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表里山河 临汾古称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尧庙位于临汾市郊区，这处巍峨而宁静的殿堂始建于晋朝，以后历代均有修饰，现在我们看到的格局和建筑式样都明显带有大唐的气度与风骨。尧、舜、禹的功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中国带入了农业社会，而农业对于中国人、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和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一样，华夏文明也是发源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山西南部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汾河也在这一地区注入黄河。在几千年前，这里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当时这里沟渠纵横、植被茂盛，宛如今天的江南水乡，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条件。有了大自然这样丰富的赋予，中国人终于可以在黄河边上建造自己最初的家园，但真正亲手教会中国人种庄稼的却不是尧、舜这两位帝王，这项工作是由一个身世不明的弃儿来完成的。一天清晨姜媛从家里出来，她要生产了，问题是她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十个月前，她在回家的路上无意间踏过一个巨大的脚印，回家后这个可怜的山西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姜媛生下的孩子非常丑，一生下来就像个大肉球，姜媛就把他丢弃在大路旁边，结果牛羊过来以后见到这个丑的大肉球也避道而走，姜媛又把她丢在那结冰的湖面上，结果好多鸟飞过来用羽毛、用翅膀、用羽翼将这个孩子盖起来保护他，怕受冷受凉，最后姜媛受到感动，只好把这个孩子又抱回家，后来就取名叫“弃”。 这个一出生就具传奇色彩的孩子，就是后来被中国人尊奉为农业之神的后稷。由于来历不明，弃的童年非常孤独，他只能在田野中找一些植物的种子、果实充当玩具，这样的经历使他长大后成为种庄稼的好手，当他的子孙建立周朝的时候仍然认定中国最早种植高粱和小麦的人就是自己的这位先祖。由于庄稼种的好，弃被尧和舜两代帝王任命为农官，职责是向全国的百姓推广他的农业技术和粮食新品种，此后中国的史书将这种职责叫做教民稼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教授陶正刚：稷王在山西来讲，稷就是指农业方面的发达，在我们山西考古资料来看，侯马在配合基本建设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粮仓，直径大概4米多，深6、7米，地底下还有将近五六十公分厚的小米壳子，这么大的粮仓说明当时的粮食很丰富。 不论是尧、舜、禹还是后稷都被后人加以神话，将自己的祖先推崇到半人半神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浪漫情怀。中国疆域广阔，具备山西南部这样环境的至少有与它隔河相望的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但为什么古老的文明偏偏在这里如此昌明呢？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山西的河东盐池它都已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所以山西的盐资源占了很大的优势，而且据我们现在的考证运城盐池对最早的华夏文明起源有直接的作用。比如尧、舜、禹的建都建在山西晋南一带，像夏、商、周经济文明都跟河东盐池有最密切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期管子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通俗地讲，如果你不吃盐就会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在那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盐却是一个大宗的商品，而河东是一个重要的产盐基地。 盐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构造文明的基石。三千年前，只有控制这片盐池的一代代君主才能从容地建筑出体积巨大的礼器，才能派出威武的士兵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伐。不仅如此，在农业社会中，盐还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人就是借助它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卤”，而“卤”就是指山西解州的盐池。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西夏县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钱币的工具--范，当厚重的黄土被翻开时，历史被带回到了三千年之前。 山西夏县博物馆馆长蔺永久：从出土的大量货币范的标本来看，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作为河东郡制的安邑古城是当时中国官窑铸造货币的一个重要基地，就在禹王城遗址里发现了一个货币窑层，这个货币窑层出土的货币有7600斤。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早在春秋时代，晋国的商业就非常发达，它是当时五霸之一，它的国力之所有有这样的强盛主要原因一方面它有丰富的盐铁资源，另一方面它采取了一个“轻关、易道、通商、宽贾”的好政策。由于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晋国无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都非常发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专门研究工商、贸易理论的人物，比如计然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时对外的工商贸易总结了一套经验，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计然之策。 重商的经济政策，不但培育了晋文公的霸业，而且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种经济繁荣的余荫。《国语》这部记载当时历史的典籍中，第一次出现了山西商人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轿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各诸侯之间。当时一个叫范蠡的吴国人将晋国公子计然的治国之道用于商业实践之中，这位昔日的政治家凭借这套理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他经商的手段--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一个叫猗顿的人来到这位大商人门前，他从范蠡那里把这套商业理论学了回来，并在山西南部进行实践。他是个好学生，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大商人。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在《汉中》书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可见猗顿在当时的名气很大。根据近来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陶朱还是猗顿都是依靠贩盐起家的，陶朱是凭借齐国的海盐，猗顿是靠山吃山，依靠解州的池盐。 与贩盐相比，山西人经商的另一支历史源头就显得曲折艰难的多。在这条商旅之路上，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场景也由黄河岸边移到了青山长城脚下，表里山河的地理特点开始对商业造成深远影响，商业活动也越来越与军事征伐、政治交易纠缠在一起。 山西省民俗协会会长曹振武：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称谓，这个称谓最早见诸《史记》。意思是说外有山内有河，山西夹在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之间，北边和内蒙古的草原相邻，南边隔着黄河与广阔的中原地区相望，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曾经一再左右着山西历史的走向。 表里山河不但是描绘山西地理环境的一个词汇，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山西历史的独特视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为几千年间产生在这片土地上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汉武帝时，又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出现在雁门关外长城脚下，他的名字叫聂壹，除了商人的身份外，聂壹还是个皇家间谍，他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的名义为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历史竟然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掀开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龙登高：在司马迁的笔下也就是在《史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这一带他用“山河地区居天下之中”来描述，它的西面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它的西北和北面是游牧民族，当时称为北狄，山西商人的山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南部洪洞、临汾这一带。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就是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结合起来，或者说利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这种互补性，他们来进行商品交换。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原政权，它必须要在两个文明的交汇处设置一个天然的非常重要的防御设施，或者说它的军事重心始终在这样一个交汇处，这个军事重心的交汇处必须要囤驻大量的军费。 聂壹的身影被此后在长城脚下、草原深处燃起浓浓的战火烽烟所遮蔽，有两个山西人卫青、霍去病统领的大军从雁门关出发远击匈奴，据历史记载，双方投入战斗的人员超过四十万。从这处雁门关外、长城脚下的汉代墓葬群我们就可以猜测出当时战争的残酷。唐朝一个叫李颀的诗人，走过这片古战场时留下这样一首诗：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唐代。 公元618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在晋阳宫中拥戴自己的父亲，当时任晋阳留守的唐国公李渊为首领，加入到推翻隋朝的农民战争之中，唐是山西古老的称谓之一，二十多年后，李世民父子在长安建立自己的帝国时选择了唐作为帝国的名称。当李世民父子率领大军南下中原时，大军还有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这个山西商人名叫武士镬，是有名的木材商，李家父子最初的军费很多就是出自他的腰包。武士镬在唐朝建国后曾官至礼部尚书，但武士镬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女儿，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唐以后有数不清的人用数不清的故事渲染过她的一生，即使在唐朝关于她的作为就已经众说纷纭，但哪怕是她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政治才华和知人善任的胸襟。 历史上名闻天下的山西人并不止武则天一个，山西籍的政治、军事、文学、外交、人才可谓浩若群星，他们激起的诸多文化潮流，他们代表的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具一格，而且也成为后世山西商业文明的精神内核。先秦的李悝、吴起、商秧原籍山西，由于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司马迁甚至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人也。佛家人物惠远、法显、昙鸾也都是山西人，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都做出过杰出贡献。宋、辽、金、元时代，山西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甚至传说中吕洞宾的诞生地就在这里。 在军事方面，山西也代不乏人，汉代的霍去病、卫青、三国的关羽、唐代的尉迟恭、宋代的狄青、杨家将都是英勇神武，战功赫赫。 山西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曾经鼎盛一时的文风，《全唐诗》中记录的诗作有一大批就是山西人的作品，初唐四杰的王勃、边塞诗派的王昌龄、名满天下的王之涣、新乐府的领军人物白居易都是山西人。一部《资治通鉴》贯绝古今，作者司马光是山西籍，而元曲四大家中至少有两位是山西人。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商品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有文化。所谓有文化也就是说有文化的人头脑才灵活，才会去进行各种的经营活动；第二点是要有诚信。有诚信在社会上才能够存在下来，那么山西过去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其实在晋中这一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晋中人在晋商的发展上一个他是经营头脑非常灵活，能够看准时机，比如说最早晋商做俄罗斯的茶叶生意，他们当年原来是向福建买茶叶，以后他们在福建买了地，然后雇人种茶叶，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整合了一个产业链，我既有生产又有加工又有销售，整个是一条龙的过程，要求到这一点我想没有文化的人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经商要靠智慧。靠资金财源、商品的运作很重要，但还要有生意头脑，他抓住这个机会就做起来了，抢先一步，别人没有发现，他已经发现、悟到了，这是一个悟性，悟到这里有生意可做，根本在于山西人本身特有的一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历史形成的，包括文化的沉淀一代一代积累下来，到一定的时候爆发出来。 学者余秋雨：这个农民的思维方式，要变成能够把万里江山踩在自己脚底下，把所有的钱财流通，当作自己生命流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他一定要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人格转换。这个人格转换在我看来，山西商人在中国转换的比其它的地方都要透彻，都要让人钦佩。 厚重的文化底蕴对即将崛起的山西商人来说并不是一种负担，相反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以一种更加轻松的心态，更加朴实的风格开创出另一片天地，那是一项平民事业，但这项事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色作为使中国文化显出更丰富的层次，更灿烂的色彩。 编辑：李柘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