人对捷克民众了解现代中国不深也有愧疚之情。显然，他们也注意到了捷克对现代中国研究的缺乏，但更深入的研究还受研究资金匮乏的制约。当地的学者都提到，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基金会对他们有支持，大陆方面没有任何基金会对他们的研究实施资助。在推行孔子学院政策的同时，如何引导和培养当地青年学者开展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１．Krzysztof Grzybowski，Asian studies in Poland，EACS Newsletter，No.38，June，2007.
　　
　　２．Miroslawa Zygmunt，A Brief History of Polish－Persian Relations through Document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Foreign Collections in Poland:A Historical Overview.
　　
　　３．http://www.orient.cas.cz/.
　　
　　４．http://udlv.ff.cuni.cz/cz/china/china.htm.
　　
　　５．http://www.kas.upol.cz/.
　　
　　６．http://www.orient.uw.edu.pl.
　　
　　作者信息：
　　
　　何培忠，男，１９５２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１００７３２。
　　
　　刘霓，女，１９５７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１００７３２。
　　
　　王文娥，女，１９７３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１００７３２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