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厅中特别放置了一枝红玫瑰，以示向二老致敬，画面中的大图为《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


周思聪、卢沉夫妇

　　采访者：史祎

　　受访者：王明明

　　“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

　　——周思聪

　　对话人：王明明（北京画院院长、师从周思聪）

　　记者：北京画院做《矿工图》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王明明：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一个全中国人民都值得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周思聪老师创作《矿工图》组画是表现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地区矿工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欺压的经典创作。我们从去年开始和家属谈《矿工图》组画的收藏、展览项目，经过努力，北京画院新收藏了53幅《矿工图》的成稿、手稿和写生等作品。通过策划这次展览可以将周思聪、卢沉两位老师的《矿工图》做一次系统的梳理，通过草图、写生与成稿的对比，我们可以研究当时他们是如何进行创作的。

　　记者：周思聪为什么选择表现矿工的形象？

　　王明明：我跟周老师学画的时候，采风写生去两个地方的次数比较多，一个是北京周边的大车店，另一个就是京西煤矿。那时候德胜门外聚集着很多马车，所有的车把式都在附近休息，我们觉得他们的形象特别好，人多、也让画。京西煤矿也常去，有时候一去两三天，偶尔也会下井去画人像写生，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要创作《矿工图》。“文革”期间，她画了《井下告捷》这样题材的作品，可以说在周老师的创作计划里，“矿工”的概念和形象是一直存在的，他们的外貌形象和自身特有的遭遇时刻吸引着那些有情怀的艺术家。不过在我跟随周老师写生时，她当时还是以搜集形象、人物写生为主。

　　记者：这次展览的作品中有些是两人联合署名，有些是单独署名，还有的署名“周思聪执笔”。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夫妇二人是怎样分工合作的？

　　王明明：署名的问题比较复杂。《矿工图》前后经历了两次构思、两次创作，应该算是有两套作品，我们今天常见的是第二套。第二套《矿工图》计划创作九幅，但是最终只完成了四幅。其中《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是第一张完成的作品，也是周思聪、卢沉老师共同创作、共同署名的。在《遗孤——矿工图之六》中，作品上署名是周思聪和卢沉，但是据卢沉在文章中回忆说，自己后来很少参与到作品的具体创作，只是在画面上署了名。但是在《矿工图》组画创作过程中，卢沉是有参与构思、立意的，也会给周老师提出很多意见，所以在《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中，画面题跋写的是“思聪执笔”，这说明这幅作品虽然可能是周老师具体创作的，但是在创作前期的工作还是两个人合作完成的，写“执笔”也有尊重卢沉老师参与作品构思、计划的意思。

　　记者：有人说周思聪曾经怨恨卢沉没有最终和她一起完成《矿工图》，是这样吗？

　　王明明：就我所知他们夫妇二人的感情非常好，周老师不是怨恨，而是一种无奈。卢老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肝出现问题，所以不得不退出了创作。另外一方面，两人的艺术风格不同，周思聪“实战”多于想法，而卢老师想法多于“实战”。有段时间卢老师的很多想法无法实践，再加上自身身体的原因，所以他退出了《矿工图》组画创作。我接触过很多画家夫妇，在作品合作中恨不得会打起来，但是卢、周二位老师是非常默契的，他们互相非常尊重，而且卢老师也很谦让周老师。

　　记者：我看到展览中有非常多的矿工肖像速写，每一幅都有所画对象的名字，周思聪的创作方式下了很多苦功夫。

　　王明明：这就是绘画创作规律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画家出去写生，到了现场之后请模特摆姿势、拍照，回来以后再利用电脑组合变成一张草图，然后根据这个来创作，这就违背了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

　　我并不否定现代科技，但艺术毕竟是人类心灵的东西，是用心去感受去创作的。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精神的升华，而不是依赖于某种技术或者技法。艺术家如果只注重细节和描绘的话，创作不出好的艺术作品。

　　从这次展览我们能够看出周、卢二位老师的观察方式和创作态度，从构思、构图到写生，他们没有用照相机，全凭人类自身的观察力和思考，升华成最终的作品。他们在创作中去除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技法和表现力，只是凝聚了人物刻画中最主要的东西，所以观者看了以后就会被打动。我感觉这样的创作规律在当下的丢失是非常多的。

　　记者：《矿工图》的创作持续了三年，三年中持续表现这样沉重的题材，您作为他们身边比较亲近的人，是否了解他们当时的状态和心态？

　　王明明：我感觉创作《矿工图》组画对他们身心伤害非常大，因为他们真的是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创作。1983年周思聪老师在甘肃写生期间忽然流鼻血，回京后检查身体发现得了类风湿，卢老师也在之前得了严重的肝病。

　　记者：《矿工图》“未完成”是一种遗憾吗？

　　王明明：有人问过我：你能不能去完成未完成的《矿工图》？我说这绝对不可以。即使周老师去世卢老师再去完成也不好。维纳斯的美就在于断臂之美，这样的残缺也许让人更有余地去遐想，命运给我们留下了缺憾，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矿工图》跳出了对具体形象的描绘，您怎样评价周思聪在国画创作中运用新的形式语言？这种新的形式语言和传统水墨是什么关系？

　　王明明：她的这种风格转换在二十世纪艺术家中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于艺术创新的探索和成绩都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的创新源于他们对于传统的尊重和理解。我到北京画院工作后，钻进资料室借阅图书和画册，发现借阅记录里有很多周老师的名字，足见她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他们也提出了要打破传统，也在追求变化、也在思考。可是他们所有的创作情感来源还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情结与风骨，比如，周老师的创作丰富中透着灵气，她从没有远离传统中国画另起炉灶。但是“85新潮”后有很多人把“传统”一刀斩断，追求另一种东西，艺术变得没有根。

　　记者：得病后的周思聪为什么没有坚持把《矿工图》画完？

　　王明明：因为她没有那么功利，周、卢两位老师是美术界少有的淡泊名利之人。这个题材画不了了他们就去画别的题材，身体不行了就寻求另一种创作状态。他们不会刻意追求非要画完多少张，所以周老师生病后转向了少数民族妇女和荷花题材的创作。

　　另外周老师对绘画的商品化、市场化极其反感。他们早期曾画了很多非常漂亮的表现少数民族的作品，现在流通起来仍然很受欢迎，但是他们却不承认那些作品。周老师去世后我曾向卢老师建议整理、记录这批作品，卢老师却极力反对，说周老师在世时对这批画是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这些画是给了报酬、有人约才画的，是不堪启齿的东西。他们不像现在的有些画家，作品卖了几千万或者上亿就会使劲宣传，他们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拿不出手说不出口的。虽然今天看来他们的这种态度可能有“局限性”，但这确实是传统文人对待艺术的虔诚态度。

　　记者：您怎样看待周思聪的一生？

　　王明明：我看过周老师画过一个彝族妇女，背着沉重的柴，靠在石头上休息。这幅作品最能代表她的情绪和状态——她背着非常沉重的家庭包袱、精神上的负担、艺术上不断追求的思考……全部叠加在一起，她自己就像那个疲惫的彝族妇女。我还觉得她就像蜡烛，燃烧自己的生命去进行艺术创作。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