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第三期，创作型民谣歌手赵雷凭借一首　《成都》　获得第二名，排在众多成名已久的老歌手前面，引起巨大关注。他之前的作品《南方姑娘》《画》《我们的时光》《三十岁的女人》再度热起来，出场价也水涨船高。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带出一个话题：民谣的春天，是不是已经来了？

　　如果只看现象，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并且为这个结论找到理由。例如，流行音乐创作的匮乏，给创作型歌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90后的成长，给这类清新接地气的作品，提供了一大批听众；网络支付的便捷，酒吧文化的兴旺，让歌手获得收益；还有，城市化加速带来的焦虑感，让人们愿意在民谣作品描摹的风花雪月、出走流浪中寻找慰藉。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民谣的爆发。

　　但民谣爆发，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从创作到推广都是低成本的，市场选择民谣作为流行音乐再度崛起的突破口，正在于此。

　　上世纪80年代，港台地区建立起成熟的音乐工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内地模仿港台，也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音乐工业。但现在看来，这套工业流程的运营成本实在太高了，唱片公司依照明星制打造歌手，一旦歌手被选定进入这套流水线，公司就要为　Ta　配备庞大的创作、制作班底，从生活到训练到宣传推广，全方位照顾。歌手被照顾得无微不至，迅速成为神秘的神话人物。那时，高投入也意味着高收益，所以，凭借民谣作品进入流行音乐工业流水线的陈淑桦，在几张畅销唱片后，能过上一线明星的生活，开豪车住豪宅。

　　这种模式，在流行音乐市场的黄金时代是行得通的，一旦遇到市场萧条，就难以为继。2000年后，网络兴起，歌曲下载无法控制，唱片公司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种模式迅速崩塌，许多歌手就此被甩在了沙滩上。一切年少成名的歌手，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生活能力，从情感到生活到事业，都陷入崩溃。连一些和唱片公司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的词曲作者，也都突然有了失去照管的恐慌。

　　2000年后成名的民谣歌手，是在低成本、野生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或者单打独斗，凭借一把吉他走江湖，即便有乐队和经纪人，也都采取最低成本运营，有演出有录音就聚合在一起，没演出则各自求生。录音作品多半是独立制作，制作低成本，推广低成本，在演出现场或者网络售卖。他们的声名也是通过一场场演出、一首首歌积攒起来的，歌迷和歌手之间，是一种强联系。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是应需求而生的，从形式到情感，都和年轻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生存能力，也超过被唱片公司保护起来的歌手。

　　娱乐资本敏锐地发现了这点。他们不需要发掘、培养歌手，不需要提供经纪人、助理、保姆，不需要设置宣传推广机构，只要在民谣歌手成名之后，再提供一个促进爆发的平台，例如真人秀或者综艺节目，就可以进行收割了。

　　所以，民谣歌手当下的胜利，未必是他们个人的胜利，也未必是民谣音乐的胜利，而是低成本优势的胜利。但这些歌手一旦被收割，进入更大的市场之后，身价必然水涨船高。好在他们本来就来自市场，是野生歌手，只需要继续放养，适时收割，就能维持一个流行音乐市场的繁荣。

　　至于未来怎样，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吧。网络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唯一不变的是，熙来攘往为利益奔走的热情。

    ( 编辑：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