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然而，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 “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
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
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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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实习编辑：项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