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铁志（台湾）

　　《国家》杂志的天职则是抗议所有的不正义，抗议对世界自然资源的破坏，抗议权力的滥用，抗议各种歧视与偏见。正是这样的不妥协，使得《国家》能获得这个社会的信任，成为美国的良知。

　　你知道，美国当前最古老的一份周刊是什么性质吗？不是商业杂志，不是流行文化杂志，而是一份左派杂志。

　　这份周刊，《国家》（The Nation），是1865年由一群主张废除黑奴运动的人士创办的。一百多年来，他们几乎一直处于亏本的状态，并历经数任发行人，但还是坚持下来了。现在，他们的发行量约为二十万本——过去八年的布什执政让他们成长七成。

　　《国家》不仅活到现在，而且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左翼周刊。这份刊物只有薄薄的几十页，物理重量很轻，但思想重量却很庞大。在这个轻盈的时代，这样的杂志为何能生存如此之久呢？

　　几年前，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书店中，我听着《国家》杂志的发行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维克多·纳瓦斯基（Victor Navasky）解释这个问题。

　　从1978年进入《国家》做编辑，后来成为发行人的他说，《国家》不是一份新闻杂志，更不是一份追求“客观”中立的杂志，而是一份关于理念的刊物，一份“意见的刊物”（journal of opinion）。这种刊物需要的是理性的论证与公共的辩论，是去解释事件背后的意义。

　　这些杂志因而是公共领域的喉舌。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公民可以集体审议公共议题的场域，意见在其中可以自由流动，人们是凭借理性的论辩来沟通。而杂志正是他所谓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兴起的核心支柱。

　　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媒体八卦化、空洞化、财团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这些意见，对于刊物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时代还需要他们吗？哈贝马斯曾经回答纳瓦斯基说，“是的，因为他们可以建构一套理性论辩的标准”。

　　另一个让他们可以生存一百五十年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始终秉持抗议的精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对于英国的反核运动曾有这样的期待：“我们必须抗议才能生存下去。抗议是市民自我防卫的惟一现实形式。”汤普森指的是他们必须产生一个对抗体制的逻辑，然后去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最后给予统治者压力去改变他们的政策。而《国家》杂志的天职则是抗议所有的不正义、抗议对世界自然资源的破坏、抗议权力的滥用、抗议各种歧视与偏见。正是这样的不妥协，使得《国家》能获得这个社会的信任，成为美国的良知。因此每当他们岌岌可危时，读者就会愿意捐献更多金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更重要的是，虽然看起来这个汤普森式的抗议传统和哈贝马斯主张的智识辩论似乎角色互斥，但纳瓦斯基认为这并非二择一的选择。

　　因为“一个像《国家》这样的杂志可以启发人们，可以动员，可以组织，但它最终不是一个运动。因为意见刊物有责任去面对不利于他们主张的事实，而非忽略他们，然后必须去说服他人——透过更好的论证”。因此意见刊物的原则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是一致的。

　　当然，传统媒体所面对的新挑战是网络媒体或是博客，因为后者具有更大的实时性、互动性和草根性——任何人都可以是评论家。然而，纳瓦斯基仍相信，传统平面媒体的生产过程具有更严格的检证过程，而且像《国家》这样的刊物一向自豪于他们有最好的作者，因此比网络媒介具有更高的正当性与权威性，更能“建构一套理性论辩的标准”。

　　但我想，这样的谈法似乎低估了传统媒体内部过程的种种问题。各种意见刊物不但大多数只是一元的主张，不同立场的刊物之间也很少有真正的公共论辩，而这些理性论辩的标准未必不能在网络媒体出现。

　　今日，《国家》也开始运用网络力量。相对于一般认为网络文章特性是轻薄短小，他们希望博客的文章可以深思熟虑，可以有调查报道，甚至比杂志上文章更长。

　　但这些界面终究只是承载思想的形式。真正让《国家》可以在这个黑暗时代坚持下去的力量，是他们永不妥协的抗议火光。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