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中载
上世纪60年代初，诞生于英国利物浦的“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又称“披头士四人爵士乐队”）先声夺人，震动英伦三岛，继而于1964年征服美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流行音乐。后续的“猫王”埃维斯·普雷斯风靡全球。流行音乐的大潮一波强于一波，仿佛古罗马的凯撒大帝振臂高呼：“我来了，我见到了，我征服了。”（Veni，vidi，vici.）到了迈克尔·杰克逊，他的震撼和影响则远远超越了音乐。在世界音乐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音乐人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让全世界震撼，让青年人疯狂。他那独特的歌声和经典的舞步，在音乐的伴奏下，像酒神狄奥尼索斯，用魔力激活人的原始激情，放声高唱，手舞足蹈，达到忘我的境地，制造狂欢的场面。
2009年6月25日，杰克逊的逝世成为西方头号新闻。6月26日，美国国会中断了议事日程，起立为他默哀。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称杰克逊之死是“全世界的损失”。欧美多家网站因杰克逊话题访问者甚众，一时陷于瘫痪。西方媒体抛开热议的伊朗和朝鲜问题，集中报道杰克逊。在他去世后的一周内，全球有12人因极度悲哀而自尽。他去阿拉伯世界巡回演出，用他的音乐之声打破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同阿拉伯国家的长期隔阂。他是为非洲写歌和演出的首位美国巨星，并为非洲慷慨解囊。苏东剧变之后，他是去那些国家访问的第一位美国巨星，在1993年、1996年访问莫斯科时受到元首般的接待和欢迎。他的中国之行促进了刚刚起步的中国流行音乐走向兴盛。他关心环保，热心帮助穷人和残疾人，向39家慈善机构捐款3亿美元。难怪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称他是“地球上最知名的美国人之一”。
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世界不经意地制造了一个文化现象，展示了通俗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强势。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罗马献给世界的是法律，英国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政体，法国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的民族主义，那么，现代美国献给世界的是科学进步和大众文化。”布氏所说的“popularculture”，即我们所说的流行文化，而杰克逊的流行音乐正是美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量出口的是物质商品。从后半叶开始，随着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的需求猛增，导致以消费者消费为导向的经营管理模式取代了原来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组织形式。既然文化是资本组织和传播生产欲望之所在，资本这个无孔不入的家伙就必然千方百计地去占领文化生产的地盘。在当今消费社会，文学艺术作品像其他商品一样，都不能摆脱商品规律的支配。如今，文化产品已成为美国最庞大、最赢利的出品之一。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消费品，除了消遣、娱乐的功能外，还能让消费者接受文化产品所宣扬的美国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所以，有的国家抵制美国影响时，首先抵制美国的文化产品。二战后，美国文化产品以及它所宣扬的美国生活方式使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日本人深受影响。日本青年几乎被美国文化俘虏，让日本有识之士和政界深感忧虑，急于寻找对策。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日显重要。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和文化》中说：“全球化处于文化的核心，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核心。”
20世纪著名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是个音乐爱好者，他曾写过一篇《论流行音乐》的文章，分析了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的差异，对流行音乐颇有微词。杰克逊流行音乐所创造的文化现象是阿多诺未曾料到的，也是他的论述未能合理分析的。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为普通民众所拥有，所享用，所钟爱，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以娱乐大众为目的，但并不止于娱乐性。同严肃音乐一样，在狂欢式的歌舞中，把不同肤色、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连接在一起，成为新传媒方式出现后的大众交流方式。这是传统的严肃音乐所难以做到的，阿多诺看重严肃音乐，但是，事实是：商品结构在悄悄地渗透至文学艺术作品时，已经消解了传统观念上对艺术真理的追求。流行音乐告别了传统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义和伦理道德，以所谓的“娱乐道德”取代“行善道德”。
在消费社会，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多的是为了休闲、娱乐、享受。媒体的广告推波助澜，不断制造和扩大人的消费欲望，酿造幸福意识。流行音乐让消费者在听觉和视觉的刺激中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苦恼，感受娱乐化的生活。当消费文化成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时，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界限就模糊了。杰克逊的《拯救地球》像贝多芬的乐曲，同样唤起美好的希望。
半个多世纪来，流行文化的强劲走势让世人刮目相看。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流行文化（亦称通俗文化）最早出现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后，是科技、工业、商业发达的产物。印刷业的兴起带动了出版业、报刊业走向繁荣，为通俗小说的消费提供了物质条件。18、19世纪英国的许多小说家，如狄更斯等，起初都是在报刊上连载他们的作品，然后才汇集成册，成为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曾经是当时文学的主要形式。所谓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是由经久不衰的通俗作品演变而来。许多作家也不是为文学而创作，更多的是为了谋生。对出版商来说，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是他们的文化产品，即商品。商业的介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作家写作的题材和内容，也引导着文化消费大众的阅读兴趣。文化消费者对侦探小说的爱好，造就了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侦探小说家和他们的佳作。小说的畅销为出版商和书商带来可观的利润。文化和经济，文人和商人就这样互补、互动、互利、双赢。[NextPage]
同英国人相比，美国人更看重通俗文化。二战结束后，英国成立了“音乐艺术促进委员会”，致力于提高人民的文化艺术水平。它通过各种渠道把原来只限于资产阶级欣赏的高雅音乐、文学艺术普及到大众。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努力推广高雅音乐、戏剧和诗歌时，突然从利物浦冒出来由四个青年人组成的甲壳虫乐队，很快风靡英伦三岛，让英国蔑视流行文化的文人大惑不解。
1964年，甲壳虫乐队登陆美国，在青年人中掀起的疯狂，也是美国文化界所未能预料到的。3年后的1967年，9岁的杰克逊同他的哥哥们在阿波罗剧院首次登台演出。美国人对新事物反应敏捷，于1969年成立了“流行文化协会”。学术界和教育界同样关注流行文化。从1970年代起，美国大学开始陆续开设通俗文化课程，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从事通俗文化的研究。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007）小说堂堂正正地进入美国大学英文系课堂，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分析对象。
1996年，美国国会决定停止向曾经为人文教育和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决定对美国人文学科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一是国家政策具有导向性，并影响公众舆论和价值取向；二是资金的短缺势必削弱人文教育的研究和教育，最直接受害的是非通俗文化的教育、研究和出版。通俗文化因为有庞大的市场带来的利润，对国家资助几乎不屑一顾。纽约“林肯中心”演奏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会是无法同“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比收入的。莎士比亚全集的销售量也无法同诸如詹姆斯·邦德（007）间谍小说这类通俗小说的销售量相比。在消费社会，文化是一种市场社会化的文化。二战后，高雅文化式微，通俗文化强劲，是消费所决定。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广泛使用电视、电影、音像制品，把精英文化转换和改编为传媒文化。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日世界，有多少人愿意去读长达500页的经典文学作品？于是，电视、电影和音像制品为你去欣赏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海明威、霍桑、雨果、曹雪芹、罗贯中，提供“快餐式”的文化产品。这是高雅文化的通俗化或大众化。
虽然通俗文化已经强大到足以同高雅文化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但是，它不可能取代高雅文化。还是有不少人喜欢去剧院看芭蕾舞，去音乐厅听交响乐，享受海顿的婉转、莫扎特的华丽、贝多芬的优雅、约翰·斯特劳斯的轻盈欢快、“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哀伤。在喧嚣、疯狂的流行音乐中体验野性的自由，在让人安静下来的严肃音乐中感受崇高和优雅。也许正是雅俗的并存，使得文化千姿百态。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