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冯小刚会惹事儿，但是他也怕一个人，那就是姜文。
姜文曾经对冯小刚说过的一番话，即便冯小刚现在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炮儿，回味起来这番话还是有点后怕的。
姜文是这么跟他说的：
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
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姜文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言下之意是，小刚，你拍的那些不是电影。
02
冯小刚拍不出姜文认为的那种“电影”，多少跟骨子里血统有关。但是扯上这一代导演的本身生活年代，大院子弟这个群体是绕不开的。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院子弟”的标签是京圈儿文化名流的显赫勋章，最起码有三个代表人物。
其一就是王朔。
王朔出身于军委训练总监部大院，名列当时八总部中的第二位。王朔是典型的“京痞”范儿，虽然出身是根正苗红，但是红旗下长大的孩子骨子里特叛逆，再加上大院儿里长大特调皮，贫嘴耍滑和巷口闹事是家常便饭。
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记录了大院子弟生活，王朔还客串了一回老大，在两帮人要开打的时候做了和事佬，最后一大长桌儿上胡吃海喝算是和解了。
在那个长镜头记录下的画面里，王朔真真儿地做了一回大哥，两帮江湖势力也因为他的调解决定放弃械斗。他骨子里要做的英雄，只能在电影里逞一回。
此外改编自他同名小说的电影《看上去很美》，彻彻底底地找到了一个很像自己的小孩完美的演绎了自己的童年，这也是公认的“很王朔”的电影。
痞劲儿和不屑，代表了大院子弟的处世态度，也是他个人比较凛冽有度的生活观念。
03
其二是叶京、郑晓龙。
叶京出身于训练总监部大院，名列当时八总部中的第二位，高于总政治部，低于总参谋部。
叶京是王朔的发小，他们俩为首的大院子弟阵营可以拉一个环，成为一个圈子。郑晓龙的作品类型很多，覆盖类型也很广，《甄嬛传》、《红高粱》、《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等一大批优秀电视作品都出自郑晓龙。
另外冯小刚可以说是郑晓龙带出来的，如果没有郑晓龙点头，冯小刚进不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1997年冯小刚拍了《甲方乙方》，开了贺岁片的先河，那时候王朔开始走下坡路，俩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点也越来越多，最终王朔出国，冯小刚搭上华谊兄弟的豪华车，与王朔成立的公司关系尚有余温就以人走茶凉的残局收场。
叶京拍过一部电视剧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可以说对当年那大院子弟的圈子一种缅怀式致敬。
那个京圈的豪华配置中，有一个人各种挤也挤不进去，眼尖的人已经发现了这人就是冯小刚，在剧中的角色叫“冯裤子”，连演员的长相也特别相像。而剧中的故事推进和表现可以说还原了冯小刚从进圈子之后到自己做导演这段经历。
王朔跟叶京说，骂人我顶多来一连环他妈的，还是你够劲儿，直接给人攒一剧出来。
尽管“冯裤子”变成了现在著名的冯大导儿，在叶京和王朔那帮人眼中，冯裤子永远都是冯裤子。
04
其三就是姜文。
姜文的父亲姜洪齐是一位部队干部，曾参加抗美援朝，其生命中的主要部分都属于军营生活，姜文也因此成为那批“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中的一位。
姜文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角色应该是1985年出演的《末代皇后》中的溥仪。为了演好溥仪他还特地拜访了溥杰。在塑造人物本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让这位“末代皇帝”有了一些立体式感觉。
与王朔和叶京他们不一样，同样是大院子弟的姜文除了红色情节和身份优越之外，并没有流行性的投机意识和野蛮好斗。
对比下来，姜文在初期显得更加内敛，即便后来民国三部曲的第一部《让子弹飞》中被不少人解读出了姜文的巨大野心，在许知远的节目《十三邀》中，姜文也略带戏谑性地说：怎么就被解读成这样了呢，感觉也没那么复杂啊。
如果说《芙蓉镇》正式让姜文的电影事业的面孔渐渐清晰的话，那么姜文与第一次当导演的张艺谋合作的《红高粱》就是他早期的巅峰。
姜文对余占鳌这个人物的理解其实有点大院子弟的蛮横和冷峻。余占鳌在小说中先是土匪后是民族英雄，这个过度除了时局的更替之外，更多的是人性进化以及对周边环境的理解有一定的迭代。除了冲突之外，姜文需要在表演上加入更多利于角色塑造的表演，这一点与导演张艺谋有一定冲突。
第一次做导演的张艺谋更愿意让人物立竿见影，而不希望人物有过多细枝末节的表达，安全和固定是他掌控的主要因素。
但是姜文在有一定的表演经历且独立审视人物的前提下，并不同意张艺谋的想法。加上当时原著作者莫言的不断调停，《红高粱》在吵吵闹闹中拍完了。
这部电影不但成就了姜文，也成就了张艺谋，甚至成就了中国电影。
1991年姜文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王朔将自己的小说《动物凶猛》交给了姜文，姜文拍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王朔看了电影之后好一段时间没说话，姜文急了，就问王朔，成不成你倒给个话儿。王朔半天才说，挺好。
后来公开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朔对姜文的评价是：中国需要这么个人。有他在，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在小说《动物凶猛》中，大院子弟剔除了样板式的记录，变成了让人又哭又笑的故事。加上王朔一贯的语言风格，不管以什么口径说的什么话，文字中都透着紧实感，即便时隔几十年再看下来，也能感知那个时代的激荡岁月。
但是在王朔笔下这么一个凶猛异常的时代，在姜文的镜头中却变得婉约和文艺。即便在选角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当年宁静为了演好角色增肥，夏雨扛男主的压力在姜文的调教下用力的恰到好处，痞性和善良兼具，玩味与野性流露。故事性流畅洒脱，记录时代岁月铿锵有力。
“动物凶猛”改成“阳光灿烂”也就有了最好的解释，王朔对姜文的评价也是最好的证明。
05
姜文执导的民国三部曲第一部《让子弹飞》，电影中姜文扮演的麻匪进入鹅城充当县长与当地土霸黄四郎展开了一番斗争。鹅城百姓习惯于驯化统治，见到官儿都要下跪，姜文数次鸣枪示警说：跪天地，跪父母，但是不要跪我，我不值得你们跪，也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们跪。
后来在与黄四郎的种种博弈中，师爷葛优劝姜文保守主义，安稳赚钱。但是姜文偏要站着把钱赚了。故事中宣誓般的挑战，其实也是他现实中的呐喊，姜文早期很多电影都是叫好不叫座，如果非要以票房来衡量电影的优劣的话，姜文可能会被吐槽成筛子。
《让子弹飞》算是一个硬气的开始，虽然诸多观众觉得电影政治隐喻颇多，但对于姜文的痞性表达和夹杂荷尔蒙的特质，还是相当受用的。
这一次之后，姜文的确是站着把钱挣了。无论如何在国内电影市场，即便姜文不是票房保证，也一定是中国电影水准的风向标。
姜文的民国三部曲最后一部《邪不压正》，电影改编张北海的小说《侠隐》。
尽管有原著小说，但是姜文每次改编几乎重头来过，最终上映的电影一定是姜文的，跟小说的气质和关联度似乎不大，就算不改剧情，精气神儿也是颠覆的。
姜文在拍电影这件事儿上有独特的偏执，这种偏执不是周星驰在片场一遍遍地冒出新想法，然后逼着演员去返工。
相反在姜文心中其实没有大众认为的那种“好电影”的概念，这种全民都认为是好电影的电影极有可能是虚无缥缈的，或者根本是剑走偏锋。他虽然不会固步自封，但也一定不是个冒险家。
电影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面镜子，有的导演能通过电影看清楚自己内心。也有的通过电影赚了很多钱，但是看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样子。要不然姜文也不会摇晃着酒杯拿电影和酿酒来跟冯小刚说事儿了。
对于姜文来说，电影有时候跟酿酒一样，前几十年可能都在找配料然后试错，自己尝了味道不对，也不敢拿出去卖，后来的味道终于有点酒味儿了就开始追求酒质和更为复杂的工艺，因为只有这样工序下酿造的酒才是好酒，只要是好酒才能越存越醇。
姜文的电影就是开坛飘香，喝过了再喝，依然跟第一口一样令人着迷回味。这样酿酒一样的拍电影冯小刚不一定懂，或者他懂了也不会去做。
毕竟他是冯小刚，不是姜文。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