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志良、徐 萍

摘要：当代明星自传有明显的自恋现象。他们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对自我生命进行肯定、欣赏和热爱，传记无不打上自我生命的深深的烙印。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明星自传看成是人生的教科书，人生发展的启蒙读物。但星运当头的明星们，却过多地停留在对自我成功认知的喜悦中，一味对自己作自我欣赏，对非典型事件进行描述和展示，使得这最终成为明星自传不可逾越的心病。甚至传主对自我的陶醉，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极端自恋式的写作：创作主体完全沉迷于自我展露、自我宣泄，乃至以一种炫耀的姿态，将自传当作了自我表现的展示厅。
　　
　　关键词：明星；自传；自我；自恋

　　相传，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丽少年，因为整天沉溺于自己的美貌并自我陶醉，竟把水中自己的倒影误认为仙女而投身其中，最后淹死在那里。仙女们赶来为那喀索斯送行，却只在水中捞到了一朵水仙花。从此，那喀索斯便成了水仙花的代名词，也成了自我欣赏而不能自拔的人的代名词。希腊神话时代虽早已远去，然而那喀索斯的幽灵不仅没有飘散，而且自恋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性格和特征，徘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即使是文学，也一样笼罩着那喀索斯的幽魂。就连在我国，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商业文化的熏染下，社会大众逐渐摆脱了传统的保守心理，全面迈入自我意识高涨、强调自我价值的时代。在这个注重自我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关注，并获得与众不同的价值认同，文学也自然体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明星们，影视明星、歌星、笑星、体育明星、主持人……纷纷粉墨登场，撰写自传，剖露心迹，那是一种独立化、差异化与个性化的自我表现。任何一家书店，恐怕无一例外地摆满着这些明星们的自传。落入眼帘的有刘晓庆的《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和《岁月情缘》、倪萍的《日子》、杨澜的《凭海临风》、水均益的《前沿故事》、姜昆的《笑面人生》、黄宏的《从头说起》、王姬的《我的世界》、程前的《本色》、姜丰的《温柔情缘》、唐杰忠的《笑佛》、王汝刚的《自报家门》、敬一丹的《声音》、宋世雄的《宋世雄自述》、吴小莉的《足音》、蔡明的《感动》、成龙的《我是谁》、王景愚的《幕后》、孙道临的《走进阳光》、秦怡的《跑龙套》、谢芳的《往事匆匆》、郎平的《激情岁月》、贾平凹的《我是农民》、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这还不算，媒体还争先恐后地报道某某巨星的自传写作计划，透露那些明星们摩拳擦掌酝酿自传的信息。而且，随着明星星运当头，一些明星的家属，也纷纷撰稿，抖落明星的家庭生活以及与明星有关的鲜为人知的私秘内容。显然，始终处在传媒的聚焦点上的明星，他们在政治、经济、演艺、生活、爱情等各个领域的表现，都成为俗世人生关注和追踪的热点。明星们也自然乐意把自己的“隐私”高度“透明”化，通过自传的方式把自己“放大”在大众之前。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明星自传在公开自己的一举一动时，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过分珍爱自我、以自我为圆点的自恋倾向，那喀索斯的幽魂紧紧地贴附在中国当代明星率真展现自我、表现自我的自传中。
　　
　　一
　　
　　自恋作为精神分析学中的重要概念，在医生弗洛伊德看来无疑是病理学的或者是临床心理学的，而弗洛姆把自恋看成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他认为：“对自恋者来说，唯一完全真实的是他们自己。是情感、思想、抱负、愿望、肉体、家庭等，是他们的一切或属于他们的一切……，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一切，都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身外的人与物都是灰色的、丑陋的、暗淡无光、近乎虚无”。[1]在弗洛姆看来，任何形式的自恋都存在着一个共性，即对外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而只关爱与自己相关的东西。当代学者森尼特在结合现代语境讨论自恋话题时也提出，自恋是把外部事件与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它只是追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2]换言之，自恋是从个体存在出发对自我生命进行肯定、欣赏、热爱。而恰恰因为个体、自我的核心，自传与自恋达成了联盟。当这种联盟体现为一种创作中的自恋倾向时，就意味着传主从个人体验出发对自我的热爱、对自我生命的感受、对生命的体验赋予了足够的信任感，从而使传记打上自我生命的深深的烙印。[NextPage]
　　
　　在明星的自我展示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对自我成长经历、心路历程的描述上。这是明星自传乃至一切自传的心灵的事实，也是眼球经济时代传记的真正卖点。他们直面人生，袒露心迹，不仅有自己成长的记录，回忆自己的童年、求学、工作的情况，也有心情故事和对人生的思考。最早以大胆的姿态问鼎明星个人自传的刘晓庆，就在《我的路》和《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中，申诉自己的从影之路和生活之路，她自诉她的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或挣利，话中搏动的是她的被功利膨胀着的心思，但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玩命般的敬业精神，却是自传的核心与中枢。且看《我的路》中尚处于“左”的思想还未完全肃清的氛围中传主的个人奋斗史：“且不谈平日千百次的练习，在实拍的时候，需要在亮铮铮的青石板上摔。开始试了一遍，起来时手、腿都肿了。实拍了，由于疼痛产生怯懦的心理，动作完成得不好，拍得不理想。这个时候，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已十分费力。导演、摄影都停下来，大家都望着我，摄影师梁子勇说：‘别拍了，太惨了。’我忍住眼泪，想起平日含辛茹苦的练习，‘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时刻我如此不争气，我将会为此遗恨终生！一定要再拍，直到拍好为止，哪怕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认了。我要求再拍一次。”[3]“台上一分钟，台下千日功”，简短的一句话无法掩盖一个女演员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烈的献身精神。在当时十分拘谨的文化环境中，刘晓庆自传思想上的独具个性，与她所塑造形象的超常能力，使她成为那个时代的魅力巨星。
　　
　　的确，明星的诞生，并非先天的赐予。后天的努力是造就自我的途径。大凡名人、明星们在这一点上，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而在自传中大肆铺排自己的成长平台。陈凯歌在《少年凯歌》的自序中说：“这本小书是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的经历，以及在此之前我的童年生活。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帮助我认识了我自己。认识自己即认识世界，明白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尽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此，这是我的自供书”。[4]确实，这部自传中少年的经历对陈凯歌丰富经验的积累是十分关键的，他与传主现在的辉煌是密切相连的。这也是陈凯歌高人一等的地方。当其他传主还停留在对“文革”进行淋漓的抨击时，陈凯歌把苦难当成了自己个人成长和成功的财富，回想与反思，是他超越别人建立业绩的标尺。郎平在《激情岁月》中，也诉说了自己在事业上的艰辛和坎坷。作为一个女人，她难以享受女人的权利，跟男人一样在“战场”上拼搏。在一次跟队友们的沟通中，“给队友们说了那么多话，把心里最重要的话都说了，而这些话就是我的心，我的血。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给自己的只是心在痛，扭伤的膝关节还在痛……我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5]郎平成功的秘诀也在其中得以尽情的张扬。
　　
　　其实，几乎每个成功的传主，都无一例外地在自传中写到自己星光大道中的挫折。尽管自传中体现出强烈的“潇洒走一回”的姿态，但总得把自己看成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演员方青卓就曾经讲述过自己成名和生存的不易，谈到外出拍戏时对家和孩子的思念，即使是日常生活，也作为自己巨大的挫折。但有些坎坷却是历史的原因。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之《那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谈笑之中说干校》中，叙述了自己在干校的经历：“当时施工任务紧，很多人都拼着命干，当一窑砖刚刚烧好，还没凉透，就钻进窑洞往外掏那还烫手的砖，接着又冒着窑内的高温往里码坯子。于是有人把这种干法总结成‘高温高速炼红心’。人可以炼，心怎么炼法，就不得而知了。大家笑了，在笑声中有人说，知识分子的点子就是多，发明点口号，自己整自己。”[6]虽然作者能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过去，但却大致说明赵忠祥的人生也非一帆风顺，在经历了一系列己非所愿但必须承受的磨难后，他最终登上了“国嘴”的宝座，这使得在某种程度上，丰满他自传的历史感和反思意识，尽管这种历史感和反思显得如此的单薄，抑或带有某些调侃。[NextPage]
　　
　　在当今社会，明星们的星途，往往成为追随者的标杆。他们的私生活，他们成名的艰辛，事业的辉煌，乃至感情的历程，对于大众来说无疑是有强烈的诱惑力的。这恐怕也是明星们纷纷写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明星们书中所描述的成才之路的颠簸，也是大众认清自我、发展自我的重要借鉴。虽然星光灿烂，但要使自己发光，没有一条平坦的捷径可走。这一点，明星们对自我生命呼吸的袒示，显然也使大众能够真正体会自身存在的意义。
　　
　　二
　　
　　显然，明星自传的存在有其较为重要的教育价值，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自传看成是人生的教科书，人生发展的启蒙读物。但星运当头的明星们，却过多地停留在对自我成功认知的喜悦中。梁启超曾经说过：“社会既产一伟大的天才，其言论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辈之感发兴奋，然非有严密之传记以写其心影，则感兴之力亦不大。”[7]当代明星自传一味地对己作自我欣赏，对非典型事件的描述和展示，迷恋平面呈现而没有心影，使得这最终成为明星自传不可逾越的心病。甚至传主对自我的陶醉，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极端自恋式的写作：创作主体完全沉迷于自我展露、自我宣泄，乃至以一种炫耀的姿态，将自传当作了自我表现的展示厅。
　　
　　首先是对自我躯体的呈现。很多明星在自传中都写到自己的躯体的变化和特点。固然，优美的人体本身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创造。舞蹈家杨丽萍就曾经表述：“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起舞，每当在我的心里的场地里伸开双臂起舞时，我感觉得到我的灵魂从我的身体里飘荡开来，这种美妙的感觉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最清静的安抚。”[8]这是躯体精神的升华。但当今明星自传中所表露的，大都是关于自我的自然的躯体。刘晓庆强调自己小时候是个头发又黄又少老剃光头的“小秃子”，分明在翻版中国式的丑小鸭到白天鹅的传说。陈鲁豫的《心相约》中也写到自己小时候的表现，“听家里人说，我小时候很臭美，一穿上新衣服就站在院门口扭来扭去，还不是地用眼睛瞟着四周，希望左邻右舍都能看到”。[9]很多自传中明星们还配以大量的照片，光彩夺目。如文清的《让心灵打个盹》，就似乎是一部明星的写真集，张张照片神采飞扬，展示她的所谓的美。而文字描述中更是对自己的身体迷恋有加。譬如别人称赞她的腿秀长时，作者也恭之不让：“许多年轻的女性观众不断地给我来信和电话，说是注意到我主持节目穿套装时，露出的小腿非常纤细而挺直……我着实佩服咱们这些观众的眼力劲儿，平时生活中，我确实十分注重双腿的保养和锻炼，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双腿不但支撑全身，更支撑我们的美丽。女人的挺拔和舒展的形体需要靠双腿完成。”[10]的确，浮现在社会水面的明星的身体已经被大众文化所铭写，明星的躯体实际上也成为大众文化背景下的一道眩目的风景。波德里亚认为，身体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在任何一种文化当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比如，在农民身上，就没有对身体的自恋式的关注，有的只是由劳动过程及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一种工具式视角。也就是说，身体是不会以自然的、无介入的姿态呈现于社会舞台的。在它身上，总是隐藏着某些社会组织规范。[11]明星们对自我躯体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固然是在兜售自己的美丽，其实也在兜售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那是崇拜者们试图接近而无法克隆和触摸的物件，因为它的存在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层次和等级观念。这恐怕也是明星们沾沾自喜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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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关的，明星们也不会放过在自传中讲述自己情感和婚姻的机会。这也使自传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件招徕市场的消费品。在这个时代中，明星们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卖。越是隐私的东西，越符合人们的窥视心理，也越可能为作者带来巨大的财富。赵忠祥、倪萍、杨澜的传记，在一段时间里，就造成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程前在《本色》中讲到他的初恋，这位闯荡情海的能手在传记中这样写道：“自从她长长的辫梢拂动了我眼帘的那一刻起，我的心扉也被翩然拂开……她笑起来的时候，我分明听得见一掬阳光纷纷溅碎，飞飞扬扬洒上我的胸襟；她凝望着某个人的时候，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有一种孩子似的天真和透明，充满着好奇和探询的意味……在我此后的感情生活中，多么强烈的、缠绵的，多么凄怆的、死生离别的爱情都曾经出现，但是那纯洁的初恋却永不再来。”[12]“老青春”程前能否真正把自己的初恋假想成自己难以忘怀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件事了，关键的是程前顺利地把自己的隐私出卖成功了。号称文坛“怪才”的贾平凹，也推出《我是农民》，首次披露初恋往事。作者讲述了他过去在农村的生活经历，第一次向世人公开了他的两次恋情。特别在回忆自己的初恋，准确地说在“单相思”时，他表现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深情。当时两人经常有碰面的机会，但传主却一直不敢向“她”表白，“我不敢吗？我一是说不出那些火辣辣的话来，二是担心说出来她变了脸骂我流氓怎么办？即使不骂我，好言好语地拒绝了我又怎么办？我一生的胆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敏感和想象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这么说来，作者能够成为日后的大作家和初恋的失败也不无关系。后来有人告诉他：“她和一位军人订婚了！”煮熟的鸭子扑棱棱地飞了，得知这个消息，贾在工棚的草地上睡了一天，“我的初恋就在这种暗恋中结束了”。[13]作者的“绝对隐私”，也堪称该书的一大卖点。的确，明星自传中总是不乏讲述自己初恋的情节，有时候还一次又一次讲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恋爱故事，美其名曰心情故事。而离婚也成为明星袒露自我、人们聚焦的情节。明星、名人们总是喜欢讲婚前和离婚后的事，却回避当下婚姻的状况。这是事实。以靠演小品成名成家的赵本山，一方面称，“我媳妇在农村是个挺优秀的人，什么活都会干，但在城里她的确不适应。”言词中颇有对农村之妻的赞誉；但另一方面，还是要求与已经有了女儿的妻子离婚。[14]倪萍虽然对不堪回首的往事避重就轻，但还是写下了一些离婚后的文字，尤其是即将离开济南时，倪萍有一段真情告白：“济南有培养我的尊师……更有那曾经一同建立家庭的，而今又双双把它撕碎了的丈夫，还有丈夫那一家善良的亲人。他早就郑重地和我讲好，‘倪萍，咱们不是夫妻还是朋友，你走的那天一定要告诉我，我去送送你，你济南没有什么亲人，我总是比你的同事近一点吧。’他这人很实在，也很善良。是啊，他曾多少次骑着那辆本田125摩托车去济南车站送我，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却不给他，我的意气用事绝不仅仅是一点尊严，而是我的胆怯！始料不及的婚变使我心灰意冷。我心里分明还在怨恨他，不能原谅他，我更怕再见到他。”[15]在作品中，明星们对婚变情况一般从不回避，但总是会给自己的这种变化寻找理由，或者说说分离后的矛盾心理，以减少自己在这种变故中的责任。这也是明星自传的一个普遍现象。
　　
　　明星们还爱屋及乌，在自传中宣扬他们自己对物的消费，使得明星自传似乎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物”的传记。陈鲁豫《心相约》提到她的着装标准是简约而时尚，她还提炼出体现这种风格的事件：初二时自己设计班服而出尽风头；高中时的一双棕色方头厚跟皮鞋带动班上的时尚潮流；在伊拉克拉希德酒店用高价买的古董手镯，等等。文清在《让心灵打个盹》的《时间女人·女人的衣柜》中，津津乐道讲诉女人的衣装，并且详尽地讲述了如何穿衣及要注意的细节。倪萍在《日子》中说过她不善打扮，穿衣不伦不类。但对那件曾经在第一次春节文艺晚会中穿过的鹅黄色短上衣，却十分的钟爱。而且那年还引发了黄颜色服装的流行，以至于各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都相继穿了黄颜色的服装出现在屏幕上。这种恋物现象还转化成明星的收藏上，甚至转化成明星对动物的宠爱上，以显示他们富有个性的一面和雅致的生活情趣。赵忠祥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提到自己小时候与蚕宝宝、蛐蛐儿、蝈蝈的情缘。这位家喻户晓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流露出他的日常生活中的非常细节化和有闲化的一幕：养乌龟。 “过了两个月，我们在厨房做饭时，顺便给它几粒饭和一些切碎的冬瓜片，咦，它居然慢吞吞地伸长脖子吃了起来。行，能养活了。后来我发现它最爱吃的是虾，每当我们炒虾的时候，一定先剥几只小虾喂它。只要虾肉一放到水池底部，这只乌龟就急忙爬过来伸着脖子，歪着脑袋，一口接一口吞着。不时还用两只前爪，轮流地帮忙往嘴里塞，一直吃上四五只小虾才心满意足，你再给它，它也不碰一下了。小乌龟在我们家住了五六年后，好像跟我们认识了。夏天，只要我们一进厨房，第一眼就会看到它，伸长脖子向我们爬过来……”[16] 这是城市有闲阶层身份的表露和生活情趣的显现，也是对小资生活的一种诠释。当代明星是这个世界的新贵，是一个独特的身份阶层。作为一个有金钱、有地位的角色阶层，明星们的生活也自然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人们以能够签收一张明星照片为荣，以收藏一张有明星签字的唱碟为荣。而明星自身私生活中的恋物倾向，也自然影响着他的追随者的生活方式。所以明星自传的风行一时，恰好是人们以明星轨迹印刻自己生活的一个心理标志。同时，对“物”的消费，也可以厘出消费者的阶层和趣味的属性。这在中国当今社会尤其如此。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美国学者凡伯伦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对上层阶级在出自差别化和炫耀地位、财富、闲暇等动机驱使下追逐时尚的情形作了较为深刻的描述。他以服装为例写道：“服装具有证明支付能力的职能，但它在这方面的职能还不只是在于表明消费者的绰有余力，能够在满足物质享受以外对有价值的物品作进一步的消费。对物品的单纯的炫耀消费，在效果上、在满足程度上是有一定限度的；它是金钱成就的适当的直接证明，因此也是社会价值的适当的直接证明。服装的作用还不止是如炫耀消费所提供的那种浅露的、直接的证明，它还有比较微妙、影响更深远的潜在作用。如果从衣着上除了能够证明穿的人财力优厚、可以任情花费以外，还可以证明他（或她）并不是一个要依靠劳力来赚钱度日的人，衣着作为社会价值的一种证明的作用就会大大提高”。[17]诚哉斯言。[NextPage]
　　三
　　
　　从二十世纪初胡适从西方引入传记概念并身体力行自传和传记作品的创作以来，一百年的自传，涌现出无数经得起文学和历史检验的成功作品。郭沫若、郁达夫等，都堪称是二十世纪伟大的传记作家，尽管他们在其他领域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也有不少的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写过自传或者回忆录，为后人人格的塑造和人生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但把二十世纪末乃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明星自传，放到这条传记历史的河流中，我们自然会发现明星传记的很多问题，而明星自传的自恋又恰恰是导致作品私我化、私秘化、平面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整体上看，中国二十世纪自传作家也不乏“把自己剥得精光并把他那时代成千上万人被迫忍受的一切都暴露出来”[18]的作家。作为自我暴露型的代表郁达夫，就坦诚地向世人展示自己情感的变迁、心理的波动、爱情的纠葛乃至个人行为的颓放，甚至毫不掩饰地披露了生活中存在但不能摆在桌面上的行为，如酗酒、抽鸦片、出入烟花柳巷等。他大胆地公开自己的私生活，把自己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公众的面前。在现代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私人日记《日记九种》中，郁达夫尤其记录了自己与王女士在一起的新的情感体验，热情奔放的传主碰见的是王映霞若即若离的态度，陷入到极度的痛苦之中。而当他得到王的青睐时，又陷入另一种痛苦，他会想起远在北京的家室：“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了。”“我一边拥抱着映霞，在享很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19]这种“伪君子”式的痛苦，反映的是“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自我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以及在强大传统文化压力之下的彷徨和矛盾心理，带有明显的自省色彩，是作者全人格的袒露。他称：“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20]他把自我暴露看作是与虚伪的社会、虚伪的道学、虚伪的罪恶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当下的明星也在自传中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爱情、婚姻状态，也在作品中谈论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的问题，也通过自己的婚姻、爱情经历作矛盾心理的展露，但当代明星自传明显缺少强烈的反省意识和自我审视的态度。虽然在写法上极力的“郁化”，但最终在思想境界和人格追求上却大相径庭，明星们对自我感情生活的透露，最终也难以逃脱媚俗的命运。刘晓庆在《我的自白录》中就有点肆无忌惮，大言不惭：“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其实我并不想结婚，我只是要他们离婚。我要一个光明正大的恋爱，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男人。”[21]这种“郁”式的大胆，实际上是失去思想和人格的支点而所作的无病呻吟式的宣泄，是消费主义时代的“离婚优越感”心理的展览。
　　
　　当代明星传记也有“郭化”的倾向。在上个世纪，郭沫若的自我张扬型自传，也是那个时代张扬个性并且与时代同步的特有景观。他作为“五四”时期主体高扬的作家，陆续写下《沫若自传》，最大的长处便在于充分展示了传主的个性气质，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这一个”：一个重情感甚于理性、易兴奋也易消沉、热情敏感而又脆弱的扩张型知识分子。在这个自我形象身上，首先体现为形象的自信气质，他声称：“在这部书里面，具体地指示了一个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22]他的毫不自谦的姿态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另外，这一自我形象还表露出强烈的叛逆色彩：以逃学、喝酒、打架、罢课作为对旧教育制度的反叛，以出走、恋爱、同居作为对旧式婚姻的反抗，以强烈的爱国热情作为对旧社会的宣战。而且，他的“我即是神”的泛神论意识，就不仅要求传主确立自我、肯定自我，更带有自我扩张、自我崇拜的质素。这也是郭沫若自传的魅力所在。不消说，当代明星自传也有对自我进行的张扬，也有对自我的极力肯定和美化。可以说。上个世纪末刘晓庆的个性就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我的自白录》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上看，就过于赤裸裸地表现自己对个人欲望满足的执着态度，而作者对自己的倔强性格也不无自夸地阐述：“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做新的事是我从来的需求。学音乐够了就去拍电影，拍电影够了，就去写书，写书后又录磁带唱歌，不满足只去做制片人，再不然出国办影展、开演唱会，和香港合拍了再与台湾合拍，演了正剧演喜剧，演完喜剧再演武打片，女皇演过了，垃圾婆演过了，温柔的、性感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演过了，剩下的只有演神经病、老处女了。”[23]她俨然成了这个社会无所不能的全人。但刘晓庆所自矜自许的新事不过是舞台的延伸或附属产物而已。我们在她的自述中，分明感觉到她人文底气的不足和坐井观天式的张狂。尤其是刘晓庆后来的所作所为，印证了光靠嘴巴来为自己塑金的苍白无力。白岩松在《痛并快乐着》中，也对自我倍加赞赏，尽管打出“渴望成熟”的口号，仍然无以掩饰其内心底蕴的空疏。而崔永元貌似中和的《不过如此》，也因为其驻留于日常小事，琐碎化必然导致其作品也“不过如此”而已。自传中的“郭化”，表面上容易做到，但在人生内蕴的把握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NextPage]
　　不难否认，当代影视明星的自传写作，丰富了当下大众文化，为大众提供了阅读消遣的可能。但明星自传普遍的缺乏攸切的历史感和深刻的反思意识，最终导致明星自传只是成为展示明星平面生活的满汉全席。并且，从写作学的角度讲，传记作者应该与传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冷静客观地评价传主的作为，而明星自传，往往集自传兼作者与传主于一身，近距离地叙述自己，所以写作时极难把握评价的分寸。而且在当今的“明星经济”、“美女经济”的时代，明天们如日中天的地位和人们的盲目崇拜，使得明星们不可能平和冷静地叙述和评价自己的所言所行，作者往往追求叙述的快感和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使得明星自传越来越流于媚俗。很难想象赵忠祥的宠养动物到底有多少人生的意蕴；也很难想象陈鲁豫的“咖啡情结”有多少人生境界……美国学者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认为自传体小说，“恰恰是通过自我表露来取得一种与自我之间的批判性距离，并获得对以心理形式再现出来的历史力量的洞察。……写作这一活动本身就已决定作者与他的自我之间要保持一段距离”。[24]此话实际上也是对当今明星的写作有重要意义的警示。如果当今明星们仍然只是关注当下浮华的生活状态，而忽略对人生更高意义的洞察，那明星自传估计也只能成为人们猎奇和偷窥的对象。一百年后，当人们再一次面对这些曾经风光过的自传文本时，人们只会对它说：这就是昙花！

　　注释：

[1] 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第6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98页，三联书店1998年。

[3] 刘晓庆：《我的路》，《文汇月刊》1983年。

[4] 陈凯歌：《少年凯歌》，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5] 郎平、陆星儿：《激情岁月》，第115-11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6] 赵忠祥：《岁月随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第4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8] 转自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第5版。

[9] 陈鲁豫：《心相约》，第27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10] 文清：《让心灵打个盹》，第23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

[11] 转引自叶志良《大众文化》，第12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12] 程前：《本色》，第63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

[13] 贾平凹：《我是农民》，《大家》1998年第6期，单行本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4] 《赵本山谈离婚》，《华夏》1999年第8期。

[15] 倪萍：《日子》，作家出版社1997年。[NextPage]

[16] 赵忠祥：《岁月随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7] 凡伯伦：《有闲阶级论》，第124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

[18] 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第31页，三联书店1993年。

[19] 郁达夫：《日记九种》，《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

[20]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郁达夫文论集》，第7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

[21] 刘晓庆：《我的自白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22] 《沫若自传》，第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3] 刘晓庆：《我的自白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24]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第16-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

[2]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

[3] 陈兰村、叶志良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