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安 采访：张克荣
这期间（居家的六年），我偶尔也帮人家拍片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这些都干过，但都不太灵光。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很大的空屋子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当时真怕遇上劫匪。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洲裔的女人见我来挡就凶骂我，说你敢挡，我找人揍你！后来我只好去做苦力，什么拿沙袋、扛东西什么的，其它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那段日子我的家有点像是“母系社会”，太太外出上班，我在家煮饭、带孩子、练习厨艺，以及构想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看的戏剧。
看电影的时候，每逢感人之处我就会掉泪，所以经常是两眼红肿地走出戏院，可能这也影响到我日后拍电影的品位及要求，希望能拍出感动人心的电影。但华裔在这里不会有位置，这于是成为了我的美国梦。
那六年，我有过仿徨和心虚。
如果我不心虚，什么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办，我可能就没有兴趣。
许多人好奇我是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的日子的，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推手》得奖，很多人看了后，觉得这是我的本性，给我设了一个基调、一个原型，永不得翻身。其实越成熟，也是一个纯真丧失的过程。你被教训了，怕了，做些修改，结果表面看更纯真了，其实未必，这是靠技术和品味做成的。
长久以来，都是西方文化强势输出一切，如今反过来，中国导演拍西方电影，文化回流有了可能，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突破。当西方人处理东方题材的时候，一般来说并不是十分尊重，多是按着他们的想法去拍，呈现的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憧憬与想象。而我去拍西方电影，抱着一种低角度谦虚学习的心情去拍，但我也尽量保有自己的思路和视角。
《理智与情感》是我头一次拍好莱坞片。当时一看简·奥斯汀的名字，心想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短路了，怎么会找上我？剧本看到一半，我就进入状态，其实我前面拍的几部片子就是有关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挣扎，这两个元素正是生活底层的暗流，就像阴阳与饮食男女。
拍好莱坞片的感受是，虽然题材不是我熟悉的，但有一本经在我肚子里，它在被来回验证的过程中，又会滋长出新的东西。这是很奇特的经验。
对武侠世界，我充满幻想，一心向往的是儒侠、美人，一个侠义的世界，一个中国人曾经寄托情感和梦想的世界。我觉得它是很布尔乔亚的。这些从小说里尚能寻获，但在港台的武侠片里，却极少能与真实情感以及文化产生关联，长久以来它仍然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次，无法提升。可是武侠片、功夫动作片，却成为外国老百姓和海外华人新生代——包括我的儿子，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渠道，甚至是惟一途径，然而他们接触的却是中国文化里比较粗俗劣质的部分。对此，我始终耿耿于怀，却无能为力。
其实你说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像你说“江湖”，你说老外不懂江湖，中国人就懂吗？你怎么把它翻译出来？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我们也是懵懵懂懂的。反而经过外国方式的显示，我们可以搞得比较清楚一点，有时候你人在里面，云深不知处。
武侠片里武术多半是个幌子，电影中最精彩的武术动作，经常是京剧武行出身的人编的，包括成龙、袁和平、洪金宝、元奎、程小东等人，都跟戏班子有关。
任何一种东西，做到比较好的层次，都是很儒雅的。所以做导演不一定要穷吼穷叫才叫有控制力，你讲话掷地有声，可以用很小的声音，大家会听。我觉得武侠片也是这样，大侠是讲究气质的，不是张牙舞爪地跟人家斗，他讲分寸。
我有一些出发点是比较中国的，比如儒释道、伦理这些东西，根深蒂固。但我真正的兴趣是西方的戏剧。所以当我拍电影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把这些东方的精神还有西方的手法融进来，这是忠诚地反映我的成长跟教育过程，渐渐地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很难用一个国籍跟某一个单一文化因素去阐释一个东西。
现在回头看我才发现，从小我就身处在文化的冲击及调适的的夹缝中，在双方的拉扯下试图寻求平衡。因为培育我的两种教育制度，正代表着台湾的两种文化：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而从中原文化进入当地文化的环境变迁中，让我更加体会到，人是需要群体的。
电影给了我巨大的想象世界，中年的我可与年少的我相遇，西方的我与东方的我共融，人与人的灵魂能在同样的知觉里交会。我真的希望古代与现在合而为一，岁月、种族、地域的差距在我们面前消失，让心灵挣脱现实的禁锢，上穹碧落下黄泉地自由翱翔……
我拍《卧虎藏龙》竹林那段戏，印象很深。百分之九十都是吊钢丝拍的。摄影的难度很高，周润发、章子怡被大吊机吊到五六十尺甚至一百尺高的竹海之巅的时候，摄影机也得吊到那么高，因为镜头得和演员平视，甚至得到人的上方拍摄。摄影组把机器固定在一个自制的平台上，再用吊机吊上去。镜头跟着演员的高度走，随风摇摆。
这段戏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美国的卢卡斯的光影魔幻工业公司也问我：“你们是怎么拍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不是特效。记得拍摄当时我们也曾想过，不知道好莱坞的高科技会怎么拍？我们这个低科技，如今做高科技的搞不清楚，倒过头来问我们，这很好玩。
在中西互动的过程中，我觉得彼此是给与取的关系。当你把自己的文化给别人的同时，也要调整自己的文化里一些不太适用的东西，然后才能交换对方的东西。当你拿的时候，同时也是在给予，它不是单向的，不仅是对抗，也是一种交流。在这纠结过程中，当然是一种文化对抗，没有对抗，就没有新意。
在我的感觉里，奥斯卡很像选美，胜负不由己。选美本身就是一种很表面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女人的美丑和价值不是这样评断的。但奇怪的是，电视上转播的选美大赛大家还都爱看，只要转到那台，我也会看。
对我来讲，导演和美女并无高低之分。
电影靠的就是一股人气，影展与选美，都是能凝聚人气的活动。电影在本质上是都市属性，就是要把人气、把新闻炒起来，所以做宣传，我都到都市或者旅游区等人多的地方。电影、艺术绝对靠人为的营造，都不是自然形成，都是一种做作，它的本质如此。
我想，大概全世界很少、甚至没有导演像我做这么多宣传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我的拍片“路数”和市场性的某种结合。拍片路数和个性、天分、文化背景以及机缘有关，我的片子就得自己宣传。
我比较喜欢没有竞赛的影展，选上就是一种荣誉。我现在也皮了，随波逐流，一切顺其自然！
我一接触到电影，就知道我是属于这方面的，感觉上好像不是我选择了电影戏剧，而是电影戏剧选择了我，现在做着它的奴隶一样。
当然幻想的成分也有，然后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东西破坏你的幻想；可是在破坏的过程里面，你仍然会产生新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它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而且从小到大恐怕一直到老，我一直对电影充满一种幻想，我觉得它是人类一种很可贵的精神品质。
我还在不断冒险尝试新的东西，压力很大。未来会是什么局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努力争取跟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人生坐着等待，好运就不会从天而降。就算命中注定，也要自己去把它找出来。在我过去的体验中，越努力，得到的东西就越好。当我得到的时候，会感觉一切都是注定的。可是如果不努力争取，你得到的可能是另一样东西，那个结果也好象是注定的。所以目前的这个局面，可以说它是命定，也可以说是人改造了它。
以往是西方影响我们，如今我们也开始影响他们，至于将来的局面会如何发展，则和我们的气魄、创意和努力有关。
谭盾、李安和马友友为《卧虎藏龙》的第一次录音，状态都非常放松
（编辑：纪晨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