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阿黛尔横扫5项格莱美大奖，《Hello》获年度最佳歌曲。 

　　春天到了，又是文艺界人士收获的季节。对于国际乐坛来说，今天早上颁出的格莱美可谓一件大事。在这个颁奖舞台上，一些人年复一年地出现，另一些人却始终与这里无缘；奖项细分得越来越夸张，评审的口味却始终保守；种族和政治问题登上舞台，音乐宣言却难见踪影。这里的故事很多，这就是格莱美。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八卦，可以上网看看新闻；如果只是想看个热闹，全美音乐奖（AMA）似乎更像个派对；如果我们只是想看看这一年有哪些适合自己的好音乐，流媒体平台似乎可以提供更加直观和贴心的榜单。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格莱美奖呢？

　　1.

　　正如格莱美自身不断标榜的那样，这个奖项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奥斯卡那样的“学院派”。“学院派”这个标签，听上去有点唬人；但如果我们稍稍关注一下，格莱美的奖项是怎么评的、由谁评的，我们大致能了解它和其他奖项的不同。

　　格莱美奖的组织者和评审机构，叫做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Recording Arts and Science，以下简称NARAS）。从这个机构的名称，我们就能看到它的特点。首先，它强调录音艺术。也就是说，它的立足点在于音乐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而不仅仅是艺人或者是音乐创作。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关注点也不仅仅在音乐上，只要和录音相关的文化产品，都在它关注的范围之内。其次，它还强调录音科学，也就是录音技术。换句话说，它还关注这个产业里面的技术工种，考察录音、混音、音频剪辑、声音制作等等许多“幕后”的工作。简而言之，这个机构关注音乐工业生产的整个环节。

　　这种关注上的口味偏好，和NARAS诞生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音乐行业人士受好莱坞之邀，推荐适合入选“星光大道”的人员名单。他们发现，行业中有许多有才之士，尤其是幕后人士，按标准是没机会进入“星光大道”的，但他们对于行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为了让每个行业内的工作者都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荣誉，NARAS于1957年应运而生，成员主要由行业内部人士组成，而格莱美也主要由这些人作为评审，并没有媒体或消费者参与其中。

　　格莱美得主Joy Elizabeth Williams是歌手也是曲作者。

　　事实上，我们从奖项设置上也可以一窥格莱美的个性。格莱美有四个分量最重的年度奖项：年度录音（多译为年度制作，Record of the Year）、年度专辑（Album of the Year）、年度歌曲（Song of the Year）以及年度新人（Best New Artist）。其中，年度录音和年度歌曲的同时存在容易令人费解，因为看上去都是某一首“歌”获奖了。但实际上，年度歌曲主要是授予一首歌的创作者，而年度录音则是授予一首歌的整个制作团队，主要包括歌手、制作人、录音和混音工程师。换句话说，一首歌是如何制作出来呈现给听众的，这中间的整个流程，都在年度录音的考察范围内。结合上文所说NARAS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年度录音这个奖项是格莱美奖中最重要的奖项，没有之一。

　　正是为了关照到音乐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格莱美的奖项设置可谓是“又臭又长”。除了上述四个全类大奖，整体上还按照风格分成电子舞曲、摇滚、另类、R&B、说唱、乡村、爵士、New Age、当代纯器乐、基督教音乐、拉丁、美国根源、雷鬼、世界音乐、儿童音乐、有声书、喜剧、音乐剧、配乐、古典音乐、MTV等等纷繁复杂的项目，按照行业分工又单独设立了音乐制作、混音、立体声制作、专辑内页说明、唱片包装等等奖项，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格莱美奖项在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00个（不包括终身成就奖等特殊奖项），在2011年又经过重新修订有所减少。今年的格莱美，也至少要颁出超过80个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格莱美设置了这么多奖，却不像全美音乐奖、公告牌音乐奖（BMA）或者大多数类似的音乐奖那样，设立过“最佳男歌手”、“最佳女歌手”、“最佳乐队”之类的奖项。格莱美的常规奖项设置里，仅有的针对具体艺人的奖项只有“年度新人”。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到格莱美“傲娇”的一面：“最佳歌手”几乎是个无从考证的概念，这个“最佳”以什么作为评判标准呢？这个标签方便了媒体宣传和造势，但对于音乐制作行业却没有意义。然而从鼓励行业发展的角度上讲，颁发“年度新人”似乎是有些意义的。所以格莱美奖尽可能避免趟这趟浑水，保持自己的“清高”。

　　2.

　　那么，格莱美奖的“清高”，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有什么意义吗？首先，格莱美奖在客观上推动了大众对于音乐生产的认识。音乐不仅仅是写旋律，写歌词，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霍华德·贝克在《艺术界》中曾指出：“所有的艺术工作，就像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包括了一批人，通常是一大批人的共同活动。通过他们的合作，我们最终看到或听到的艺术品形成并且延续下去。”换句话说，没有制作画笔的人，画家怎么工作呢？没有制作相机的人，摄影师怎么工作呢？没有录音师、混音师、母带工程师甚至音响生产商、耳机制造商，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聆听经验。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聆听经验正在不断地升级，我们有可能听到精制版、立体声的披头士，清晰的二三十年代的古典或爵士录音，这些并不是理所应当的。

　　专辑《Purpose》

　　所以，当有些人质疑Justin Bieber为什么也可以角逐格莱美年度专辑奖的时候，看看他背后的人，也许会找到些许解释。提名的这张专辑《Purpose》里，提名年度歌曲的《Love Yourself》的制作人Benny Blanco同时也是Ed Sheeran、Maroon 5、Katy Perry、Rihanna等当红明星热门单曲的制作人；另一位制作人Josh Gudwin同时也是专辑不少歌曲的混音师，他的长期合作者包括Rita Ora、Selena Gomez、Arianna Grande等响当当的名字。换句话说，Bieber的制作团队在国际乐坛上处于顶尖水平，他们保证了在相似水平的音乐创作下最高的听觉品质。即便撇开音乐创作和演绎不谈，格莱美的口味决定了他们对于Bieber这样优秀制作的偏好。

　　其次，格莱美奖让听众有机会认识不同风格的音乐，客观上保护了相对小众的音乐。作为一个美国的评奖机构，NARAS有意识地通过设立奖项的方式保护美国本土的音乐传统。这一音乐传统，即所谓美国根源音乐（American Roots Music），实际上是指移民到美国的各裔族，尤其是欧裔和非裔，在美国的土地上发展起的音乐。这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涵盖了多种音乐种类，包括并不仅限于三角洲布鲁斯、卡津舞曲、阿巴拉契亚民谣、南方乡村音乐、蓝草音乐、夏威夷民谣等等。从时间上看，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及之前所发展起来的一些音乐类型，它们成为了美国自50年代开始的流行音乐盛世的重要铺垫和音乐资源。

　　Mavis Staples

　　Willie Nelson

　　格莱美奖中关于美国根源音乐的奖项也种类杂多，而且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出发点并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古董奖项”，颁给已经被历史尘封的作品，而是颁给新进发行的唱片中，使用了美国根源音乐元素的那些音乐作品。从2010年调整过后设置的最佳美式音乐专辑（Best Americana Album）来看，获奖和提名的名单里除了有始终耕耘不辍的Mavis Staples、Willie Nelson这样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John Fullbright、Brandi Carlile这样80后的年轻人。这么做的意义很明确：把这些快要进博物馆的音乐拿出来，和当下的流行音乐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利用后者的影响力来给前者吸睛，客观上为前者创造更多的听众。如今，为本土音乐设立奖项也开始成为其他音乐奖效仿的做法，例如台湾的金曲奖就有为原住民和客家话音乐设立的奖项。

　　3.

　　碧昂斯在今年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的表演。

　　碧昂斯

　　尽管格莱美凭借着自己独特的评奖机制和得天独厚的媒介优势，被认为是流行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但近年来，格莱美影响力的不断下降已成事实，尤其是评奖的公信力一直遭到质疑。一方面，评委的选择面似乎趋于保守，每年似乎都能在舞台上看到相同的面孔，就像每年央视春晚也就那么些人；另一方面，尽管声称是以音乐品质作为唯一标准的“学院派”，格莱美的选择，尤其是重要奖项的选择，似乎仍然和商业成绩挂钩。在四个最重要的奖项中，我们很少能听到前卫的、革命的声音实验，也很少听到复古的、回归的音乐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可能由于市场较小、缺少预算而导致制作未必精良，但这使得格莱美并没有和其他音乐奖产生实质上的差异。

　　因此，一些音乐人并不觉得获得格莱美奖算是什么了不起的荣誉，一些人甚至直接拒绝领奖。1991年，爱尔兰著名女歌手Sinead O Connor获得了年度录音、最佳流行女声演绎（Best Female Pop Vocal Performance）、最佳另类音乐演绎（Best Alternative Music Performance）的提名，并赢得了第三个奖项。然而她拒绝出席颁奖晚会，没有领奖，并表示自己这样做是在“抵制格莱美过分地商业化”。

　　尽管格莱美不断调整评奖项目，试图在保证各种类型音乐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实际的评选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够被理解。评奖项目过于细分，实际上削弱了细分奖项的影响力。

　　对于音乐人来说，获得某个风格内的奖项，除了证明他在评审心中属于这个音乐风格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意义。比如说，一个获得“最佳当代基督教音乐专辑”奖项的音乐人，既不证明他的音乐素养有多好，也不说明他的音乐在市场上占有多重要的位置。

　　而对于歌迷来说，奖项繁多反而是一种信息冗余。如果一个音乐奖有10个奖项，歌迷也许会把奖项都浏览一遍。如果有20个，也许仍然只会关注10个。那如果有80个呢？绝大多数的歌迷都不会把这80个奖项看一遍，尤其是他们所不关心的音乐风格，那么格莱美想要培养听众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更重要的是，许多音乐风格已经拥有自己分量十足的音乐奖，例如乡村音乐有50年历史的乡村音乐协会奖（CMA），古典音乐有留声机音乐奖（Gramophone Awards），而拉丁音乐更是有了自己独立的拉丁格莱美奖。相比之下，格莱美的雨露均沾显得诚意不足，并且浪费资源。格莱美2010年大幅删减合并奖项，多少已是感觉到力不从心。

　　事实上，格莱美对奖项从行业类别的细分，对音乐风格分类的强调，本质上就是在强化音乐中的商业特征。

　　从音乐生产来看，上文说到格莱美深深根植于音乐生产的产业链上，其实对声音的精细化制作，天生就是为了吸引耳朵，从而卖钱。当代的听众还能接受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历史录音吗？答案是很明显的。也许听个劲儿还行，但如果有更佳的声音聆听方式，想来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折磨自己的听觉。

　　从音乐风格的细分来看，什么人需要这些音乐“标签”呢？一类是音乐学者和作者，而人数更多的一类则是消费者。细分音乐风格会让一位金属乐迷避免在民谣和电子乐唱片中浪费时间。如果需求更具体一点，比如，死亡碾核金属？好的，音乐标签会帮他排除掉Bon Jovi和Def Leppard这样的乐队，让他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声音。标签在客观上也会帮助音乐创作者和音乐制作人有意识地去寻找目标消费群，研究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这对音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众说纷纭；但这里面印着深刻的商业逻辑，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不少媒体报道了格莱美是如何提升了获奖选手的商业价值的，然而吊诡的是，一位名叫Jurkovicova的研究者在2014年的一篇研究中指出，2008年至2013年的格莱美并没有能够帮助获奖者在商业成绩上取得明显的进步。虽然，这并不是完全没道理：想要参加来年2月的格莱美奖评选，音乐作品必须在此年的9月30日之前正式推出，中间隔着4个多月，对销量影响力有限也可以理解。但是，格莱美不仅在评审标准上，也在商业影响力上面临严峻挑战，这是NARAS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今，看格莱美颁奖典礼的演出秀似乎才是最重要的内容。每年入春，歌迷们能够透过镜头，看看Taylor Swift是不是又在秀大长腿，Pharell Williams又和谁一块儿唱歌，Dave Grohl能不能好好打鼓，Paul McCartney和Ringo Starr是不是还平安喜乐，Alisson Krauss哪一年能不拿奖，成了一个固定仪式般的娱乐项目，似乎格莱美主要是热闹一场，至于谁得奖主要图个乐，不必太当真。对歌迷来说，诚然如此；但对格莱美自己，似乎要再想想办法，加把劲儿了。

    ( 编辑：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