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宪

关于后现代的种种特征和变化，学术界委实谈论得不少。各种诊断和判断汗牛充栋，各种学说纷然杂陈。毫无疑问，最喜欢谈论后现代的恐怕非专家学者莫属。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到英美的激进派，再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传人，大多是一些从事符号表征事业的文人学者。既然是讨论后现代，就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谁在后现代？换言之，后现代的行为主体是谁？作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之一的美国学者杰姆逊，虽然对这一文化和社会现象有许多论著，但亦有人对他的学说不以为然，原因在于他的后现代理论中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主体。显然，讨论后现代问题，免不了要遭遇谁是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行为主体这类问题。

　　知识分子好谈论后现代，其实他们谈论谈论后现代，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在谈论他们自己。换言之，知识分子作为后现代的主体之一，他们不但发现了后现代的来临，而且也在这种社会和文化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后现代的种种思想理念和主张。这个简单地关联，很自然地把我们对后现代的思考与知识分子问题联系起来了。

　　讨论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要考察后现代性导致了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换一种表述是，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启蒙现代知识分子有何差异。假如我们把启蒙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形态，那么，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确与前者判然有别，尤其是以下两类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是后现代的产物，因而最值得关注。这两类人就是：专家型知识分子与文化中产阶级。

　　公共知识分子的隐退

　　关于后现代，尽管有种种说法，但最为关键的也许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其核心涉及到福柯意义上的认知型，即后现代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

　　后现代主义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后现代性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方式，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古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的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元的、变化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不统一的文化或解释，它们孕育了对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对天性的给定性和同一性的一致性的某种程度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论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变迁的某些事物。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的和流行的文化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这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主导性的或普遍存在的——亦即它是遍及一切的，抑或只是当代生活中一个特殊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说，后现代性所造就的是一批具有特殊思维方式的行为主体，他们怀疑现代性所坚信的普遍真理和理性，主张宏大叙事的终结，倡导个人化的小叙事。恰如利奥塔所发现的，后现代有几个突出的特征，局部决定论流行，不可通约性成为普遍景观，小叙事成为基本的知识策略……，一言以蔽之，启蒙的英雄和解放的英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专门领域里工作的专家。他的结论是，随着现代性的衰微，伏尔泰、左拉和萨特式的启蒙知识分子角色日趋终结。换言之，后现代乃是知识分子消亡的时期。传统启蒙主义意义上的那种担当道义、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逐渐消失了，而六十年代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消亡的开始。

　　其实，对这种新现象有所警觉的并不只是利奥塔一人，在他之前，福柯已经发出了忠告。有人曾问他谁是知识分子，他略带游戏口吻地说到，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他一方面直言没有遇见过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坦陈自己是学者、哲学家或写书的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福柯这么说自有他的道理。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福柯坚信社会的变化导致了那种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上的主体消失了，进而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分子亦随之消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种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言说的角色，或那种好像代表了我们大家的意识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福柯提出了他著名的两种知识分子角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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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召扮演这种角色已有许多年头了，现在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这就是我要称作专家性知识分子，他相对于普遍性知识分子。

　　福柯在这里指出了知识分子角色的深刻转变，他们不再是社会正义和道德良知的普遍代表，而是在具体领域工作的专门家。从普遍性转向专门性，也就是从兼济天下的普遍知识主体，转向了专门化和职业化的角色。这个说法和利奥塔的理论不谋而合。后者的看法更加激进：很明显，一种知识分子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和它的传播已不再运作着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需要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权威的丧失，一方面说明现代社会作为教育者或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权威的丧失，另一方面又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化和教育的普及，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无论是在福柯的意义上，还是在利奥塔的意义上，传统上所界定的那种英雄式的知识分子，看来确实已经衰落。

　　这些说法乍一听来，颇有些耸人听闻，但细细想来，却也真实得可怕，即使是在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也可以发现这种转变的踪影。比较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和今天完全制度化和专业化了的学者，差异赫然眼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锐意变法维新的中国知识分子，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深刻的文化变革。他们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以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哲学家为楷模，以启蒙为己任，高扬德先生和塞先生的旗帜。尽管这一文化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策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较为密切，从识字教育，到开办新式学堂和书局，从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到对中国未来强烈忧患意识。这时的文化人大都以追求一种新的元叙事（德、塞先生等），来取代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宏大叙事（尤其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经典）。反观今天的学者文人，在日益狭窄和局限的制度化和专业化的领域里，从事着越发艰深越发专门的知识建构。宏大叙事正在被消解为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知识，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技术的强制和暴力，思想从一种生存的智慧退化为专门学问技能，日趋专业化的操作主义和追逐名声的功利社会学，使学者们越发满足于狭小领域井底之蛙的成就感，这似乎就是我们今天人文知识的真实现状和普遍的景观。这么来看，有人奋力呐喊人文精神，呼唤终极关怀，这些说法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福柯从普遍主体的普遍代表性角度来分析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而利奥塔则是从知识分子曾经拥有过的那种权威丧失角度道出他们的角色变化，其结论都是一个：一种知识分子类型正在或已经终结。这个观察或许是悲哀的，或许是另一种激进主义的前奏。如果说此种看法还只是欧陆学者的感悟的话，那么，在英美的理论也很引人注目。美国学者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的问世，似乎就是一个显著例证。正像最后的知识分子标题所示，雅各比指出了一个重要现象：作为公共角色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乃是左派被学院化、专业化与职业化所同化的标志，这就剥夺了知识分子作为公共角色和反派的力量，而这些正是传统意义上界定知识分子的特征。那种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独立知识分子正在衰竭；……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一种陷入危境类型；工业发展和城市的负面影响已经使他们的环境每况愈下。由于他们操着一种公共俗语，所以他们仍在文化界若隐若现。而新的学院派人士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独立的知识分子，但由于他们并不采用日常语言，所以外行很少知道他们。学院派人士是为专业杂志写作的，这些杂志不同于小杂志，它们形成了一个孤立的社群。虽然雅各比留恋那种老派的精英式知识分子的倾向不免保守，但他对专业化的学术人士的轻蔑却也道出了对知识分子角色转变的忧虑，因为他们与普通公众关系越来越远。这里，他发现当代专业化的学者所运用的是专门的技术语言，因而和公众相去甚远。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公众的关系，以及知识与常识的联系，甚至是专业语言的局限性等。这个问题最近在国内也被一些敏锐的学者提了出来。比如，有人提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已和日常语言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断裂，这些学科的语言变成专家之间秘密交谈的密码，于是，我们有理由审问那种学术语言和专业问题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真实生活是否有效？这里的问题表面上是语言的专业化，但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学术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在于思考的内向性而非外向性。所谓内向性，是指在细密精致的专业分工条件下，学院化了的学者们的思考与其说是对普通的人，不如说是专对圈内人的，亦即学者说话是说给那些想听且听得懂的同行听的。雅各比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的衰微，不正是说的这种状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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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业化和制度化问题，是导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之一。这个问题和教育密切相关。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和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文化又植根于特定的世界观之中。这种观念揭示了可能性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进而使得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合法化。它涉及到三个基本观念：第一，人本质上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断地人性化；人之天性的不完善性和习得的完善性被区分为人的生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对立。第二，人性化是一个学习过程，社会化就是压抑人的动物倾向；人的天性和取而代之的倾向之间的区别被称为激情和理性（或本能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对立。第三，学习只是一种教育关系，人性化的过程离不开教师和教育体系。正是在这个要求下，社会化的现代教育体制出现，启蒙的要求应运而生。文明与野蛮、教养与愚昧、科学与迷信，这些被知识分子所命名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被赋予某种权力性质，所以，培根提出知识就是权力的口号。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表明，权力依赖于知识，有效的权力有赖于有效的知识。这种关系必然导致一种双重现象：一是合理政府概念，它旨在管理社会并鼓励善的行为，遏止恶的行为；二是合理行为的概念，它导致了对认识范式、价值观和个体行为动机的控制。在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中，两者被认为是互为作用相得益彰的。然而，这里的核心是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就是根据理性概念运用立法和教育来塑造社会现实。合理的个人概念涉及到他们行为是由知识和教养所塑造的，而他们的知识又是有知识者所给予的：

　　比喻地说，在某种权威中，这样的对世界的看法确立了有知识者的地位，而这种权威可以描述成立法的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权利，即要求整个社会都服从的各种规则；而它本身又是依据由其生产的合适方法所保证的更好判断力和卓越知识而被证明合法化的。由于社会及其成员寻找着所需之物，有知识者新的立法权威也就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必要性和被赋予的资格。

　　鲍曼这里指出了西方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和现代社会乃至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曾经是以立法者的角色出现的，这正是利奥塔所说的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哪种权威。他们有一种坚定的自我认同和身份感，那就是对西方（主要是西北欧）的价值观，尤其是体现为普遍、绝对的那些元叙事的追求和虔信。

　　如果说教育、合法化和权力的关系一度曾是现代知识分子角色扮演的基本规则的话，那么，鲍曼发现随着现代性的衰微，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角色出现了深刻的转变：从立法者蜕变为解释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社会价值的集体引导者的知识分子，与现代国家之间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分离和紧张。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谐依赖关系，转变为一种紧张关系，这是由于早期现代国家介入了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民众的忠诚，于是不得不依赖有价值的新思想的传播来动员民众，需要新的专业知识。由于知识分子最初的角色满足了这两个要求，所以他们成为国家依赖的力量。但这种依赖是短暂的，因为现代国家发展起来的政治技术很快把越发多余的知识分子变成次要角色，变为单纯的服务因素。这种新的政治技术对知识分子的剥夺有赖于两个方面。第一，早期的普遍知识分子培育了大量专家，他们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寻求权力的失败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比如专业领域里的成就感和名声等）。更重要的是，这些专家人数的剧增，他们生产出大量专门知识，实际上是把深奥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官僚权力。于是，专家成了这个系统再生产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他们已经迥异于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是现代国家监控、管理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第二，现代国家通过对话语的政治控制，逐渐使得知识分子与政治变得不相关了。当这种不相关性达到最低点时，现代知识分子便满足于政治之外的思想和表达的自由，这就便是毫无实践结果的自我封闭的学术话语。意义、象征和符号变成为各种人文社科知识极力阐述的对象。从齐美尔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的陌生人，到本尼迪克特对文化类型的关注，再到吉尔兹对局部知识的厚描，思想的考察沉溺于局部意义的深层中。至此，我们发现鲍曼和福柯及利奥塔或雅各比殊途同归了。

　　在福柯那里，普遍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专门的知识分子，而在鲍曼的分析参照中，立法型的知识分子转化成了解释型的知识分子。表述虽有不同，但实质却很接近。鲍曼以为，解释者的一个重要解释策略是文化多元论和知识相对性，伴随着语言，传统，意义的宇宙，或意义，或生活形式取代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而成为文化话语的主要范畴。所以，立法的和解释的策略的差异，也就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这一转变也就是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脱节，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断裂。于是，文化不再是一个塑造或再塑造的实践对象，而是一个研究对象或解释对象。或许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引申这种看法，那就是，知识分子过去是以自己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探索和实践为目标，因此他们的知识探求总是和生活世界关系密切，和这个社会的公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则，当今社会知识的高度专业化，教育的制度化，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职业化，都使得传统的关联解体了，学术与学者个体的关系也许比知识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更为重要，兼济天下的关怀退缩到独善其身的狭小专业领域，远离政治和社会的思想自由成为学术的时髦。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教育、研究和学术的制度化，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雅各比）和批判话语的文化维护者（古德纳）的角色受到了威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伴随专业化、职业化过程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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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萨义德说得好：19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倾向于强调个性，知识分子经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札洛夫或乔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样，是个独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顺从社会，因而是完全自外于社会定见的叛徒。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及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会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人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萨义德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正在遭受四种专业态度的压力，这四种压力是：专业化，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追随者无可避免地导向权力和权威等。那么，面对这些压力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呢？萨义德的答案是耐人寻味的：

　　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尝试处理我所讨论的现代专业化的冲击，其方式不是假装那些冲击不存在或否认他们的影响力，而是再现另一套不同的价值和特有的权利。我把这些总结在业余的名下，就字面而言，这类行为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业化。

　　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此外，身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转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能问为什么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重新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

　　从普遍性知识分子转向专家性知识分子，从关注宏大叙事的启蒙英雄转向小叙事的专门家，转向立法者（权威、作者和教育者），转向局部问题和专业领域解释者，所有这些表述似乎都说明了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在这种转变中，萨义德所说的变成业余的可能吗？

　　这个是一个值得深省的问题。

　　消费文化的新角色

　　变化的社会总是变化着一切，物质层面的现实在转变，精神层面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后现代社会的出现，一方面改变着社会文化现实，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塑造者知识分子本身。英国著名的马克思学者威廉斯，曾形象地把文化比喻为三种成份的纠结：过时衰落的，勃然新兴的，以及正如日中天的。这个比较系统虽然有点机械，因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往往难以用这样一个参照系来描述，不过，用以说明变化的社会和文化却也颇有说服力。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描述任何文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它说到底不过是一些文化、阶层或观念过时衰落了，一些正占据着核心和霸权地位，而新兴的文化、阶层或观念悄然来临。

　　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传统的社会分层维度虽不能说完全过时，但常常会遮蔽我们社会学的眼光。变化了的现实有时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变化了的视角。我以为，后现代社会的许多深刻的社会转变，比如知识经济的兴起，生产社会让位与消费社会的趋势，信息和服务业的急速膨胀，以及传统社会角色的转变，专业社会的来临等，都要求我们应寻找新的分析视角。经济资本固然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但新的社会现实却把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的重要性呈现在我们面前。随着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重要性的上升，随着转向信息社会和专业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一种新的文化角色正在兴起，而且其作用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假如我们还是用威廉斯的模式，姑且称之为正在兴起的社会阶层——象征或符号产品的新型生产者。

　　专业社会的兴起是晚近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史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封建国家的瓦解，西方社会进入了现代时期，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渐趋形成，于是中产阶级的扩大遂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传统的中产阶级概念较多地拘泥于一般社会学意义的分层指标的话，即较多地从财富等经济资本的角度来加以区分，那么，晚近的中产阶级概念似乎区分指标趋向于多元化，文化资本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在70年代末提出，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家，他们作为一个新阶级，是以其文化资本而非传统的财富资本为特征，他们带有一种内在的辩证逻辑和革命潜能，因而是现代社会中新的革命力量。古德纳的一个重要观念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与生产手段有一种独特的关系，随着教育重要性不断提高，这种关系使得文化资本变得日益重要。由于知识是控制生产的要素，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就在公共领域中处于一种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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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它的知识分子概念含义很广，包括工程师、技术专家、媒介人士、教师、学者、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政治官员。这一理论问世之后即引起了很大争议，有的人不同意古德纳的看法，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单一独立的阶级（比如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来看），从整体上说，他们应该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或用新中产阶级的概念来标识。古德把的新阶级意在强调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批判话语文化的生产者角色，但现实情况似乎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知识分子在合理化的现代性过程中出现了严峻的分化，技术官僚似乎并不沿着批判话语文化的路线行进，他们逐渐演变成为现存社会制度和科层化的维护者。另一个美国学者波格斯发现，技术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来服务于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调和机能，服务于工业社会的其他形式，他们居于政府机构、大学、公司、军队、媒介工业和文化工业之中，并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相对立。

更复杂的社会学分析揭示，在信息社会中，符合和象征产品的生产有着相当重要的功能，它甚至比一般的物质产品更加重要，因为这种生产不只是产品的生产，它同时也是思想、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它不但生产特定的产品，同时也生产出相应的消费者和生活方式。随着后现代研究的深入，一个新的文化角色凸现出来。英国社会学家费尔斯通敏锐地发现，后现代文化中实际上存在一个全新的角色，它称之为新的文化中间人。在他看来，这个概念要比新中产阶级的模糊定义更加精确和严格。所谓新的文化中间人，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中专事于象征生产和传统的专业人士。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即提供前面所说的各种象征产品和服务——营销、广告、公共关系、广播和电视的生产者、设计家、杂志记者、时尚作家，以及各种服务性的人士（社会工作者、婚姻顾问、性治疗师、饮食专家、游戏专家等）。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一群体的习性、分类格局和倾向性，就会注意到已经把他们称之为新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一种学习模式引入生活。他们为身份、表征、外观、生活风格和对新经验的无穷追求所着迷。在费尔斯通看来，新的文化中间人与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雅皮士——密切相关。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社会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对生活有明确的追求和品味，他们是一些自私的完美主义者，自恋的、精于计算的享乐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角色结合起来，可以说，这就是所谓新中产阶级或新文化中间人的真实写照。费尔斯通注意到，新中产阶级不同于老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再追求一种高雅的文化，而是往往以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模糊两种文化之间的界限，即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先锋派与庸俗艺术、新与旧、怀旧的和未来的等等的区别。他们无所不及，旨在培育一种特殊的趣味。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新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一方面在创造一种自身的趣味和追求，另一方面又以这种趣味来影响其他社会阶层，因为他们占据了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有力地位，拥有某种足以影响他人的文化权力：他们据说既创造又操纵或玩弄文化象征和媒介形象，因而极力和扩大了消费主义。……他们对亓非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

　　我以为，这种社会角色所以会有历史上知识分子所不曾有过的如此影响力和权威性，一个重要一因在于他们自己往往是一些公共形象，或者说他们的活动场所就是公共领域，通过媒介和形象的广泛传播，他们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权力。用洛文塔尔的话来说，他们本质上是一些消费偶像。

　　这里，我们不再把社会分层固定在经济层面上，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文化层面。正像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概念所揭示的那样，拥有这种资本的新的文化中间人，他们专事于象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们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是一种与媒介文化同生的文化角色。其实，我们只要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表层现象稍加留心，便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新的文化人存在及其作用。他们对社会公众具有深刻影响：珍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标准的风格化的生活的设计、规划和提倡，比如，通过电影明星、歌星、主持人、模特、记者、艺术家、公共形象设计师、广告人等各种公共角色，以自身的生活方式、谈吐、个人生活曝光等方式，来塑造某种生活范式和审美趣味，进而作用于普通公众。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文化角色还有一个重要机能，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象征和符号生产和传播，将日常生活理想化和标准化，进而造就特定的生活模式及其消费者。例如，通过电视、杂志、图片等各种媒介，设计典型的完美家居和室内格局，表征不断变化的服装时尚，描述理想的爱情故事，规划意味无穷的种种旅游休闲生活……，这些文化人不但是特定的象征产品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是这些产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塑造者，普通社会公众消费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塑造者。他们也许在人口学数量上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但其角色功能则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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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威廉斯的分析系统来看，也许可以把这些新的文化人视为正在兴起的力量。从三种力量的关系来说，他们与传统价值观有所不同，在我看来，新的文化人是典型的消费文化类型，工作和享受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重工作轻享乐，而是相反，是重享乐轻工作。用洛文塔尔的话来说，他们是一些消费偶像，而非生产偶像，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形象总是和特定的消费欲望和方式密切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不但呈现为新的文化角色自身的生活样板效应（尤其体现在一些广告中频频出现的明星中），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就是消费文化的符号和象征。于是，消费偶像便带有一种对有品味有格调的的日常生活的礼赞性质。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部分的先锋派艺术家和激进知识分子，与目前正在不断扩大的新的文化中间人之间的明显差异。这个差异最典型地体现在两者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和立场的区别上。从比较的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先锋派艺术家有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否定的强烈冲动，有一种对落后的非人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立场，一种与拜物的、商业性和服务于交换原则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敌对态度。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倾向，也是先锋艺术家和思想家作为知识分子角色或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的文化中间人似乎一改以往的激进传统，转向对现存社会的消费文化的默认、赞许和褒奖。在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这些社会角色就是为了服务于消费文化而出现的，他们不但自己在宣传这种有品味的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消费文化的产物。尽管从理论上说，随着传媒的急速发展，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是拓展了，照理说为各种古德纳所强调的批判话语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实际倾向却是，公共领域的扩展并未给批判话语文化的发展提供可能性，毋宁说相反，它限制和萎缩了批判话语的公共空间。这一点可以从新的文化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上明显看出。

一方面，新的文化角色本身就是媒介文化的动力学因素之一，他们与媒介的关系是毛和皮的关系，离开了媒介，他们的职业和角色便不复存在。所以，他们寄生于媒体之中，充分利用更为重要媒体发展媒体。另一方面，他们有得益于媒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借助媒体而使自己增势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是，新的文化角色的文化资本如果说有一部分来自他们自己所受的教育和专业资格的话，那么，更多的则来自于他们与媒体的寄生关系，或互惠关系。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拥有接近和操作媒体并在媒体上亮相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本。从这个角度说，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批判知识分子的功能在新的文化人身上似乎被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有力地消解了。他们与其说是现存的消费性日常生活的批判者，不如说是这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的生产者和支持者。从角色的转变角度来说，他们不再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种对现存生活批判性观念和思考，而是直接诉求人们应该如何去享受生活。从社会批判者向社会赞美者角色的功能转变，我想是最耐人寻味的转化。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让位于象征与符号产品的专门家，批判功能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从新的文化人对消费文化的倡导和礼赞的策略来看，他们一方面放弃了传统文人关于文化优秀标准的刻板观念，主张灵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对过去被贬斥为庸俗畸趣的东西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本土的新文化人也往往采用把先锋的东西钝化，使之适合于日常生活的普通性，将乌托邦因素转化为世俗的现实成份，将过去只是少数精英和有教养的人所拥有的审美因素，转变为大众可以接近的日常生活。于是，最先锋的东西在新文化人那里变得只是徒有虚名的形式上的先锋，它与提倡生活原有的尖锐对立，提议转化为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先锋性至存在于形式中，成为被大多数人可以加以欣赏品味的日常生活的装饰。同时，后卫的世俗乃至平庸，也在新文化人的升华和改造中变化了原有的形态，当他们与先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时，自身的畸趣也就改变了形态，似乎成了讲求格调而令人羡慕的生活。这里，先锋和后卫的混合是通过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来完成的，那就是时尚。我们不妨用庞德的精彩分析来说明这种关系，他认为，先锋派不过是两种时尚之间短暂的喘息。如果我们稍作发挥，可以作如下表述：在新的文化人那里，先锋派不过是一种旧时尚衰落和另一种新时尚尚未到来之间的短暂喘息，它是一种连接体，又是一个新起点。先锋在消费文化中的作用说穿了不过是新时尚的标志，但它自身很快也会随着时尚化而变得平庸乃至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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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时尚永恒的流转法则和过程中，先锋的东西总是被不断地后卫化，这恰恰就是新文化与传统先锋派之间的区别所在。正是通过与时尚的结合，一切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东西，都可以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资源和范例，成为消费品或商品。先锋的转化标志着一种文化角色的转化。过去那种精英的、象牙塔式的激进和不妥协，被更加民主的大众的宽容所取代，完美的卓越及其绝对的标准，被愈发多元化的差异和相对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也从过去那种前者对后者的启蒙和教育关系，转化为现在新文化人和大众的平等互动关系，共享的生产消费关系。道理很简单，新文化人在创造象征的产品的同时，就在创造这种产品合理的消费者。从过去那种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单项关系和被动关系，转变为当下新文化人与大众的双向妥协与互动关系。这种转变既有得也有失。得在于知识人与大众关系变得民主了平等了，而失则在于前者的社会批判力量衰落了。

　　时尚是最适合于媒体操作的，反之，媒体最有力于制造时尚。时尚的本质乃是从众现象，即在短时间内生产除众多人的行为方式上的趋同。趋同就是复制，不断产品的复制，而且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也可以复制。时尚通过媒体被炮制出来，再通过传统来广泛复制。复制不但体现了同一产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复，而且更体现为新文化人节目的同一性反复。晚近一个明显的趋向是，各家电视台节目花样翻新，可又免不了互相拷贝，复制成风。这种现象不但在电视媒体上表现突出，在其他媒体上也普遍存在。表面上看公共领域很开阔，媒体也形形色色，究其实，一种同质性的文化生产面貌清晰可见。表面上五花八门，前差万别，内在逻辑和实质却及其相似，

　　透过媒介——时尚——复制这类策略，我们可以瞥见新文化人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功能：公众趣味的缔造者。当社会告别以生产为中心的几个格局，转向销给为主导的结构时，当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量有一般文化教养的公众时，当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变得暧昧和妥协时，当审美趣味不再是少数人高贵的特权而变成普通人可以接近的日常生活时，趣味的塑造便和更多的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它不但关乎审美和文化，而且与经济、市场和效益密切相关。倘使说传统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话，那么，当前新文化人与大众的关系则更加倾向于共享日常生活，把生活变成为艺术，或把艺术引入生活；如果说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生产是依据现实原则的话，那么，在比较的意义上说，当前新的文化人象征产品生产和传播所依据的则是欲望原则。时尚性的生活趣味的培育总是和欲望的唤起和更舒适更有品味的生活模式联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认为，小康不仅是一种量化的经济指标，它更是一个文化范畴，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是欲望原则的合理化。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