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宽

　　我很喜欢人类学。不过后来发现，西方为背景的人类学研究，其实常常也有掩盖不住的偏见。他们常常把观察东方社会的研究称为“人类学”，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比如中国、印尼，或者印第安人，还有亚马孙丛林里的食人族，都是被归为和他们不一样的很奇怪的存在。他们研究西方自己的社会，通常就被称作“社会学”。

　　人们常常会很敏锐地感知到别人对自己有“偏见”，其实人们对自己的“偏见”只会更大，佛教中叫“我执”，不过只有自省意志极强的人才能体会到而已。

　　所以在我看来，最精彩的研究，是能用人类学的态度，研究自己和自己熟悉的社会，这样既能够避免“我执”，又能避免信息不足。

　　比如有一些当代的杰出人类学者，以在西方受教育的背景，回到他最初成长熟悉的环境，比如一个小山村作研究。他的观察既比完全不了解那个环境的纯粹“外国佬”要深入，又比从来没有出过门、对那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的人更加敏锐。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的朋友也有很多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我眼中代表着很崇高的使命，知识分子应该就像猫头鹰一样，在天黑的时候趴在树枝上，睁大眼睛，它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过最近两次经历，我发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来观察。

　　一次是几个年轻学者，一开始讨论的大概是土地制度的问题，好像有不同观点，有一个一开始很平静的伙计越来越激动，他的立场有些“中国新左派”色彩，不过看得出来他是很真诚的，他是支持农村土地集体化的，我倒很期望听到他有新颖的论据或者论证，不过他好像并没有让人觉得有说服力的东西。他突然冷不丁来一句，你知道伯恩施坦吗？我说知道啊。老实说，相对于其他左派思想领袖，我对伯恩施坦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他接下来一句，伯恩施坦的原著你都读过么？我只好坦白，确实没有看过。我甚至一本都没有看过，只是在一些思想史的书中看过一些概括性简介而已。他脸上立刻流露出胜利的轻松，表现出不用再和我讨论了的态度，直接起身就告辞了。我们其他几个人都面面相觑，我们讲一个土地集体化的问题，能把事实和逻辑是什么讲清楚就行了，不至于非得把伯恩施坦的原著都看过一遍才能张嘴讨论吧？

　　前些天又遇到一次，几个学界友人吃饭，席间有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他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专制思想，尤其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专制思想的根源。我比较较真儿，谈了谈我的看法，从一些基本历史事实的考证来说，很难得出结论，儒家站在专制的一边，尤其是在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之前，儒家更是典型的封建体制而不是集权体制的维护者，封建和专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结果这个哥们突然冒出一句“我是波普尔的信奉者”。对波普尔我恰巧还算比较熟悉，但也在纳闷，波普尔和孔子有什么关系？正在我迟疑时，他骄傲地宣布，“我讲的东西和你不在一个层面，你讲的东西我根本听都不想听。”我还奇怪怎么“自由主义者”也有这么粗鲁的，他非常自豪，“我的性格和波普尔是一样的，我讲的东西你是理解不了的。”这一招最厉害，一千个知识分子心目中可以有一千个波普尔，除非能把波普尔本人拉到饭桌上来做裁判，看谁更理解他。如果一个人抢先一口咬定“你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也不讲出具体的道理，还真是无法辩解。

　　这绝不是两次孤立的经历，我在所谓“知识圈”旁观过很多类似的景象。比如北京的思想界有很多活跃的小圈子，在BBS、邮件讨论组里讨论各种问题。本来一个具体的问题，用事实加逻辑就可以讲清楚了，结果常常讨论到后来，一方就跳出来说“我是弗里德曼的信徒，弗里德曼的东西，你都看过么？”那个回击“我是凯恩斯的信徒，凯恩斯的东西你都读懂了么？”或者一方说“我是追随哈耶克的，哈耶克的书你都看过么？”那个回击“我是研究施密特的，你把施密特的东西看完了再开口说话吧。” 讲到这里讨论已经没法进行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了理论的制高点，对方已经输了。

　　那些讲什么问题，不会自己用事实和逻辑来说话，要把施密特、波普尔、弗里德曼高高举起的当代知识分子，虽然穿着西装皮鞋，在我看来，何尝不像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就像原始人会把一些图腾的羽毛或者爪牙装饰在自己头上和胸前，这样就可以借到图腾的神力。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的图腾是最牛的！这样我们的部落就是最牛的！！这样我就是最牛的！！！哈哈，看谁敢来惹我。

　　更有某些学者擅长引用各种名人名言，但你却看不出他自己的论据和逻辑关系是什么。甚至写了几本书，你都读不出他核心观点到底是什么。就像一只母鸡，把很多孔雀羽毛插在自己屁股上。而这一招在中国确实能把很多人吓一跳。

　　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也是这样的，理论界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施密特、哈耶克这些名字，那时候的时髦是，谁说自己是马克思的信徒，是卢梭的信徒，或者杜威的追随者，把这些人的名字挂在嘴上，也是在人前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我们的人性，最本质的密码其实几千年来都没有怎么变。即使觉得自己最理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以极大的毅力来自省，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习性和原始人并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五四之后，还是年轻学生殷海光问他的老师金岳霖，现在有这么多主义，都很热闹，每个主义都跟着一大帮人，哪个主义比较好？金岳霖说，那些热热闹闹，特别时髦的主义，都不见得能够持久。真正经过你自己的理性检验觉得是对的东西，才真正有价值。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