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集 　百年乔家

乔家大院座落在乔家堡村中，知道这个村庄的人恐怕不多，但知道乔家大院的人恐怕不少，乔家大院曾经是一处晋商家族的宅院，这座房子如今在许多人眼中被看做是晋商的标记和象征。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我提到包头，恐怕现在国内的人没有人会不知道包头这座城市，包头是现在内蒙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北方、西北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包头这所城市在康熙年间，它仅仅是一个包头村，根本就没有城市的影子，只是有鹿的地方，在那儿吃草，是一个草原。它迅速地长成为一个城市，并且奇迹般地发展起来，是由于茶叶之路的推进。包头人民间都流传这样一句俗话：“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复字号指的就是乔家，商人先来了以后才逐步有包头这个城市。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从时间上是从乾隆初一直到解放都有复字号，延续时间最长，规模在包头是最大的，我们从拆除裱房时找到包头复盛公的帐目，这里边有明显的复盛公的印章，还有复盛当的印章，这些帐簿就反映出当时复盛公在包头每一日、每一月、每一年收入多少，这个钱都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复盛公的经营时间最长，它在包头成立了将近二三十个复字号的商号。

清乾隆元年（1736年），一个叫乔贵发的穷汉推着独轮车离开了乔家堡，他是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从本质上讲，他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他离开村子时，最大的理想也许只是盼着将来能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体面生活。对于乔贵发此后十年的经历，现在说法各异，有人说是在内蒙萨拉齐厅给当铺做伙伴，有人说是在草原上拉骆驼，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不难理解，在当时走西口的山西汉子休止万千，他们大多数人的事迹和身影已经淹没在漫漫商途之中，和他们相比乔贵发应该算是幸运的，至少他的名字今天还有人提起。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乔贵发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在那边没有亲友可以投靠，更没有资本，就是卖苦力，先是在合成当铺当店员，干了十几年以后稍有一点积蓄，他就跟徐沟的一个姓秦老乡到西瑙包开了一个草料店。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干的也不是挺顺利的，有一段也经营不好，后来他一个人又回到祁县老家开始以务农种地为生，包头的买卖就让姓秦的老乡守摊。

在乔贵发回乡务农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对以后乔氏家族影响深远，第一是乔家堡的乡亲不但没有歧视乔贵发，相反给了他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乡亲的厚道让乔贵发非常感动，在他经商致富之后立下了“和睦乡里、扶危济困”的农规，甚至死前也不忘叮嘱儿孙不准歧视穷人，第二件事是此时一贫如洗的乔贵发受到了村中一个姓程的寡妇的周济，不但如此，这位姓程的妇人在他离家期间还一直替他祭扫父母的坟墓，这种患难之中的情义在将来或多或少影响了乔氏家族的发展。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遇，那年是粮食丰收，老秦时候感到粮价便宜就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为的是给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存一部分粮食，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一旱以后大庄稼种不下去了，只好种小杂粮，黄豆值钱了，买卖有了转机，老秦又把老乔叫到包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有一点规模了，大约在乾隆后期，他的买卖比较大，他就专门聘请了掌柜，他两个人就成财东了。

乾隆三十一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乡盖起了乔家大院最初的这处院落，也就是在这一年，乔贵发成了亲，认人意想不到的是发了财的乔贵发没有娶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更没有聘有钱人家的小姐，而是娶那位程姓寡妇为妻，这时这位妇人不但已人到中年，甚至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这桩婚姻有些知恩图报的意味，但不忘患难之情在今天不是每个做生意发了财的人都可以做到的。成家后不久，乔贵发立下家规“乔氏子孙不准纳妾”，乔家后人对这条家规严格遵守，甚至是在乔家媳妇没有为乔家生养子嗣的情况下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破坏家规，这在传统的豪门大家之中非常少见。乔贵发有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乔全美最为聪明能干，乔全美不到20就去包头学做生意，乔贵发死后，家产虽然均分给三个儿子，但家族生意却由乔全美经营。乔全美接掌乔家门户不久，乔家就碰到一次真正的危机，由于掌柜的经营不慎，乔家商号在一次粮食投机买卖中亏了很多，几乎到了倒闭的边缘，乔全美在家中接到掌柜的报告后不但没有责备掌柜的，反而变卖家产凑足银两与掌柜的一起重返包头。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他把客户请来之后，对客户商量欠你们的还可以还，可是还了你们的钱我们生意就倒闭了，假如你们能允许把这些钱再继续借给我，我保证在三年之内可以连本带息的还给你们。

乔全美的诚意打动了债主，大家一致同意给乔家三年时间重整旗鼓。三年后，乔家不但还清了外债，而且赢利不少，乔家在欢庆之余，认为这是事业复兴的起点，所以将商号的名字由原来的“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全美不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这次危机之后他几乎是将父亲传下的铺子重新打理一遍，他不但制订了严密的号规，而且为商号订下了一系列经营原则。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从号规的内容上来讲，既有对行为举止、言谈方面的约束，更重要的它里边对信用方面都有所规定，而且非常具体，茶叶怎样压挤瓷实绝不让客商挑剔，这些都是非常注意的，如果违反的话要处罚，在和其它商家交往当中特别注重信誉，所以他在号规里就明晚规定不可以坑人、蒙人、骗人。

做生意当然有赔有赚，在赔钱时不急不躁，坦然应对，生意红火了也不大喜过望，反而冷静地制定出一套确保百年基业的规章制度，乔全美已然有了大商人的气度。在乔全美制定的众多原则规矩中有一条还值得大书一笔，那就是乔家的“慎待相与”，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能从晋商那里获利相与的待遇，拿乔家来讲，在结交之前一定慎重考察对方的人品信誉，不是本人老实人，哪怕利润再大也绝与之交往，一旦结为相与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也会倾力相助，即使明知已经无利可图也绝不中途绝交。

在乔全美的主持下乔家开始兴旺起来，逐渐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今天我们仍能在乔家大院的许多屋脊上看到这种砖雕的葡萄图案，“葡萄百子、一本万利”，当年院落的主人借用这种图案象征家族的兴盛。如果说乔贵发开创了乔家商业的先河，那么乔全美也只是给乔家的百年事业铺就了一个不错的基石，真正将乔家推向全盛的人物是乔全美的儿子乔致庸。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殿琦：乔致庸生于清代的嘉庆年间，他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活了89岁，他是现在我们查到乔氏家族中年龄最长的人。因为乔家有了钱，他父亲想培养他读书，他也想以儒术光耀门弟，靠读书来求取功名，但是他的哥哥年轻时候夭折了，他父亲也去世了，家族生意没人管，他就放弃了科举转到了商业上面。

在乔致庸手中乔家商业完成了两大转变，第一是完成了产业的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开设商号的数量上，而且经营门类也突破了粮油、日杂，延伸到典当、皮货、马匹等方面，并以联号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第二是完成了家族产业由商业向金融业的过渡，只有在金融业上的成功，才使得乔家的家产成倍地增长。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今天看到的乔家大院就叫在中堂，他的名字里边就带一个庸字，是中庸的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特别讲究中庸之道，就是不过不偏，这也是乔家人经商的时候一直追求的一个境界，所以乔致庸把这处建筑起名为在中堂，就是把他的名字跟他们家族的以中庸的追求巧妙地镶嵌进这个建筑里边去。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路经山西时由于缺少盘缠，不得已向晋商告贷，众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托，乔家大德通的一位分号经理却不经请示就慨然应允，无偿向朝廷捐输三十万白银，别人都以为乔家肯定是做了一个天大的赔本买卖，但乔致庸听说后不但没有重罚经理的违规，反而越级提拔了他。当慈禧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乔家获利了大量的政府税收汇兑业务。乔致庸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承担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但是我们可以把乔致庸的这一举动看成是他坚持了他一贯遵循的原则——济危扶困。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乔致庸对他的孙子，也就是乔家的第六代，他在观察很多儿子孙子辈，哪些是富有经商的才干，可以支撑这个家业，哪些有可以习武、哪些可以读书，根据个人不同，他觉得乔映霞是个理财的好手，就经常对乔映霞教导得比较多，他讲到处理人际关系上应该注重信义，怎样处理利和义的关系呢？所以他就把首曰信、次曰义，第三才是利，把利和义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清楚，而信义和利的关系历来也是中国众家的一个义利之辩，是不是只要义不要利，还是要利就忘了义，经常变，但是到了乔映霞所接受的教育明明确确告诉她，首讲信，次讲利，第三才是利。

像乔氏这样的家族在晋商之中还有很多，他们几乎都曾有过和乔家相同或相似的经历，这些山西商人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不畏艰苦、崇尚节俭、做事坚定、以诚信为立身之本，山西商人的独特是他们不论成功时还是失败时都不放弃，这才保证了他们的事业能经得起百年风雨的考验。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