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洛洛

　　茶杯里的风波何其多。就在各种自然灾害接踵发生的夏天，国际刊物《玛丽嘉儿》美国版上的一篇文章，让诸多美国媒体人、尤其是亚裔严重不满。作者Ying Chu在这篇以《新花瓶老婆：亚裔女人》为题的文章中，定义、观点模糊，结构松散地讨论了年轻亚洲（包括美籍亚裔）女性嫁给年长的父辈、祖父辈富有的白种男人的现象，论及的现象包括导演伍迪艾伦与小他35岁的朝鲜养女宋仪、媒体大王默多克和比他小38岁的妻子邓文迪、影星尼古拉斯·凯奇和年龄只有他一半的第三任韩裔Alice Kim，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与比她大26岁的富豪Bruce Wasserstein以及30岁的中国影星章子怡和44岁的时代华纳大股东Vivi Nevo等新近的婚姻或订婚——年龄差距巨大的婚姻，在我们假设为“开放”、“浪漫”的西方发达国家，仍被主流侧目。作者设问：到底她们是需要父爱，还是她们只是投机者？

　　不少读者认为作者对于亚裔女性有“刻板印象”，文章写得比较“冒犯”，引起抗议是必然。很多读者甚至抗议说，一本软女权的杂志如此侮辱女性，她们决定再不买这份杂志。

　　父权制的全球化

　　这并非新事物，Ying Chu不过不够缜密地表达了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心态。日本学者江原由美子曾经在著作中提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媒体人告诉她，到美国生活的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经常被美国女性指责，亚洲女性让美国妇女一百多年来苦苦争取的男女平权成果岌岌可危：她们总是对性别歧视不抗议，甚至刻意对男性“献媚取宠”包揽家务和照料工作，导致很多美国男人把“温顺包容”的亚洲女子当成婚姻的梦想对象——如此一来，虽然硬的法律法条没有退步，但是两性平等的文化配合度，自然品质下降。美国妇女认为，到美国生活的亚洲女性，是女权运动的“叛徒”。

　　在全球化的时代，保障男性占有“规则的优先”的父权制，如同风险投资一般，永远在寻找它的“洼地”。发达国家对于性别平权有较完整的原则和操作性法律规定，于是“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父权制有一个最古老的法宝，那就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认同从属性角色的基础上，女性凭借婚姻，最容易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发达国家妇女地位高了，这就产生了“父权制的全球流动”：最早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买卖式的婚姻流动（如“邮购新娘”）；而近期跟我们相关的，则是新娘从更贫困的东南亚国家被类似买卖式地嫁到东亚国家和地区。配对的双方，因阶级不同而呈现两个基本模式：中产或富有的老年男子和年轻漂亮的妻子；在本地区择偶困难的中下层、中老年男子和来自更不发达国家的外籍妻子。

　　由于夫妻双方拥有的社会资源严重不对等，这些家庭得以沿袭“以男为尊”的传统模式：丈夫是家庭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来源，妻子则全面负责家务和照料工作，部分男性得以逃脱女性地位崛起的梦魇，保住他们心目中田园牧歌式的、男性主导的家庭模式。苛责这些“花瓶妻子”是不公平的，只要有一个角落的女性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资源与机会，她们的路被堵死了，就会阻挡女性整体，就不可能安享平权的成果走向平权的道路。这也是从1995年北京的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世界妇女运动始终尝试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议题沟通、联合行动的原因。

　　“花瓶”模式重回中国

　　中国的市场化，是资本全球化的一部分。对于今天的中国，令人忧虑的在于，中国女性地位的“花瓶化”，和女性自甘为花瓶而不自觉。

　　在职业场域，重新性别化的潮流也摧毁了过去计划经济下的平权模式。不再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些工作被性别化了，如，如礼仪观赏性的、服务性的和照料相关的行业与辅助性的工作岗位。这对于重新塑造对市场时代女性的要求影响极大：对于女性，身体形象和亲和、顺从他人的品质得到凸显，专业性和事业心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职场的性别化，也顺理成章地导致男性和女性竞争领域的隔离：既然两性各有“特长”，那么“精密的”、“严肃高深的”管理和技术性强的岗位和行业属于男性，“优雅的”、“有爱心的”服务性和事务性的属于女性，看起来相当公平——这种被“性别差异”巧妙包装的“各司其职”的假象，掩饰了两类职业在劳动价值和地位的差距，遮盖了两性职业发展机会和社会支持的严重不平等。

　　既然职场和社会领域如此设置，那么在家庭角色上，自然是男性更适合向外发展，女性适合在后方“享受”和“奉献”。而事业成功的女性，被论述为怪物般的“女强人”，“女博士”在流行话语中成为一个特殊人种，就表达了对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和追求专业卓越的最大敌视。这种强迫性的“性别差异”的文化和消费文化一起，成功地驯化了中国当代女性。很多人每天组织空间与时间的重要事务，就是管理自己的身体形象——服装、化妆、美容、瘦身、美甲美发，对身体形象的控制到了嗜痂成癖的地步，她们的世界看似五光十色，实则十分狭隘和单一，对社会的关注减少，精神上被剥夺成功的欲望和自信。在任何社会，这样的人群存在并不是一个问题，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价值标准的垄断性，以及国家对性别不平等种种新趋势的不作为。

　　世界是男人的，而获得男人掌控的资源，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性。——对于这样的“潜规则”，一方面女性难有机会表达反抗，争取政策和立法的有效支持。于是，世故地认同和犬儒式地利用——不反抗，只顺应，“闷声发大财”。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天之骄子拍写真或整容来寻找工作成为潮流；20岁的女生愿意委身70岁的老者来获得一个深造机会；各地方兴未艾的“淑女研修班”如同三从四德的现代翻版，却门庭若市。那样的青春能量，本应该去排练街头行动剧，来反讽将女性花瓶化的潮流，本应该为充满功利和奴性的成年男女世界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可是，未及成熟，就腐朽了。[NextPage]

　　恶质化的同性“竞争”

　　不得不停留在一个处处设限、男女界限分明的世界里，女性只能跟女性竞争，这种竞争无可避免地恶质化了，变成了比拼青春肉体；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价值也被粗鄙化了，变成了消费品而非参与者。

　　《2008中国网民婚恋调查报告》表明，65％的男士认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是25岁至28岁的女性；女性30岁的时候，有25.5％的男士认为还能勉强娶她；女性35岁的时候，仅有12.5％的男士能够接受。男性的年龄危机就要少多了，即使到35岁，仍有1／3的女性愿意嫁给他；甚至40岁的“不惑男士”，还有15.2％的女子来选择他。

　　“两性各有优势”的性别谎言，让男性从年龄中得到阅历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女性则恐惧于自己“最重要”资本的流失。它把女性最大的资本定义为是肉体的青春，但这恰恰是在一个男性体验为中心的文化中，最迅速折旧的生产资料。

　　于是，当代的婚姻会如此密集地重演“花瓶”模式：更年轻的女性第三者，取代成功男性年龄相仿的前妻。一方面，要求妻子为婚姻家庭奉献的话语较以往更加苛刻；另一方面，社会道德舆论对于妻子保有婚姻权利的支持越来越淡漠，甚至默认这样的观念：老去的妻子与男性显赫的社会地位是不相称的，男性地位所需要的奢侈装饰物中，美丽年轻的妻子最为重要。客观上，这纵容了一种成功男性消费女性青春和生命价值的婚姻模式。

　　而年轻女性的群体自觉让人不敢恭维。曾经成为网络公共事件的一些第三者纠纷，如“三三七七”事件中，女性第三者几乎毫无耻感地称呼只大自己几岁的男当事人前妻为“老娘们”，这是“花瓶文化”最极端而可悲的一面：对自己沦为纯粹肉欲的对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的女孩，对性别的整体和长远处境毫无独立思考，在浪漫爱的迷思之下，即便充当第三者，亦以对方是“老女人”、“乏味”和“不温柔”为借口，而丝毫不以为自己有任何不正当。

　　当中国的女性仍然有人只停留于身体被消费、被剥削、被利用的价值，不亲身反省、抵抗这种将女性物化和下流化的“花瓶文化”，那么她们也不要指望中国的男性普遍物化的价值观能够在不经历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自觉蜕变，而良性的性别文化和负责任的婚姻观念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在中国社会建立起来。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