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很多海外博物馆不得不宣布紧急闭馆，也令不少原计划将在国内举办的海外引进展览不得不延迟。若想一窥西方艺术大师的神采，别忘了还有艺术家电影这把钥匙——卡拉瓦乔、伦勃朗、梵高、雷诺阿、毕加索、达利、蒙克、夏加尔等很多世界艺术史名家的故事，都曾被搬上银幕，甚至有的还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
它们中的不少影片，或多或少带有戏说的成分，并非关于艺术家的严谨传记。而这些虚构与想象却又是让人愿意相信的——真正富有魅力的艺术作品，或许也正在于其予人的无尽遐思。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电影，打开了另一扇通往艺术世界的门，让人们看到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以外的人生风景、情感底色，从而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更为丰富的理解。
一幅神秘的画，一个欲言又止的回眸，牵引出一段故事
有“北方的蒙娜丽莎”之称的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幅比八开纸大不了多少、油彩都已干得开裂的油画，画中少女的惊鸿一瞥仿佛摄取了观者的灵魂。她究竟是谁？是维米尔的女儿、情人还是帮佣、友人之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个人？猜想绵延了三四百年。与这位少女同样神秘的，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他的艺术光芒广泛被世人看到，与其生活的时代相隔约两百年；关于他可考的生平，短短几行便已写完，满是留白，且疑点重重。
“寡姐”斯嘉丽·约翰逊搭档“脸叔”科林·费斯、上映于2003年的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正由这幅同名名作的神秘幻影牵引出来，可被视为纯属“戏说”的维米尔传记。就在画作问世的1660年代，阴暗潮湿却典雅幽静的荷兰小镇德尔夫特，家境贫寒的少女葛丽叶来到画家维米尔家做女佣，故事发生了。葛丽叶沉默寡言、天性敏感，终日战战兢兢地在夹缝中讨生活，一次误入阁楼画室，瞥见主人的画，眼里突然有了光。她小心翼翼地打扫画室，久久端详着画室里那一幅幅画，却不轻易擦除玻璃窗上的灰尘，她深知，这些灰尘也将影响主人作画时光线的强弱。靠卖画维持家中地位的维米尔，处处忍受着妻子、岳母的颐指气使，过得也并不如意。他渐渐察觉到葛丽叶强烈的艺术天赋，并为之惊喜，于是教她调颜料，教她用画家的眼光看世界。
在葛丽叶与维米尔之间流转的，与其说是一种暧昧的情愫、克制的爱意，不如说是一种惺惺相惜、彼此理解。百转千回，最终交汇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他为她打耳洞，帮她拭去溢出的血，挂上那颗举世闻名的珍珠耳环，用画笔定格下这一刻令人窒息的美。这样的画外故事，尽管出于想象，却不禁让人相信。画中，少女侧过身来，嘴唇微张，仿佛欲言又止，珍珠耳环则是纯洁的象征——近年来对于这幅名画的研究中，多数推测的确指向少女与画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情感。
男人与少女相拥的画面，成就了一种深情的想象
同样以名画为灵感展开艺术家传记，电影《埃贡·席勒：死神和少女》带有更多历史可考的成分。这是奥地利导演迪特尔·贝尔纳以年轻男演员诺亚·萨维德拉为主角拍摄的，上映于2016年。片名中的“死神和少女”，来自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的同名名作，也是影片至关重要的线索。
《死神和少女》一画中，死神被塑造成一位身穿黑袍、面色枯槁的男人，正俯身前倾，靠向少女；少女一袭红黄相间彩衣，跪在死神面前，紧紧抱住他，眼神中似有无限依恋。有艺术史学者推测，画中的死神其实就是席勒——这张脸与席勒本人十分相似，而少女是席勒的模特兼情人瓦莉。这幅画创作的年代是1915-1916年，正值席勒与瓦莉分手，转头娶了白富美伊迪斯。席勒与瓦莉分手的原因不得而知。有一种说法是，席勒选择伊迪斯，是出于经济等方面的现实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席勒放弃瓦莉是不得已而为之？影片就是循着这样的猜想展开的。
席勒画女人，有如梵高画向日葵，他用有着神经质般线条和强烈对比色彩的手法画了太多的女人。因而，席勒与女人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解读其艺术作品的关键。影片总共讲述了席勒与四位女人的爱恨纠葛，其中他与瓦莉的故事是最有戏剧性的。他们是在克里姆特的画室相遇的，当时，瓦莉还是克里姆特的模特。可当她的目光与席勒相对时，犹如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瓦莉陪伴了席勒四年，除了做席勒的模特，还帮他与画商周旋，为他出庭作证，即使在他被羁押的至暗时刻，也对他不离不弃。最终他们还是决裂了，席勒画下属于他和瓦莉的《死神和少女》。
一开始，这幅画其实名为《男人和少女》。1917年，当席勒在筹备个人画展时，这样的消息传来：加入一战医疗队伍的瓦莉因感染猩红热而病故。于是，他默默将这幅画作的标签改成了《死神与少女》。他是将自己当成杀死瓦莉的那个死神了吗？他对瓦莉的懊悔与思念似乎尽在不言中。正是这个桥段，赋予影片最大的情感张力。当然，这很可能只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诠释。影片对于画家人生的展现，也似乎局限于私人生活的窥探。
知晓了“野玫瑰”的传奇人生，便读懂了她瑰奇魔幻的自画像
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画，似乎早已与她那跌宕、坎坷的人生合二为一。她最以自画像闻名，像是将自己看成一个私人世界投射在画布上。想要读懂她的画，明白为何就连毕加索面对她的自画像都自叹不如，由朱丽·泰莫执导、2002年上映的传记电影《弗里达》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口。影片穿插的超现实与蒙太奇手法也十分有趣，恰与弗里达瑰奇的画作形成互文。
“我的生命经历了两次事故，一次是车祸，另一次是认识了你。”弗里达对迭戈·里维拉说的这句话，可谓影片交织推进的线索。18岁那年重大车祸带给弗里达的，是一连串肉体上的创伤：脊柱、锁骨和两根肋骨断了，骨盆有三处破裂，金属杆从右侧贯穿身体，右腿十一处骨折，脚被压碎……她的身体断了又接，接了又断，活像一幅拼图。而与墨西哥国宝级画家迭戈长达近三十年的情感纠缠、相爱相杀，则给她的心灵世界带来无尽折磨。尽管弗里达的自画像被认为富于超现实主义的魔幻色彩，她却说“我画的是现实”。其实，她只是把生命里经历的那些伤、痛、惊、惧统统幻化成横空出现的意象，这令她的自画像是那样独一无二，诚如影片中迭戈所评价的“她的画犀利又温煦，坚硬如钢铁，柔美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苦难”。
影片对于弗里达艺术创作方面的着墨不多，然而通过呈现这位长着“一字眉”墨西哥“野玫瑰”的传奇人生，观者能够从中感受到渗透在其绘画的丰沛的生命力，强烈的自我意识。且看影片开头和结尾均出现的这样一幕：46岁那年，弗里达首次个展即将举办之际，医生再三叮嘱病重的她不得下床，展览开幕当日，她竟然穿着标志性的红色墨西哥盛装请人将自己连人带床抬去“亲临现场”，来宾都惊呆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倔强，怎样的狂放。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