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危舟

　　随着基督教信仰的失落，技术化时代的来临，欧洲的问题其实就是现代性问题。在20世纪，对此体验最深的，莫过于先后经历过两场极权主义运动的东欧知识分子。他们从自身处境出发的探询与反思，已非针对单独的东欧或欧洲问题，而对现代境况下的人类具有普遍意义。
　　
　　200多年前，康德就人类走向联合与大同展开他的历史哲学论述时，提到荷兰一座旅馆的招牌，上面画有一片坟场，并书有“走向永久和平”的讽刺字样。随着欧盟的建立，欧元的流通，欧洲正逐步成为一个政治与经济共同体。然而，上个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离欧洲并不遥远，荷兰旅馆的讽刺画始终是一个提醒。言及欧洲的统一，容易让人回想起罗马帝国的荣光，却遗忘“统一”并非只是地理疆域上的概念。从康德到雨果，再到班达，以及《欧洲精神》这本书围绕的米沃什、帕托什卡和毕波，都认为真正的欧洲首先是个精神共同体。道德价值超越于政治与经济活动，一体化的欧洲必须建立在共同的道德与价值体系之上。
　　
　　随着基督教信仰的失落，技术化时代的来临，欧洲的问题其实就是现代性问题。如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现代性的极端表现形式，在20 世纪，对此体验最深的，莫过于先后经历过两场极权主义运动的东欧知识分子。他们从自身处境出发的探询与反思，已非针对单独的东欧或欧洲问题，而对现代境况下的人类具有普遍意义。
　　
　　尽管欧盟的铭言“多元一体”应从民族国家与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但无可否认，它涵盖了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两种思想倾向。“多元”意味着个体的尊严，“一体”则意味着普遍性的道德基础。现代社会中无人性的日常生活、 个人存在价值的丧失乃孕育极权主义的沃土。米沃什敏锐地意识到，人们屈从于极权主义与个人存在缺乏基础与合法性是勾连在一起的。帕托什卡的看法与他有着惊人的相似：为寻求解脱，人们“通过各种集体融合方式的狂喜来逃避孤独”。
　　
　　两位东欧思想者的观点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源流的考察相呼应。从古典共和主义的立场出发，阿伦特认为丧失公共政治空间的孤独个人孕育出极权主义。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定义，非政治的人不具完整的人性，就是非人。人的尊严需要在参与公共事务中获得。从基督教传统来看，每个人都是宝贵的，也都有治理这地的责任。
　　
　　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既要坚持个人的尊严，又离不开普遍性的道德基础。米沃什认为“东欧人对朴素的善与恶的概念有种轻信”，而这项欧洲的精神遗产已被多数现代人丢弃，从而丧失了辨识善恶的能力。如果道德本质上不再被认作是一个持续的命令，仅仅是一项约定，道德何以对人构成约束？
　　
　　帕托什卡在临终绝笔中写道：“道德并不是用来服务社会的，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不应由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来定义道德秩序，相反地，应该是道德定义人。”帕托什卡的思想磁针指向的正是米沃什为之忧心忡忡的问题，即个人存在的基础。可惜帕氏的思考止于此。如若是“道德定义人”，那道德为何者所定义？至此，唯有回到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回到那位启示的上帝。
　　
　　在米沃什的诗歌《菲奥里广场》中，波兰人面对纳粹屠杀犹太人时表现出的冷漠态度让人震惊。那些面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的人有着怎样的心灵？我们不再为辨别善恶承担起责任时，心灵已被恶侵入，米沃什称这种恶为“道德冷漠”。“冷漠和罪行是一个概念”，曾是反纳粹起义领袖的埃德尔曼以一种更为清晰的表述呼应了米沃什的观点。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精神向基督教思想传统的复归。在基督教观念里，罪的本意乃偏离靶心，恶并无深刻的本质，不过是对善的偏离。这既是奥古斯丁的遗产，也是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所要揭示的。
　　
　　毕波对恐惧感在20世纪东欧各国政治中起的作用有着精到的分析。恐惧造成的政治歇斯底里症不仅在东欧频频病发，也蔓延到西欧。事实上，它已是现代政治的恶疾。只有从恐惧控制政治的悲剧中走出来，政治才可能走向成熟。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该得到反思，苦难无法完全由他者负责。每个人都必须担负起自身的责任，而不是陷溺于家国之恨。一个为恐惧感所驱使的民族永远是一个小民族，无论GDP 怎样增长，恐惧漩涡里的国家都不会成为担负起责任的大国。毕波认为治愈政治歇斯底里症的良方乃是摆脱怨恨，担负起责任，因为只有责任感可以对抗恐惧，欧洲应该建立在富有内省精神的责任感文化之上。
　　
　　没有责任的担当，便没有个人的尊严，而人权的普遍主义追求亦将丧失根基。因此，欧洲是“一种责任感，而非一种命运”，惟有在此前提下，欧洲精神才可能得到理解与阐释。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