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珊·内曼  翻译：吴万伟

　　苏珊·内曼认为，道德语言一直被宗教右派劫持，但是不管右派分子的行为多么卑鄙，他们还是为公众提供了善的概念，而左派已经忘记了该如何为善辩护。

　　恐怖分子9-11袭击后不久，“道德明确性”这个术语作为政治词汇粉墨登场。它主要由布什政府的支持者使用，在他们看来臭名朝著的“邪恶轴心”演说就是说明“道德明确性”的例子，而不是如时间已经证明了的无能的表现，破坏了伊朗反对派的计谋、招致伊朗和北朝鲜加快实现其核野心、或许还奠定了伊拉克灾难性战争的基础。在美国，这个术语在2004年大选后被共和党人大量使用，他们宣称大选结果不是候选人的胜利而是道德明确性本身的胜利。选民们毫不犹豫地为其价值观辩护：不管是海外的军事胜利还是国内的文化战争，他们已经抛弃了苍白和犹豫不决的克里，这个人只会就事论事。

　　对美国以外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让人很难理解，而国内千百万人对布什政府使用这个已经变成对这两个词的嘲弄的术语感到恶心。在伴随战争而来的谎言和丑闻中，还讲什么道德呢？用骇人听闻的方式虐囚的政权对同性恋者婚姻做出惊骇的姿态，其立场又有什么明确性可言呢？但是把右派对道德价值的呼吁弃之不顾实际上是忘记了道德价值的作用。不管右派分子的行为多么卑鄙，他们还是为公众提供了善的概念，而左派已经忘记了该如何为善辩护。右派谈论的道德明确性或许是空洞的，但它决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洞的概念仍然是可以寻找用武之地的概念，而左派已经破坏了概念本身。如今那些愿意用普世道德价值的术语发言的人已经自认为是保守派了。

　　右派也缺乏一些或许比现有内容更重要的东西：尴尬。右派的热情支持者或许滥用了“邪恶”和“英雄”等词汇，但是他们在说这样的话时并不觉得难为情。而左派因为担心简单化或者更担心矫揉造作，往往拒绝使用真理、高贵等字眼，甚至连“合法性”和“进步”等词汇也尽量不用。如果必须使用，往往要加上引号，以便在说话者和所使用的语言之间保持距离。这种后现代姿态是为了确保人人都不会把任何事当真。

　　我自己做出推迟其他任务专心写一本被称为《道德明确性》的书的决定是因为受到愤怒和希望两种情绪的驱使。愤怒指向那些曾经占据所有关键道德领域的人；而希望是通过使用我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上学到的东西帮助人们重新收复被可耻地割让的道德领地。布什政府侵占道德概念促成了一个发生在左派身上几十年的现象。种种力量促成了它的出现：关注欧洲中心式的世界主义，忽略其他文化；道德观不过是建立在掩盖阶级利益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残余，虽然从前苏联传来的消息显示它是个真正邪恶的帝国。在许多人看来，从白宫发出的言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内涵，我们最好还是彻底忘掉它为好。有些人甚至指出了布什和本拉丹所使用的语言的形似性：道德价值不就是受信仰而非理性驱使的教条主义的、顽固的狂热分子的争吵比赛吗？

　　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忽略了我们需要道德价值的事实。这些需要包括表达尊重和愤怒的需要、实话实说、拒绝委婉语和伪善说教的需要。也包括把人生看作有意义的故事的需要，即我们来到世界上走一遭应该做点什么，这是人的尊严的根源。如果没有它，我们会觉得人生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道德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道德明确性的要求始终在我们的耳边大声回响，因为它是我们追寻的东西。那些找不到它的人很可能满足于非常危险的简单化或者纯洁化。

　　为了进步的事业收复道德语言领地的第一步是显示，虽然宗教或许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道德需要，但是让它生生不熄的力量决不是宗教。毋宁说，道德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道德探索和政治积极主义往往出现在缺乏理性的地方。当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询问为什么了。这一点无论对信徒还是无神论者都同样重要。无神论者不能像抛弃宗教那样容易地抛弃道德，因为道德原则先于宗教原则。信徒也不能把信仰当成道德推理的替代品：宗教或许支持他们对于道德价值的探索，但是它不可能是道德的来源。

　　《圣经》本身是学习这一点的起点，在我们刚刚学会识字的时候。比如耶和华用硫磺与火毁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 & Gomorrah）两个城市的故事，这是原教旨主义者的核心。（请参阅圣经创世记第18、19节。----译注）实际上，所多玛城的罪恶不是私通或者同性恋，而是当地居民要求把两个过路的陌生人拖出来轮奸致死，好心的罗得曾经为他们提供住处。有些传说认为，所多玛城居民不仅不道德而且是故意反道德：轮奸客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多玛的法律规定。在这个例子里，客人碰巧是天使，这证实了所多玛的毁灭，但是不管你是相信天使还是古代的好客原则，你都可能发现所多玛城居民的罪过是为社会所不容的。[NextPage]

　　不过，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是之前发生的事。上帝向他信任的门徒亚伯拉罕透露了毁灭城市的计划，亚伯拉罕与上帝顶嘴。正义之神怎么能不分义人恶人毁灭整个城市呢？如果城市里有50个义人呢？正义之神答应，如果发现有50个义人，他就放过这些城市。但上帝不是老学究，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他会因为短了5个而毁灭全城吗？亚伯拉罕继续与上帝讨价还价一直到10人，他的勇气令人钦佩。他已经下决心哪怕惹上帝发火也要挽救他不认识的无辜陌生人，这都是出于道德原则。这个故事也向我们显示，道德判断不是一劳永逸的决策，而是一直让你的眼睛保持警惕的事。道德推理是缓慢的、具体的、很少绝对的。如果亚伯拉罕能够让上帝对他的道德判断三思而后行，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

　　亚伯拉罕的正义感显然不是来自上帝的戒命。在当今世界，不管我们的文化背景如何，我们多数人的道德判断有来源吗？在《道德明确性》中，我认为对于信徒来说，圣经是其道德根源，对于世俗读者来说，荷马史诗是其道德来源，这在启蒙时期表现最好，虽然启蒙遭受众多恶意的攻击。我们必须从围绕启蒙的陈词滥调来重新认识启蒙：启蒙认为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人类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信仰是解决过去问题的过时的答案，技术是解决未来所有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没有哪个时代比它更清楚邪恶的存在，没有哪个时代比它更关心探讨人类的局限性和边界。

　　启蒙反对的目标不是敬畏而是偶像崇拜和迷信；它从来没有相信进步是必然的，只是认为它是可能的。如果你有耐心，你能找到18世纪的一些名言来表达这些观点的最初形式，你可能找到关于任何事情的二流思想。但是你不必要成为学者就能发现更好的东西。所需要的只是憨第德（Candide）（又译《老实人》，法国文豪伏尔泰的小说。---译注）回顾启蒙核心人物对最糟糕的启蒙思想的典型批评。其观点是生活并不美好，世界非常复杂。我们可能认为，这对于憨第德本人来说可能是新闻，但对于以考察世界本来样子作为其启蒙努力一部分的本书作者来说很难说是新闻了。但是像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和约翰·格雷（John Gray）（英国哲学家）等批评家认为伏尔泰和同事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写过东西似的。

　　为什么求助于启蒙运动？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抛弃启蒙思想源于人们对前现代的怀旧和对后现代的怀疑。在启蒙引起争议的地方，现代性就处于危险中了。为启蒙辩护就是为现代世界连同其自我批评和转变的种种可能性辩护。如果你相信启蒙，你也应该理解这个世界以便让它变得更好。21世纪的启蒙必须指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内思想自由的新危险以及没有思想自由的危险，扩展对于不公正现象的攻击使得社会公正的范围扩大，以此扩展18世纪的工作。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承诺，但也是形式上的承诺，就像常常被引用的启蒙思想的核心思想----宽容和怀疑一样。怀疑和宽容不会让我们走多远，不大可能激发人们去做好事，但是在可能的时候它们能防止造成伤害。重新认识启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考察从启蒙延伸出来的其他价值观，我认为它至少包括四项内容。其中之一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的思想。从前人们把疾病看作上帝惩罚的标志，把贫穷看作可以在天堂得到纠正的条件。只有启蒙思想让我们把它们看作人类能够克服的困难。第二个启蒙价值是对理性的承诺，这里不是反对激情，18世纪和其他任何世纪一样充满激情，而是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和迷信。第三个价值或许让人吃惊，但同样重要：对造物主的敬畏，这是感恩和谦恭的表现：不管是谁创造了世界，你最好记住创造者不是你。第四个启蒙价值是推动所有其他价值的东西，但它和乐观主义不是一回事。希望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行动的基础。如果你认为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你就不大可能做很多事来阻止这种衰落。如果你坚持人性本质上的堕落，你就不大可能做出比摇头更积极的事。

　　《道德明确性》的副标题是“成年理想主义者指南”。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奥巴马还没有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在我写这些话时，他的选举活动被当作伊朗反对派的典范。他们希望这个人是理想主义的典范，用康德的话是“又真诚又成熟”，有能力区别“是”和“应该是”，同时从来不迷失任何一个。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志愿参加了奥巴马的整个选举活动，我非常满意地认为美国总统可能再次充当世界需要的东西的象征。但是如果这个象征是有效果的，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重新思考21世纪的道德明确性是什么。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