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在我们这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有人制假贩假。但是，李淳所说的“假”，是由于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缺乏“科学知识”而导致的“假”。

　　李淳看过国内很多博物馆中展示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他的估计是，“至少80%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人为改变和拼凑。”同时，估计95%以上的博物馆，都收有这种“过分雕刻以及人工拼凑的‘假’化石”。“包括某些国家级的地质博物馆里，有个别展品也有拼凑成分。”

　　博物馆业内人士或许会觉得李淳有点危言耸听，这怎么能算是假呢？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有错吗?

　　传统文人士大夫“玩”收藏的潇洒劲，在文博界遗风犹存。民国时期，沪上某大画家、大收藏家，为了凑齐四幅一整套清初“四王”山水画，不惜将大小不一的四张画进行裁剪、拼接、添笔，不漏痕迹，还成为藏界美谈。

　　对于残缺的文物究竟是应该修复得“几可乱真”呢，还是应该使修复部分可以明显辨识？至今博物馆界还在争论。这确实是个值得商讨的课题。

　　作为一个现代理念的博物馆，它除了收藏、陈列之外，还应是一个科研机构;除了观赏性、艺术性之外，还离不开科学的严谨性。说通俗点，就是实事求是。

　　博物馆里的藏品是古代的，博物馆的学术理念却不能跟不上现代科学的脚步。李淳这个 “外行”，发现了一个博物馆专业人士长期视若无睹的问题。当然，他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可以商榷和争论。但这场科学家和博物馆的“碰撞”，如果能推动我们博物馆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博物馆硬件的现代化），那将是幸事。浙江自然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的合作，堪称我国博物馆业的进步。

　　图①：真化石——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修理。

　　图②：“假”化石——由于不当修理，化石的生物特征被破坏殆尽，且不排除局部人工雕刻（如四肢）。

　　图③：假化石——完全的人为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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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石造假现象严重 权威专家批博物馆不重视

　　“中国的假化石问题应该引起深深的思考。”

　　日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海生爬行动物专家李淳向本报记者这样呼吁。

　　前不久曾有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专家爆料：国内博物馆化石多数为假”。对此，当事学者李淳对记者表示，他曾经向媒体发表“假化石充斥国内95%以上的博物馆”的观点，但据其本人了解，很多媒体和读者将其误解为“博物馆95%以上的化石是假的”，并引申出“国内博物馆化石多数为假”的意思，“这是误读，事实也并非如此，不过中国假化石现象确实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希望能够引起高度重视”。

　　这位1999年毕业于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年轻学者，10年中主要从事中国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的研究，曾经多次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在2009年获得“卢嘉锡青年人才奖”。因工作关系，李淳常受国内博物馆之邀做化石鉴定，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难堪的事实：一些“假”化石时常在博物馆里现身。

　　让他尤其感到严重的是，目前在化石这个领域，很多造假者并不觉得自己在造假，很多受损者也没有意识到正在遭受侵害。

　　80%以上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有“不同程度的人为改变和拼凑”

　　李淳介绍，大家通常接触到的化石，按照其埋藏环境可以分为陆相化石和海相化石。前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恐龙，这类化石形成之前大多经过水的冲刷搬运以及其他动物的蚕食和破坏，许多部分不完整，科研人员往往会根据现有的主体部分复原出那些没有保存或者破损的部分，严格来说那些复原部分需要标示出来。海相化石的保存相对比较完整，但是就我国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而言，其“修理”过程难度更大，所谓“修理”是指将化石——通常是骨骼，从包裹它的岩石中暴露出来，而只有骨骼形态完整准确地呈现出来，才有研究与展示价值。

　　在博物馆这个层面上，化石之“假”与公众理解的假货还不完全一样。李淳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你有一件清朝的瓷器，但你不喜欢它的样式，按着自己的意愿将瓶口打掉，拼接了一个明朝的;然后又把底换成唐三彩的，还嫌不过瘾，又接了一对青铜器的把儿。如此这般，虽然每个部分都是“老的”，可这还能叫“文物”吗？

　　这样的逻辑，常常被用在化石身上。李淳说，在他接触的一些单位中，经常看到这种被“人为污染”的化石——“质地也许都是真的，拼接在一起的每一处，孤立看也是真的，可组合在一起，就是‘假’的——是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怪物。”

　　这样的化石数量估计有多少?李淳看过国内很多博物馆中展示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他的估计是，“至少80%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人为改变和拼凑。”同时，估计95%以上的博物馆，都收有这种“过分雕刻以及人工拼凑的‘假’化石”。“包括某些国家级的地质博物馆里，有个别展品也有拼凑成分。”

　　“其实中国科学界注意到这个问题至少10年了，但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社会层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李淳对此颇感遗憾。中国地质博物馆曾就“展品拼凑问题”回答《科学》杂志记者的提问，认为“产地农民修复化石时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并不是假化石”。然而有关学者表示，此种说法“不成立”。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有关专家也不愿就此问题再回应本报的进一步了解。

　　《科学》杂志引用美国加州大学古生物学者Ryosuke Motani的话对这种“严重性”加以明确表述：“一件标本上的虚假部分破坏了整个标本的价值，对一件化石标本而言，即使其真实的部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信息，而且哪怕没有这件标本就无法获得这种信息，由于虚假部分的存在，我们也会质疑这些基于真实部分获取的信息。同时，对于本应以启发民智为己任的博物馆，其公信力将遭到严重破坏”。

　　李淳认为，中国应该对这些“严重性”有更自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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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人才的匮乏与“化石经济”的诱惑

　　化石在中国的“民间修复”与“非专业修复”，成为化石“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淳介绍，在中国，古生物学长期以来只在极少数大学的地质系课程中出现。而古脊椎动物学又是古生物学中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分支学科。缺乏专业人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化石标本的判断力。

　　而博物馆成为人工拼凑和纯粹造假的化石的出路，也有多重因素。

　　李淳的研究方向是贵州、云南一带出产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他表示，这类化石目前已经成为“重灾区”。“除了个别单位，中国大陆境内绝大多数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此类标本都是‘假’化石，只是破坏、拼凑和造假的程度不同而已。”李淳说，近几年，许多二、三线城市比较重视建造自然博物馆，当然需要化石标本，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判断真假。

　　浙江自然博物馆馆长康熙民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李淳的观点。康熙民认为，我国的博物馆建设，重建筑轻功能，重形式轻内容，重人文轻自然。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经验不足，尤其缺乏正规的化石收集渠道与专业鉴定人才。值得提及的是，《科学》杂志建议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加强协作以解决中国的假化石问题，并认为浙江自然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的合作是一个“可贵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假化石的民间制作成本相当低。根据李淳的介绍，专业技术人员修理修复一块化石，往往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需要高倍显微镜以及一系列专用设备，但民间人士可能用两三天，仅仅借助“大刀阔斧”的粗放工具就可以处理一块化石，就算不加以拼凑和伪造，也会将化石原有的生物结构破坏殆尽。“如果博物馆缺乏专业的鉴别力，就会把这样的化石当作真品收藏和展示。”

　　李淳还介绍了一个背景：中国得天独厚的环境保存了大量古生物化石，这对于研究各生物门类的起源、演化和灭绝以及重大地史时期环境变化都有重要价值，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古生物研究的热点地区。比如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与欧洲著名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点——圣乔治山相比，化石门类更多，标本保存更完整，国际影响很大。

　　然而，这一带交通非常不便利，有些地方连越野车都进不去，挖掘管理相当困难，很多情况下都是当地农民私自挖掘。正规机构通过化石爱好者或其他渠道得到相关消息后，出钱向农民征集较有价值的化石。有些单位表示：“我们常常面临艰难的选择：买还是不买这些盗挖的化石?如果购买，多少会助长民间的盗掘风气;可如果不收购，这些化石将进一步流失和损坏，有些甚至可能被走私。”更为重要的是，李淳认为：“如果不对其加以征集，其中一些具有极大科研价值的标本将永远失去进入人类知识体系的机会，而不论是学者个人，所属单位还是国家层面，我们也失去了扩展这一知识体系的机会，而这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李淳说，国家法律禁止私人挖掘和非法买卖化石，但更糟的是，在盗掘之后，盗掘者或中间商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常会根据买家的需要，任意雕刻拼凑以求完整和“美观”，比如给一个鱼龙类化石安一个鳍龙类的爪子，或者有意无意中将原本是“圆的”化石处理成“三角的”。他们自作聪明地以为，这种“美化”了的化石能受到更多重视，殊不知，这样的标本在真正的专家眼里相当于垃圾。

　　“博物馆征集到的‘假’化石，很多就是这样的情形。”李淳说。

　　保护中国的化石家底迫在眉睫

　　虽然中国的化石家底很厚，但“如果任由目前的化石造假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可能要不了多久，我们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化石了。”李淳认为。

　　他把现在的情形打了个比方：好比拥有一个非常大的钻石矿，随便一挖就是10克拉以上的大钻石，可很多人不懂，费老大劲，将大钻石碾碎，做成简易的刀具。“这种无知、无意识的破坏更加让人痛心。”

　　2006年11月，来自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曾经共同拟定了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三明宣言》，其中提到应尽快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法》，同时整合并理顺古生物化石管理体制，建立超越部门利益的国家管理机构;另外，还应该开展对重要古生物化石产地资源状况和保护现状的普查、调研和评估;对正在遭受破坏、有重大隐患的化石地点采取紧急保护措施，并制定、落实长期保护规划。李淳说，我们现在有关于化石的种种规划，有专门的委员会和专门的法律，但“知识的普及，科学家与博物馆的合作，必不可少”。

　　李淳建议，当下，博物馆最需要加强同“专业对口”学者的合作，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化石修理，最大限度地保证化石的真实，维护中国古生物学的国际声誉。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