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仁顺
爸爸是一个温和的人，年轻时在文工团里做过男高音歌唱演员，经常心血来潮地要教我们学一点音乐常识。他的讲解让人发困，我想除了他自己，谁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他无数次地用“明亮的天空”形容高音区，每一次语调都会变得十分抒情。他的热情看上去是那么不可思议。我在桌子底下玩手电筒，白色的长筒铝壳，能装五节电池，放到桌面上比啤酒瓶子还高出一大截。在夜晚把手电筒的光柱对准了谁，谁一准儿会闭上眼睛，像挨了枪一样。
因为爸爸有唱歌的爱好，我们家和别人家比起来，总是满满登登的。家里的几十张木纹唱片，被我们听得烂熟。有音乐片上映时，爸爸总要把里面的唱词逐句记下来，配上曲谱，刻在腊纸上油印后装订成册，给我们每人发上一份，四个孩子在家里组成了一个小合唱团，捧着歌本唱歌。很多音乐电影，《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之类的，我们都能从头到尾地唱下来。像《冰山上的来客》这类电影里的插曲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家里总是歌声飘扬，从来没引起过邻居的厌恶，也没被邻居们视为不正常，现在回头想想，真是奇迹。
我生下来时，爸爸就在一家电影院里当主任，一当就是二十年。那时候，电影是了不得的东西，父亲总是半夜回家。他挨着个儿的看看我们，最后在奶奶的床前停留下来，陪奶奶说上半小时的闲话。爸爸给奶奶讲“小王”“小李”的事儿，起初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哪家邻居，后来动起刀枪来了，才知道他说的是电影。
有好故事片和外国片子来时，就要连场放映，爸爸早晨离开家，午饭和晚饭都要人送到电影院去。我从上小学开始，送饭的事儿几乎全包在我身上了，哥姐们说以前他们送的时间够长了，轮也轮到我了。
每回送饭的时间是相近的，同一部电影也差不多也总演在某一段，很多情节我都能背下来了，一走进电影院大门，整个人就变小了，像一粒沙沉淀在声响河流的底部。“让我们吃点儿糖吧，妈妈说，如果你爱上了哪个姑娘，就要给她吃点儿糖。”这话是《大蓬车》里的莫汉说的。这个印度小伙子有一张喜气洋洋的脸，能唱会跳，很讨人喜欢。而另一个医生就很让人厌烦，阴阳怪气的，但他的台词流传得倒比莫汉还要广，“多么蓝的天啊，一直朝前走，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演《追捕》的时候，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在大街上看见好看的姑娘，就追着人家的背影说这句。姑娘们要是对他们不理不睬，他们就管人家叫木头姑娘，要是哪个姑娘对他们瞪眼睛，你们听吧，他们笑得那才大声呢。
放映室是一间有地板的屋子，搁着两台放映机一台幻灯机还显得空荡荡的。幻灯机的旁边是一个监控窗口，每次送饭，我都爬在这个窗口看电影，窗口很小，视线却从所有观众的头顶越过去，对着宽银幕。监控口旁边的窗口，嵌着放映机的镜头，它像一个特大号的手电，发出的光束照亮了埋伏在宽银幕上面的故事，也照亮了飘浮在空气中的灰尘。偶而有人突然进入光照之中，煞白着脸，扭头往光源处看时，脸上的表情仿佛印在一张白纸上面。
放映室隔壁的一室一厅是爸爸的办公室，没有电影上映时，我们就把饭送到这里来。在这里总能碰到一些有趣的人，有一个上海知青经常找爸爸聊天，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经常学着他的样子细声细气地骂人。他的姓也够逗人的，姓乐。
乐老师不认识我，显然也不知道我在背后笑话他的事，他用对待朋友女儿的态度对待我，和蔼极了。有一段时间我哪儿也看不到乐老师，问爸爸他去哪里了？爸爸说他回家了。我想了一下上海，那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有一条黄浦江，还能生产手表和皮鞋。
乐老师走了以后，我想最失落的人要算马小兵了。他是班里最爱出洋相的男生，喜欢模仿老师逗大家笑，打架时抡书包的动作像演杂技一样。我们家和马小兵家隔着三个胡同住着，他跟我爸爸套近乎时，总说自己是我们家邻居，还是跟我是同学。他这么说完之后，爸爸通常不收票就放他进去看电影，有时候，还把他带着的朋友也一并放进去。
有一天早晨从马小兵家里传出一件很离奇的事情，有小偷半夜窜进他们家偷东西，被他爸爸发现了，他爸爸被小偷用刀在身上划了二十六处皮肉伤。事情就跟长了腿似的，传得飞快，我上学时远远地朝马小兵家看，发现门口站着好几个探头探脑的女人。没过几天，大人们又改变了说法，说马小兵爸爸在外面胡搞，被人在玉米地里捉住后，用刀划伤了，小偷的说法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见到马小兵，横看竖看都不顺眼，很想把他爸爸的丑行在班里揭发出来。但马小兵一直对我客气极了，别的男生惹我不高兴时他还去对人家拳打脚踢一番，我便不好意思对他做出不讲义气的事情。
升入初中后，我收到马小兵写的一封信，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尽管他个子很高，长得很好看，很招女同学们喜欢，但我仍然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我把马小兵的信撕成碎片装在一个信封里，在放学的时候扔给他就走了。我快走到家时他从后面追了上来，脸涨得通红，跟着我走了几步，问我，“你为什么把我的信撕了？”我心想这还用问吗？“我不相信你不喜欢我。”马小兵跟着我走了一段后，突然说道。这话把我惹火了，我回头看着马小兵的眼睛说，“你以为你爸爸的事情我不知道吗？”马小兵那么大的个子竟然被我的一句话摁住了，他身子向后靠在一个红砖砌的围墙上，脸上显现出了类似于水泥的颜色，嘴巴也好像被水泥封住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说过一句话。[NextPage]
我在爸爸办公室里认识的另一个知青叫孙伍，不知道是哪里人。他中等个子，衣服比女人还要干净整齐，脸色比豆腐还白，细长的眼睛像两条小鱼，有时眨个不停，有时又一动不动。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隔着办公桌盯着我看。我把头低下，在靠近门口的长沙发上玩了一会儿，再抬头时，他还盯着我。后来爸爸进来了，从我手里接过饭盒，坐到孙伍的对面吃起饭来。
在爸爸吃饭的过程中，孙伍也开了口。他看上去虽然像个大干部，但提到丈母娘时，第一句就是“那个老不要脸的”，他的话题围着“那个老不要脸的”转，她总想鼓动她的女儿和他离婚。
“婚我是早就想离了，不为她们俩个，也要为别人。”孙伍提到的“别人”，吓了我一跳，那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一个女影星的名字。她的名字从孙伍的嘴里飞出来，那么亲近，那么随便，就好像他们昨天还呆在一起似的。接着孙伍又提起另外两个女影星，还是那种很家常的口吻，他说她们暗恋他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这么多女人都喜欢他，让他很伤脑筋。
“是得想想办法。”爸爸笑着说，把饭盒的盖子扣好，回身交给我。孙伍走了以后，我问爸爸，“真的有那么多电影明星都喜欢他吗？”“他看电影看出毛病了。”爸爸说完就把我打发走了。
过了没多久，孙伍拿着一把菜刀上了街。他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人问他，“孙伍，你干嘛去？”孙伍就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要去杀小破鞋和老不要脸的。”听的人嘻嘻笑，接着问，“谁是小破鞋？谁是老不要脸的？”“我老婆是小破鞋，小破鞋的妈就是那个老不要脸的。”整条街的人都被孙伍弄得高兴起来了，“你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我要和小破鞋离婚，老不要脸的不答应。所以，我只能杀了她们。”孙伍很有派头地说着，径直朝丈母娘家走去。
过了半个多小时，孙伍又回到了街头。跟在他身后的是“那个老不要脸的”，她披散着头发，手里举着菜刀，闹革命似的在后面追孙伍。街上的人从没那么多过，挤挤揸揸地朝孙伍逃跑的方向涌。孙伍的老婆后来也追来了，她和母亲在拉扯的时候，菜刀砍到了她的手背上，血很快就流了出来，她的手如同戴上了一只红色的手套。在往医院去的路上，两个女人互相搂抱着，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孙伍在她们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他像看热闹的人一样脸上挂着笑容，眼看着那对母女丢人现眼。那是孙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几天以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八十年代初期的电影院是年轻人最重要的社交场合，是标新立异和展示个性的地方。当时小城的几个美女都频繁地在电影院抛头露面，她们穿着喇叭裤和紧身毛衣，旁若无人地说笑。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她们身边走来走去，要么一眼都不朝她们看，要么恨不得把眼珠子瞪出来。
她们之中歌唱的最好，个头也最高挑的女孩子最先离开了小城，到省里的一家歌舞团当演员，十几年后，她成了电视台一个农村节目的主持人，在农民家的土炕上盘着腿，一边咯瓜籽一边介绍当地的民间艺术家。在几个特写镜头里我发现她老了，样子变得难看极了，穿着盘扣对襟的花布衣服，露出来半截白萝卜似的胳膊，和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当年那个年轻女孩子脑后扎着一根马尾，穿长筒裤，浅灰色的棉袄配黑色毛线织的毛领，双手交握在胸前，站在舞台上唱外国民谣，“看我长得多么漂亮，谁能说我不漂亮？妈妈给我做了一件多合身的绣花衣裳，妈妈有了我这女儿，心里多么欢畅。”那情景是多么动人。
当时，在舞台上拉手风琴为她伴奏的女孩子叫萧梅，外号叫萧妹妹。萧妹妹脸上的神情，后来随着琼瑶小说的流行和电视剧的普及变得时髦起来，叫做忧郁。有一次很大规模的殴斗，据说是为了她打起来的。萧妹妹后来嫁了人，生了一个小萧妹妹。刚离开小城时，我经常从学音乐的女孩子身上看到萧妹妹的影像，她婚后的生活一直令我困惑，她的手风琴摆放在家里的哪一处？什么时间拉琴？她的丈夫和邻居们会怎么对待她和她的音乐？九十年代萧妹妹和她的第三任丈夫开了一家冲印社，我去冲照片时见过她几次，她坐在满满一墙面的照片前面，直到现在，仍然是个好看的女人。
女孩子当中要数单莉最特立独行，她是城里最好的厨师和最著名的泼妇养出来的独生女儿。单莉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发型似乎每天都不同，她的眼睛圆溜溜的，很亮，好像里面有东西在燃烧。单莉敢在公共场合抽烟，还敢在众人面前搂着男朋友的腰走路。二十岁那年，她的男朋友被她抛弃后，用菜刀抹了她的脖子。那是个很俊俏的小伙子，脸孔白白的，头发又软又黑，如果他不是杀人犯，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单莉的男朋友是在河边被枪毙的。以前我们放学后经常到那个地方去玩，有一次还在草丛里拣到了鸭蛋。
单莉死后，她的厨师爸爸变成了酒鬼，眼睛里面总是红的，看谁都像有着天大的恨。他的手里总攥着个手熘弹似的酒瓶子，夜晚横在马路上睡觉的也是他。他到处讨酒喝，“单二两”的外号很快就叫响了，城里好些有名的厨师都和“单二两”有交情，多少总会给他点儿面子。
没有电影放映的时候，我到舞台上去玩。舞台比想象中的要辽阔得多，也比在台下看上去的更复杂，有更多的层次。挂在中央的是宽银幕，两边分挂着有戏剧演出时才用得着的五六层两边对开着的帷幕，全是天鹅绒做的，颜色则是深红、深蓝，以及黑色。在它们之间，在天篷上面，有那么多盏灯，比夜空里的星星还要多，也更加灿烂。灯光亮起来后，像水一样流泻在帷幕上面。[NextPage]
有一次我用帷幕裹着自己，玩了一会儿后钻出来，发现自己被单独留在了舞台上，爸爸和其他的大人都不见了。我呆在灯光下面，觉得自己像一块石头被看不见的手举起来，扔到了井里。在我下落的同时，那些帷幕沿着我的身体四周，不断地长高，拉长。天鹅绒上面的光抖动着，风生水起，那块巨大的银幕，变成了一张表情叵测的脸孔，所有曾经在那上面上演过的故事，所有电影里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跳了下来，无声无息地落在舞台上的某个地方，
这样的心情我在一个多月前也经历过。那天放学后我和吴风一起回家，遇见一个穿雨衣骑自行车的男人，他跟着我们走，边走边说话。我回头看过他一次，他的脸有一半挡在雨帽下面，另一半脸在微笑。我和吴风紧紧地挽着胳膊，在往常我们分手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分开，我们停下来犹豫着该往哪里去时，骑自行车的男人围着我们转了好几圈，他的话随着车轮散落在我们四周，我们假装听不见也看不着。后来我们朝着一个既不通向我家也不通向她家的大路走了过去，在那条繁华的马路上我们遇见了很多下班的大人，他们把我们的身影淹没了，然后，那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在人群之中把我们弄丢了。
初中二年级时，班里转学来了一个名叫陈力的男生，老师把他介绍给大家时，他牵着嘴角微笑，我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仰脸向上时，看见他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地眨动，还看得出他的脸羞得变红了。
陈力坐在班里的最后一排，我每次扭头去看他，都等于是在看全班的同学。我的目光只能落在吴风身上，吴风是班里最高挑的女生，学习不好，但老师排座位时把她排在了陈力的前面。
我和吴风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她个子长得高，经常被人当成大姑娘。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傻大个儿，课外书看的少，也没多少聪明才智，我们俩在一起时，做什么事情都是我说了算的。一有好看的电影上演我就带着吴风去看，每回银幕出现了男女亲热的镜头，都是我找到一些闲话说说，以便让电影上演的这一段赶快过去。
陈力来了以后，我和吴风的好些话题都与他有关。陈力会弹吉他，张行的歌每一首他都会唱，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们还遇见了他，他两只手抄在裤兜里，哼着“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也带来了我的烦恼”，跟着我们走了一段。
放暑假的时候，正好有一部美国电影上映，我去找吴风，她不在家，她弟弟说她跟同学走了。独自往电影院走的时候，我的头都想疼了，也想不出班里还有谁能比我跟吴风的关系更好。
那是部好看极了的电影，是写几个年轻人跳霹雳舞的事儿，观众们看的热血沸腾，第一场演完之后要清场，然后放第二场的观众进来。清场时几个年轻人不肯出去，想接着第二场重看一遍，两个门卫不答应，那几个年轻人把门卫围在了一个小圈子里，他们吵了一会儿就动起手来。刚刚散场出去的观众听说里面打起架来了又都往回涌，一些人为了看清楚些还站到了座椅上面，有两张我始料未及的脸孔从众人之中跳了出来，像两只大巴掌挤压在我的胸前。
很多人挤着我搡着我，我顾不上躲开，抬头望着他们俩个。吴风发现了我，她哆嗦了一下，陈力怕她从座位上掉下去，伸出手臂搂住了吴风的腰，她不但没有挣扎，还任由他把脸搁在她的肩膀上面。吴风的脸孔在无数张脸孔中抖动，渐渐地与周围融到一处，变成了我的陌生人。
人群的乱子涨潮般地又涌高起来，那两个门卫好像被人打出血来了。爸爸带着几个工作人员从外面挤进圈子，每个人都拿着一个能装五节电池的手电筒，他们挤过人群后和闹事的年轻人搅和在一起，有一个人的手电筒不小心揿亮了，一束光随着手臂挥舞的节奏闪来闪去。各种各样的叫喊充斥在电影院里，激起巨大的回声。
我被人群挤出去后，退到了一个封闭的偏门门口，背靠着门站着，我的脑子变得不太好使了，身边的声音像水被吸进沙里那样在我的耳中渐渐遁去，我睁大眼睛，看着那些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脸孔，他们个个表情丰富，像刚才电影里的人物一样活力四射。我在角落里看着他们，除了耐心等候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所有的电影都有结束的时候，对这些人来说也一样，等他们折腾够了，银幕上就会打出字来。
（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