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真的从“污染1.0”发展成“污染3.0”，我们该怎么办？）
近些时间，环境污染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一则来自美国的重翻烧饼的消息引起广泛警觉：“纽约移民健康体检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移民体内的重金属含量比来自其它地方的人多。铅比其它亚洲新移民高44%，镉高60%，汞高530%；汞含量比纽约当地人高660%。”而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期通报，广东省相关部门已抽检出31批次镉超标大米。这无意间似乎是给纽约移民健康体检报告加上一个注脚。造成人体内重金属含量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大气的污染是主要因素。
据报道，2010年，我国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仅占10%，基本符合标准的占20%，不符合饮用标准的达70%。以地下水为饮水的城市，90%以上的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重度污染的地下水占到70%多。2005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指出，中国江河湖泊的污染已经是触目惊心，有７０％被污染。
几年前，有关专家就指出，水污染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环境污染之一。近20年来，水污染从局部河段到区域、流域，从单一污染到复合型污染，从地表水到地下水，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以长江为例，沿长江21个城市总长度790公里江段中有650公里受到污染。全国两万多家化工企业中，位于长江沿岸的就有9000多家。长江沿岸每年向长江排入的污水总量已经超过300亿吨。降水丰富的珠江流域现在也面临着“守着大江没水喝”的局面。2002年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已达172.3亿吨，其中珠江三角洲的水污染形势更为严峻。这一区域的流域面积仅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5.9％，废污水排放总量却达100.9亿吨，占全流域的58.6％。广州市区珠江河段水质劣于Ⅴ类，已丧失使用功能。
南方江河如此，北方河流水质也在恶化。海河流域水质低于劣V类的河流长度一直在50％以上。2006年的监测数据表明，63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Ⅳ类、Ⅴ类水占21％，劣Ⅴ类水占57％，为重度污染。西北地区的众多河流水质也多属于Ⅴ类或劣Ⅴ类。其中，渭河流域已成为全国污染严重的区域之一。
大江大河的污染最终延伸到沿岸海域，导致我国近海海域水质恶化和赤潮频繁发生。有关监测结果显示，2002年至2006年间，全国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维持在13.9万～17.4万平方公里，年平均约15.5万平方公里。其中，近岸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平均为11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近岸海域总面积的55％，占近岸功能区总面积的60％。
水的污染竟让温州商人产生一种幽默的的冲动，出资20万元“邀请当地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如果说水的污染人们还有直观的感受，土壤的污染则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中国的环境。据经济参考报一年前的报道，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演变成污染事故的频繁爆发。2008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包括砷、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事故达30多起。根据农业部环保监测系统对全国24个省市，320个严重污染区约548万公顷土壤调查发现，大田类农产品污染超标面积占污染区农田面积的20％，其中重金属污染占80％。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的专题研究显示，目前大陆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土壤污染使全国农业粮食减产已超过1300万吨。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单艳红也说，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由于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差，滞留时间长，大多数微生物不能使之降解。污染物经由水，植物等介质最终危害人类健康。
农药化肥污染同样严重。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维理教授说，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黑龙江农业监测站杜桂德站长指出：“目前，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到30%，其余70%以上都污染环境了。”
专家们认为：“土壤污染导致的疾病将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最终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未来。”
人们注意到，一个新的幽灵物种--“癌症村”--正在曾经朴实平和的中国乡土上肆意漫行。
大气的污染就不用细说了，有目共睹，有鼻共嗅。
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5%，中国大气主要污染物是烟尘和二氧化硫。1998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达2090万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已有62.3%的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保障人群在环境中长期暴露不受危害的基本要求），日平均浓度超过三级标准（人群在环境中短期暴露不受急性健康损害的最低要求）。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550万吨，总排放量较政府确定的目标高出42%。
2011年，美国驻华使馆在网上发布北京等地的空气质量数据，PM2.5值爆表，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希望个别驻华使馆停止发PM2.5数据。吴部长宣称发布PM2.5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违反国际外交公约。有北京人士向北京市环保局书面提出关于北京PM 2.5数据信息公开的申请，接到的答复是：“数据仅供研究用，不能公开。”
2013年1月，北京遭遇25个雾霾天气。事态的严重性迫使当局转变姿态，公开发布PM2.5数据。但似乎为了抹去“西化”的痕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为此专门举行了专家研讨会，气象专家、语言专家、环境专家等各方专家都就PM2.5的名称“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专家讨论，委员会已确定将PM2.5的中文名称定为“细颗粒物”。然而，民众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及各方专家热衷“洗煤球”的工作热情不表赞赏，就“中国化”名称提出了讥诮的黑色幽默的众多建议：严肃一点叫“公雾源”；高端一点叫“京尘”；霸气一点叫“尘疾思汗”；乐观一点叫“尘世美”；娱乐一点叫“尘惯吸”；更有稍微性感一点的叫“喂人民服雾”！
但不管它叫什么，都不会改善人们对雾霾的忧虑感觉。可喜的是，在“雾霾”的压力之下，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作了修订，不过，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污染物控制项目加上了PM2.5数据，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仅仅与世界“低轨”相接。新国标实施后，中国将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的要求。
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也带来急剧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GDP的成本太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和理论界都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的经济建设绝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先污染 后治理”的弯路。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头看看，发现我们走的路比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要“弯”得多。有前车之鉴，为什么还会这样呢？难道是不能避免的宿命？
“根子”先从GDP找起。
改革开放的中国有两句话很有名，一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句是“发展是硬道理”。两句话大体是一个意思，也无可挑剔。问题出在对“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偏颇理解，地方政府基本上把它们当作“GDP”的同义词来对待。凡是可以增加当地“GDP”（当地生产总值）的项目就上，环境污染无暇顾及，资源破坏暂缓商议。结果，不论是外资内资，不分是国企民企，只要能赚钱就干。一大批破坏资源的小煤窑像雨后黑蘑菇冒了出来；遍地开花污染环境的淘金开矿如火如荼；发达国家境内禁止的高污染项目也兴高采烈来中国安家落户，而且享受“三减两免”的优惠。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相互之间还展开激烈竞争，竞相推出优惠条件争取此类外资项目落户。一句漂亮的口号表达出火热情意：“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为什么GDP这样重要呢？除去其他不说，GDP是官员官帽上的顶戴！这是各品官员不可须臾怠慢的大事。泱泱中国，各省市“GDP”（借用GDP盛名，实指各地域生产总值，下同。）要排名，接下是各地市“GDP”要排名，下面各县市“GDP”要排名，再下面各乡镇“GDP”也得排名······GDP就是论功行赏的依据（当然，这里不说歪道）！平心而论，谁个九品不想八品？八品不想七品？七品不想六品？青金石不想蓝宝石？珊瑚不想红宝石？管它GDP不是绿色也罢，反正顶戴不也是没有绿色的吗？！今日，当中国GDP大跃进，以第二大经济体雄姿屹立世界，官员们终于可以踌躇满志弹冠相庆。
然而，GDP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不妨来比较研究一下另一个数据GNP。
GDP指的是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NP指的则是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如中国的GDP意指“Mai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产出也包含在内；GNP则意指“Mai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的，中国人在国外的投资办厂也计算在内。由于经济全球化影响，GNP指标被GDP取代，后者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通行标准，但它用在欠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缺陷。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曹红辉指出，尤其像中国这样引进外资特别多的国家，GDP总量中有近40%是外资企业创造的状况，更应该清醒认识到，反映中国人民的国民财富的指标GNP（国民生产总值）比反映中国境内包括外资企业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更能代表和体现中国的真正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因为外资企业和众多跨国公司创造的产值和利润，并不属于中国。加上税收多被减免，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数字，并不能带给中国国力和国民福利实际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进一步解释说，“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事实上，只有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有福利的意义。”他强调。与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 张幼文指出，在发达国家，GDP与GNP比较接近，因此常用GDP来衡量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用GDP而不是GNP来看中国国力，其中的巨大差异则会导致对中国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高估。商务部研究院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再单一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科学的。早在25年前日元“被升值”以后，日本的经济重心就被迫转移到海外，由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改成追求 GNP（国民生产总值）。目前GDP在日本经济总量中占比不足40%。在国内GDP保持增长的同时，日本海外经济的增长速度惊人。1983年到2007 年，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收入由零增长到20903亿美元；海外总资产由2720亿美元增加到54025亿美元，增长近20倍；海外纯资产由373亿美元增 加到22143亿美元，增长近60倍；外汇储备由244亿美元增加到9733亿美元，增长近40倍。其海外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国内经济的1.58倍。中国有多少海外经济可拿来跟日本比呢？
而有人统计出，日本今天海外纯资产已经超过三万亿美元！
因此，中国不能迷失在“GDP世界第二”的狂欢中。何况以人均GDP论，中国还排在众多国家的后面。何况刨去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巨额成本和治理污染、修复环境的巨额费用，每年GDP的增长还剩多少呢？绿色GDP核算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认为：扣除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有些省份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中国真正走向富强的道路还很长。
但是，正是由于“GDP”的“地理意义”，它锁定一个行政区域的生产总值（全省、全市等等），最能体现当地政府的经济建设“业绩”，因而对官员的迁升具有特殊意义，自然也就受到官员们的特别钟爱。
其实，中央政府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相比GNP而言，GDP对官员官帽的顶戴的贡献远大于对人民福祉的贡献。为了“幸福中国”，中国政府要更多重视一些GNP，淡化一点GDP。理所当然，不管是GDP还是GNP，都应该强调的是：绿色的！
顺着GDP往下，人们很自然就找到体制的弊端。
首先一点是，以GDP的多少、增长的高低作为衡量官员能力与业绩的标杆是一种误导。现实中，官员的提拔升迁全赖上级领导，与民意无关，使下级官员唯上级意志马首是瞻。这种上下关系、用人制度很容易催生“GDP主义”。历年来，中央提出GDP年增长多少，各省市总要左顾右盼然后提出一个自身的增长数字，既要高于全国的指标，又要根据以往数据在各省市排名中取得“合理”的平衡，这已经形成了一门有“特色”的统计报表学问。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有体制中民主与法治的缺失，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限制。当政府崇尚“GDP主义”时，许多高污染的项目没有进行民意听证就被引进，有些甚至不被民众知晓，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以致引发群体抗议事件。厦门、大连、宁波发生的民众反对PX项目落地的抗议活动即是典型事件。而云南昆明因为据说PX项目要落户引发当地民众群体抗议，随之发生的“购买口罩实名制”的荒唐举措更是凸显出政府部门对公权力的滥用。（有论者认为，“威权主义”政府由于无须因为任期问题需要取悦民众故而善于作长远规划，这一论点至少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得不到中国现实的数据支持。相反，官员们为任期届满后，甚至为更短时间内的升迁着想，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政绩工程”而不问污染是否，这些“政绩工程”多是打上自己形象烙印的短视行为。）在这种体制中，环保部门难有作为，很少作为。污染环境的事件被揭露之后，迫于压力，环保部门只是对责任企业停产整顿、轻微罚款而已。有的甚至歪曲事实，为责任企业辩护，亮绿灯，“保驾护航”。云南昆明市东川区的一条河由于常年有工矿业尾矿水排入，河水像牛奶一样浑浊，沉淀3天后，仍有异味。如此水质，当地环保部门测评却是“合格”。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因为一家化工厂的废水污染变成了红色，村民投诉多年，得不到解决。接受记者采访时沧县环保局局长邓连军声称，该厂排放达标，并即席发表了他的环保创新理论：“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你比如说咱放上一把红豆那里面也可能出红色，咱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不等于不达标。”
人们无奈地看到，在权力拍板的威权家族里，法治还是畏缩为难的小媳妇。
这是为了什么呢？亦真亦幻就是那个“GDP”？本区域的“GDP”宠儿？
奇怪的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瑞克·斯科特却宣布，他拒绝将联邦资金用于在该州建设一个高速铁路项目。理由是，“如果这一项目给纳税人带来的支出过高并因此关闭，那么佛罗里达州将不得不向联邦政府返还24亿美元资金。事实是，这个项目给纳税人带来的费用过高，我认为其风险远高于利益。”高铁对环境的污染破坏远小于PX项目，这样的联邦政府投资项目竟然不要！一点“GDP”的观念都没有？对比中国各省市不辞辛苦“跑部钱进”“跑部立项”，真有点匪夷所思。看来瑞克·斯科特是“鼠目寸光”，他只看到鼻子底下的“州情”和“民情”。不过，如果硬要说这是因为瑞克·斯科特是“资产阶级政客”，他那样做是为了捞取选票，那么“社会主义”的越南就不好如此评价了。2010年6月19日，越南国会投票否决了政府提出的预算总额为560亿美元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这个项目一度被称作“越南经济发展新引擎”。有学者评价说，这是越南民主进程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国会代表们反对的理由主要包括三方面：“目前越南财力不足，将大大增加债务负担”、“高速铁路的社会经济效益不高”以及“高铁项目严重影响环境”。因此他们没有被商人和政府官员们说服。他们认为商人和政府官员带有自身经济和政治的利益考虑。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国会近500名代表中90%以上是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代表仅43人。在参加该次会议的493名国会议员中，只有209人投了赞成票。
而据《新民晚报》2011年6月27日的报道，中国已经建成运营的京津、武广、郑西、沪宁、沪杭5条高铁线，目前没看到铁路部门披露其运营情况的权威数据，但高铁上座率低、亏损严重已不是什么秘密。严重亏损的高铁这么容易立项建设？2012年12月26日，备受瞩目的京广高铁又正式开通。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表示，“京广高铁一定会严重亏损。”理由也是三点：“建设成本高，运行成本高，票价没办法覆盖成本。”在当前中国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情况非常严重的现实中，高铁的噪音、电磁场对环境的区区污染破坏人们已经不好意思提及。
非民选政府上下关系之间有个很大特点，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无须对民众负责。当了一十二届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说：我们是民主选举， 我不跟选民交流。人大代表的民主“逻辑”尚且如此怪诞，遑论行政官员的民主观念了。在这种体制中，上级政府（官员）行为具有很大的标杆作用，而且从上往下一般会产生层级放大效应（涟漪效应）。“GDP主义”在中国各级政府中如此深入人心，与这种体制有很大关系。同时由于中国的大政府特色，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标杆作用也在政府、企业相互之间衍生开来，产生更大的层级放大效应。用中国的古典智慧来表述，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我们赶潮，借用计算机语言把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壤污染称之为“污染1.0”，那追求“GDP形态”的拜金主义就自然轻易衍生出“假冒劣商品形态”的“污染2.0”。1.0与2.0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1.0是伴生性的污染，2.0 则是目标性的污染，它的目标就是直接生产“假冒劣产品”污染。尤其在食品、医药行业，“污染2.0”触目惊心。三聚氰胺的牛奶、孔雀石绿的水产、苏丹红的鸭蛋、瘦肉精的猪肉、旧皮鞋与工业明胶的胶囊······药品的假冒劣泛滥已经让胆怯、敏感的人发出感叹：“生了病，你还敢吃药吗？”由此想起马克思欣赏地说过：“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这话在中国大陆适用吗？前进到二十一世纪，不知权力是不是也进化成一种五星级资本？
国际上众多国家对生产销售假冒劣产品，尤其是假冒劣食品、药品责任人是严刑峻法的。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积极鼓励传媒揭露此等事件，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使制造伪劣食品、药品的企业颜面扫地，失去生存空间，倒闭了事。然而，拜GDP主义之福（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中国的一些生产假冒劣产品的企业却受到当地政府的荫庇。批评报道受到控制，维权行为受到制约。出事了，相关企业整顿而已，风浪过去照常生产。相关责任人也是先处罚一番，风头过去再行任用。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责任人的复出即是最好的说明。对比之下，2006年，韩国教育部长官金振杓因为发生在首都首尔与附近京畿道的大规模学生食物中毒风波而引咎辞职，至今未见复出。还有，1994年韩国首都汉江大桥坍塌，市长当天引咎辞职，总理也提出辞呈。2006年3月，韩国总理李海瓒引咎辞职，原因只是当月初在韩国铁路系统工人大罢工的第一天，他与一群工商界人士打球，陷入“高尔夫球丑闻”（总理“日理万机”，放松一下都不行？）。人们至今也未见这些人复出。当然，韩国总理们的辞职不是由于“污染”，可比性差了一点。
污染2.0 的风行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威胁着中华民族体魄的强健。有网友说，未来的中国人将被污染的生态环境锻炼成“五毒不侵”的新型人类--我相信，这只是一种无奈的调侃而不真是一种创新的养生理论。我也相信，中国男足不会是因为吃了富含瘦肉精的猪肉而1：5输给了泰国男足。我只是担心，在现行体制下，污染2.0 正在发展出污染3.0异形。
异形3.0是一种污染的麻木态，一种相互间侵略性的传染态。用污水、工业盐炒瓜子的说，这瓜子我自己不吃；用苏丹红喂鸡鸭的说，这蛋我自己不吃；用孔雀石绿养鱼的说，这鱼我自己不吃······自然，污染水源的化工厂老板会捏着鼻子皱起眉：反正这里的水，我从来不喝；污染土壤的矿山老总坐宝马来一趟，会微笑地自语：这附近地上出产的大米（甚至国产的大米？），我从来不吃；大概只有制造雾霾的大款们感到一丝苦恼：这里的空气，我、我，我能不能不呼吸？
所以，很多因为制造“污染”而发财的达官巨富像弃船的老鼠纷纷通过各色“桥板”窜到欧美大洋洲，去欣赏那里的蔚蓝天空，大而圆的月亮，翕张着鼻翼大口吞吐他们无法污染的空气，践行他们平日深藏不露的人生哲学。这是很有普通大众难以企及的深奥道理的。
污染3.0异形是一种可怕的社会意识的主体污染，那就是默认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在贪腐、污染的环境中是一种可允许的常态，社会所需要做的工作只是研究制定出“适度”的标准。
但我深深希望，污染3.0异形会夭折。否则······
这是污染给我的警示，也应该是带给整个社会的警示！
（好的消息是，近日，国务院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两高院推出新规，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门槛，进一步加大了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力度。
但愿这是治理污染，实现“清洁中国”的地平线上的初现曙光······
坏的消息是，近日传出高考强县湖北钟祥高考作弊事件中考生家长发出激愤的呼声：不作弊不公平！虽然事件与污染1.0无关，与2.0一虚一实，但在污染3.0的意义上说，如果一些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也喊出：不污染不公平！
那该怎么办？）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