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
　　昏蒙蒙的半夜里“咕咚”一声惊天动地，紧接着是一声恐怖的嚎叫。印家厚一个惊悸，醒了，全身绷得硬直，一时间竟以为是在噩梦里。待他反应过来，知道是儿子掉到了地上时，他老婆已经赤着脚下了床，颤颤地唤着儿子。母子俩在窄狭壅塞的空间撞翻了几件家什，跌跌撞撞抱成一团。
　　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开灯，他知道，一个家庭里半夜发生意外，丈夫应该保持镇定。可是灯绳怎么也摸不着！印家厚哧哧喘着粗气，一双胳膊在墙上大幅度摸来摸去。老婆恨恨地咬了一个字“灯”便哭出声来。急火攻心，印家厚跳起身，踩在床头柜上，一把捉住灯绳的根部用劲一扯：灯亮了，灯绳却扯断了。印家厚将手中的断绳一把甩了出去，负疚地对着儿子，叫道：“雷雷！”
　　儿子打着干噎，小绿豆眼瞪得溜圆，十分陌生地望着他。他伸开臂膀，心虚地说： “怎么啦？雷雷，我是爸爸哟！”老婆挡开了他，说：“呸！”
　　儿子忽然说：“我出血了。”
　　儿子的左腿上有一处擦伤，血从伤口不断沁出。夫妻俩见了血，都发怔了。总算印家厚先摆脱了怔忡状态，从抽屉里找来了碘酒、棉签和消炎粉。老婆却还在发怔，眼里蓄了一包泪。印家厚利索地给儿子包扎伤口，在包扎伤口的过程中，印家厚完全清醒了，内疚感也渐渐消失了。是他给儿子止的血，不是别人。印家厚用脚把地上摔倒的家什归拢到一处，床前便开辟出了一小块空地，他把儿子放在空地上，摸了摸儿子的头，说： “好了。快睡觉。”
　　“不行，雷雷得洗一洗。”老婆口气犟直。
　　“洗醒了还能睡吗？”印家厚软声地说。
　　“孩子早给摔醒了！”老婆终于能流畅地说话了，“请你走出去访一访，看哪个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这是人住的地方？猪狗窝！这猪狗窝还是我给你搞来的！是男子汉，要老婆儿子，就该有个地方养老婆儿子！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
　　印家厚头一垂，怀着一腔辛酸，呆呆地坐在床沿上。
　　其实房子和儿子摔下床有什么联系呢？老婆不过是借机发泄罢了。谈恋爱时的印家厚就是厂里够资格分房的工人之一，当初他的确对老婆说过只要结了婚，就会分到房子的。他夸下的海口，现在只好让她任意鄙薄。其实当初是厂长答应了他，他才敢夸那海口的。如今她可以任意鄙薄他，他却不能同样去对付厂长。
　　印家厚等待着时机，要制止老婆的话闸必须是儿子。趁老婆换气的当口，印家厚立即插了话：“雷雷，乖儿子，告诉爸爸，你怎么摔下来了？”
　　儿子说：“我要屙尿。”
　　老婆说：“雷雷，说拉尿，不要说屙尿。你拉尿不是要叫我的吗？”
　　“今天我想自己起来……”
　　“看看！”老婆目光炯炯，说，“他才四岁！四岁！谁家四岁的孩子会这么灵敏！”
　　“就是！”印家厚抬起头来，掩饰着自己的高兴。并不是每个丈夫都会巧妙地在老婆发脾气时，去平息风波的。他说：“我家雷雷真是了不起！”
　　“嘿，我的儿子！”老婆说。
　　儿子得意地仰起红扑扑的小脸，说：“爸爸，我今天轮到跟你跑月票了吧？”
　　“今天？”印家厚这才注意到已是凌晨四点缺十分了。“对。”他对儿子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咱们就得起床。快睡个回笼觉吧。”
　　“什么是——回笼觉？爸爸。”
　　“就是醒了之后又睡它一觉。”
　　“早晨醒了中午又睡也是回笼觉吗？”
　　印家厚笑了。只有和儿子谈话他才不自觉地笑。儿子是他的避风港。他回答儿子说： “大概也可以这么说。”
　　“那幼儿园阿姨说是午觉，她错了。”
　　“她也没错。雷雷，你看你洗了脸，清醒得过分了。”
　　老婆斩钉截铁地说：“摔清醒的！”话里依然含着寻衅的意味。
　　印家厚不想一大早就和她发生什么利害冲突。一天还长着呢，有求于她的事还多着呢。他妥协地说：“好吧，摔的，不管这个了，都抓紧时间睡吧。”
　　老婆半天坐着不动，等印家厚刚躺下，她又突然委屈叫道：“睡！电灯亮刺刺的怎么睡？”
　　印家厚忍无可忍了，正要恶声恶气地回敬她一下，却想起灯绳让自己扯断了。他大大咽了一口唾沫，爬起来……
　　在电灯黑灭的一刹那，印家厚看见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他再不敢去看老婆，他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当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发现黑暗原来并不怎么黑。曙色已朦胧地透过窗帘；大街上已有忽隆隆开过的公共汽车。印家厚异常清楚地看到，所谓家，就是一架平衡木，他和老婆摇摇晃晃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你首先下地抱住了儿子，可我为儿子包扎了伤口。我扯断了开关我修理，你借的房子你骄傲。印家厚异常地酸楚，又壮起胆子去瞅起子。后来天大亮了，印家厚觉得自己做过一个关于家庭的梦，但内容却实在记不得了。
　　还是起得晚了一点。
　　八点上班，印家厚必须赶上六点五十分的那班轮渡才不会迟到。而坐轮渡之前还要乘四站公共汽车，上车之前下车之后还各有十分钟的路程。万一车不顺利呢？万一车顺利人却挤不上呢？不带儿子当然就不存在挤不上车的问题，可今天轮到他带儿子。印家厚打了一个短短的呵欠后，一边飞快地穿衣服一边用脚摇动儿子。“雷雷！雷雷！快起床！”
　　老婆将毛巾被扯过头顶，闷在里头说：“小点声不行吗？”
　　“实在来不及了。”印家厚说，“雷雷叫不醒。”
　　印家厚见老婆没有丝毫动静，只得一把拎起了儿子。“嗨，你醒醒！快！”
　　“爸爸，你别搡我。”
　　“雷雷，不能睡了。爸爸要迟到了，爸爸还要给你煮牛奶。”印家厚急了。
　　公共的卫生间有两个水池，十户人家共用。早晨是最紧张的时刻，大家排着队按顺序洗漱。印家厚一眼就量出自己前面有五、六个人，估计去一趟厕所回来正好轮到。他对前面的妇女说：“小金，我的脸盆在你后边，我去一下就来。”小金表情淡漠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脚勾住地上的脸盆，随时准备往前移。
　　厕所又是满员。四个蹲位蹲了四个退休的老头。他们都点着烟，合着眼皮悠着。印家厚鼻孔里呼出的气一声比一声粗。一个老头嘎嘎笑了：“小印，等不及了？”
　　印家厚勉强吭了一声，望着窗格子上的半面蛛网。老头又嘎嘎笑：“人老了什么都慢，但再慢也得蹲出来，要形成按时解大便的习惯。你也真老实到家了，有厂子的人怎么不留到厂里去解呀。”
　　屁！印家厚极想说这个字可他又不想得罪邻居，邻居是好得罪的么？印家厚憋得慌，提着双拳正要出去，后边响起了草纸揉搓声，他的腿都软了。
　　返回卫生间，印家厚的脸盆刚好轮到，但后边一位已经跨过他的脸盆在刷牙了。印家厚不顾一切地挤到水池前洗漱起来。他没工夫讲谦让了。被挤在一边的妇女含着满口牙膏泡沫瞅了印家厚一眼，然后在他离开卫生间时扬声说：“这种人，好没教养！”
　　印家厚听见了，可他希望他老婆没听见，他老婆听见了可不饶人，她准会认为这是一句恶毒的骂人话。
　　糟糕的是儿子又睡着了。
　　印家厚一迭声叫“雷雷”。一面点着煤油炉煮牛奶，一面抽空给了儿子的屁股一巴掌。
　　“爸爸，别打我，我只睡一会儿。”
　　“不能了。爸爸要迟到了。”
　　“迟到怕什么。爸爸，我求求你。我刚刚出了好多的血。”
　　“好吧，你睡，爸爸抱着你走。”印家厚的嗓子沙哑了。
　　老婆掀开毛巾被坐起来，眼睛红红的。“来，雷雷，妈妈给你穿新衣服。海军衫，背上冲锋枪，在船上和海军一模一样。”
　　儿子来兴趣了：“大盖帽上有飘带才好。”
　　“那当然。”
　　印家厚向老婆投去感激的一瞥，老婆却没理会他。趁老婆哄儿子的机会，他将牛奶灌进了保温瓶，拿了月票、钱包、香烟、钥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风雷震九州》。
　　老婆拿过一筒柠檬夹心饼干塞进他的挎包里，嘱咐和往常同样的话：“雷雷得先吃几块饼干再喝牛奶，空肚子喝牛奶不行。”说罢又扯住挎包塞进一个苹果，“午饭后吃。” 接着又来了一条手帕。
　　印家厚生怕还有什么名堂，赶紧抱起儿子：“当兵的，咱们快走吧，战舰要启航了。”
　　儿子说：“妈妈再见。”
　　老婆说：“雷雷再见！”
　　儿子挥动小手，老婆也扬起了手。印家厚头也不回，大步流星汇入了滚滚的人流之中。他背后不长眼睛，但却知道，那排破旧老朽的平房窗户前，有个烫了鸡窝般发式的女人，披了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她在目送他们父子。这就是他的老婆。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呢？然而这世界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
　　机会还算不错。印家厚父子刚赶到车站，公共汽车就来了。
　　这辆车笨拙得像头老牛，老远就开始哼哼叽叽。车停了，但人多得开不了门，顿时车里车外一起发作，要下车的捶门，要上车的踢门。印家厚把挎包挂在胸前，连儿子带包一齐抱紧。他像擂台上的拳击手不停地跳跃挪动，观察着哪个门好上车，哪一堆人群是容易冲破的薄弱环节。
　　售票员将头伸出车窗说：“车门坏了，坏了坏了。”
　　车启动，马路上的臭骂暴雨般打在售票员身上。骂声未绝，车在前面突然煞住了。 “哗啦”一下车门全开，车上的人带着参加了某个密谋的诡笑冲下车来；等车的人们呐喊着愤怒地冲上前去。印家厚是跑月票老手了，他早看破了公共汽车的把戏，他一直跟着车子小跑。车上有张男人的胖脸在嘲弄印家厚。胖脸嘬起嘴，做着唤牲口的表情。印家厚牢牢地盯着这张脸，所有的气恼和委屈一起膨胀在他胸里头。他看准了胖脸要在中门下，他候在中门，好极了！胖脸怕挤，最后一个下车，慢吞吞好像是他自己的车。印家厚从侧面抓住车门把手，一步蹬上车，用厚重的背把那胖脸抵在车门上一挤然后又一揉，胖脸啊呀呀叫唤起来，上车的人不耐烦地将他扒开，扒得他在马路上团团转。印家厚缓缓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车下的一切甩开了，抬头便要迎接车上的一切。印家厚抱着孩子，虽没有人让坐但有人让出了站的位置，这就够令人满意了。印家厚一手抓扶手，一手抱儿子，面对车窗，目光散淡。车窗外一刻比一刻灿烂，朝霞的颜色抹亮了一爿爿商店。朝朝夕夕，老是这些商店，印家厚说不出为什么，一种厌烦，一种焦灼却总是不近不远地伴随着他。此刻他只希望车别出毛病，快快到达江边。
　　儿子的愿望比父亲多得多。
　　“爸爸，让我下来。”
　　“下来闷人。”
　　“不闷。我拿着月票，等阿姨来查票，我就给她看。”
　　旁边有人称赞说这孩子好聪明，儿子更是得意非凡，印家厚只得放他下来。车拐弯时，几个姑娘一下子全倒过来。印家厚护着儿子，不得不弯腰拱肩，用力往后撑，一个姑娘尖叫起来：呀——流氓！印家厚大惑不解，扭头问：“我怎么你了？”不知哪里插话说：“摸了。“
　　一车人都开了心。都笑。姑娘破口大骂，针对印家厚，唾沫喷到了他的后颈脖上。一看姑娘俏丽的粉脸。印家厚握紧的拳头又松开了。父亲想干没干的事，儿子倒干了。儿子从印家厚两腿之间伸过手去朝姑娘一阵拳击，嘴里还念念有词：“你骂！你骂！”
　　“雷雷！”印家厚赶快抱起儿子，但儿子还是挨了一脚。这一脚正踢在儿子的伤口上。只听雷雷半哀半怒叫了一声，头发竖起，耳朵一动一动，扑在印家厚的肩上，啪地给了那姑娘一记清脆的耳光。众目睽睽之下，姑娘怔了一会儿，突然嘤嘤地哭了。
　　父子俩获得全胜下车，儿子非常高兴，挺胸收腹，小屁股鼓鼓的，一蹦三跳。印家厚耷头耷脑，他不知为什么不能和儿子同样高兴。
　　上了轮渡就像进了自家的厂，全是厂里的同事。
　　“嘿，又轮到你带崽子了。”
　　“嗯。”
　　自然是有人让出了座位。儿子坐不住，四处都有人叫他逗他。厂里一个漂亮的女工，刚刚结婚，对孩子有着特别的兴趣，雷雷对她也特别有好感，见了她就偎过去了。女工说：“印师傅，把印雷交给我，我来喂他喝牛奶。”
　　印家厚把挎包递过去，拍拍巴掌，做了几下扩胸运动，轻松了。整个早晨的第一次轻松。
　　有人说：“你这崽子好眼力。”
　　“嗯。”印家厚说。
　　“来，凑一圈？”
　　“不来。我是看牌的。”印家厚说。
　　一支烟飞过来，印家厚伸手捞住，用唇一叼，点上了火。汽笛短促地“呜呜”两声，轮船离开趸船漾开去。
　　打牌的圈子很快便组合好了。大家各自拿出报纸杂志或者脱下一只鞋垫在屁股底下。甲板上顿时布满一个接一个的圈子。印家厚蹲在三个圈子交界处看三面的牌，半支烟的工夫，还没看出兴趣来，他走开了。有段时间印家厚对扑克瘾头十足，那是在二十五岁之前。他玩牌玩得可精，精到只赢不输，他自以为自己总也有一个方面战无不胜。不料，一天早晨，也就是在轮渡的甲板上，几个不起眼的人让他输了。他突然觉得扑克索然寡味。赢了怎样？从此便不再玩牌。偶而看看，只看出当事者完全是迷糊的，费尽心机，还是不免被运气捉弄。看那些人被捉弄得鬼迷心窍，嚷得脸红脖子粗，印家厚不由得直发虚。他想他自己从前一定也是这么一副蠢相。他妈的，世界上这事！——他暗暗叹息一阵。
　　雷雷的饼干牛奶顺利地进了肚子，乖乖地坐在一只巴掌大的小小折叠椅上听那位漂亮女工讲故事。他看见他父亲走过来就跟没看见一样。印家厚冷冷地望了儿子好一会，莫名的感伤如同喷出的轻烟一样弥漫开去。
　　印家厚朝周围撒了一圈烟作为对自己刚上船就接到了烟的回报。只要他抽了人家的烟他就要往外撒烟，不然像欠了债一样，不然就不是男子汉的作为。撒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神情满不在乎，动作大方潇洒，他心里一样受用——这常常只是在轮渡上的感受。下了船，在厂里，在家里，在公共汽车上，情况就比香烟的来往复杂得多，也古怪得多，他经常闹不清自己是否接受了或者是否付出了。这些时候，他就让自己干脆别想着什么接受付出，认为老那么想太小家子气，吞吐量太窄，是小鸡肚肠。
　　春季的长江依然是一江大水，江面宽阔，波涛澎湃。轮渡走的是下水，确实有乘风破浪的味道。太阳从前方冉冉升起，一群洁白的江鸥追逐着船尾犁出的浪花，姿态灵巧可人。这是多少人向往的长江之晨呵，船上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印家厚伏在船舷上吸烟，心中和江水一样茫茫苍苍。自从他决绝了扑克，自从他做了丈夫和父亲，他就爱伏在船舷上，朝长江抽烟；他就逐渐逐渐感到了心中的苍茫。
　　小白挤过来，问印家厚要了一支烟。小白是厂长办公室的秘书，是个愤世嫉俗的青年，面颊苍黄，有志于文学创作。
　　“他妈的！”小白说，“你他妈裤子开了一条缝。这，好地方，大腿里，还偏要迎着太阳站。”
　　印家厚低头一看，果然里头的短裤都露出了白边。早晨穿的时候是没缝的，有缝他老婆不会放过。是上车时挤开的。
　　“挤的。没办法。”印家厚说：“不要紧，这地方男人看了无所谓，女人又不敢看。”
　　“过瘾。你他妈这语言特生动。”小白说。
　　靠在一边看报的贾工程师颇有意味地笑了。他将报纸折得整整齐齐装进提包里，凑到这边来。
　　“小印，你的话有意思，含有一定的科学性。”
　　“贾工，抽一支。”
　　“我戒了。”
　　小白讥讽：“又戒了？”
　　“这次真戒。”贾工掏出报纸，展得平平的，让大家看中缝的一则最新消息：香烟不仅含尼古丁、烟焦油等致癌物质，还含放射线。如果一个人一天吸一包烟，就相当于在一年之内接受二百五十次胸透。
　　贾工一边认真折叠报纸一边严峻地说：“人要有一股劲，一种精神，你看人家女排，四连冠！”
　　印家厚突然升起一股说不清的自卑感，他猛吸一口烟，让脸笼罩在蓝雾里边。
　　小白说：“四连冠算什么？体力活，出憨劲就成。曹雪芹，住破草棚，稀饭就腌菜，十年写成《红楼梦》，流传百世。”
　　有人插进来说话了：“去蛋！什么体力脑力，人哪，靠天生的聪明，玩都得玩得出名堂来。柳大华，玩象棋，国际大师称号。有什么比国际大师更中听？”
　　争论范围迅速扩大。
　　“中听有屁用！人家周继红，小丫头片子，就凭一个斤斗往水里一栽，一块金牌，三室一厅房子，几千块钱奖金。”
　　印家厚叭叭吸烟，心中愈发苍茫了。他忿忿不平的心里真像有一江波涛在里面鼓动。同样都是人。都是人！
　　小白不服气，面红耳赤地争辩道：“铜臭！文学才过瘾呢。诗人。诗。物质享受哪能比上精神享受。有些诗叫你想哭想笑，这才有意思。有个年轻诗人写了一首诗，只一个字，绝了！听着，题目是《生活》，诗是：网。绝不绝？你们谁不是在网中生活？”
　　顿时静了。大家互相淡淡地没有笑容地看了看。
　　印家厚手心一热，无故兴奋起来：“我倒可以和一首。题目嘛自然是一样，内容也是一个字——”。
　　大家全盯着他。他稳稳地说：“——梦。”
　　好！好！都为印家厚的“梦”叫好。以小白为首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团团围住他，要求与他切磋切磋现代诗。
　　轮渡兀然一声粗哑的“呜——”淹没了其它一切声音。船在江面上划出一优美的弧线向趸船靠拢。印家厚哈哈笑了，甩出一个脆极的响指。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别人高一等，他印家厚也不比任何人低一级。谁能料知往后的日子有怎样的机遇呢？
　　儿子向他冲过来，端来冲锋枪，发出呼呼声，腿上缠着绷带，模样非常勇猛。谁又敢断言这小子将来不是个将军？
　　生活中原本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一个多么晴朗的五月的早晨！
　　随着人潮涌上岸去。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只要赶上了这班船就成，就可以停下来吃顿早饭。
　　餐馆方便极了，就是马路边搭的一个棚子。棚子两边立着两只半人高的油桶改装的炉子，蓝色的火苗蹿出老高。一口油锅里炸着油条，油条放木排一般滚滚而来，香烟弥漫着，油焦味直冲喉咙；另一口大锅里装了大半锅沸沸的黄水，水面浮动一层更黄的泡沫，一柄长把竹蔑笊篱塞了一窝油面，伸进沸水里摆了摆，提起来稍稍沥了水，然后扣进一只碗里，淋上酱油、麻油、芝麻酱、味精、胡椒粉，撒一撮葱花——热干面。武汉特产：热干面。这是印家厚从小吃到大的早点。两角钱能吃饱。现在有哪个大城市花两角钱能吃饱早餐？他连想都没想过换个花样。
　　卖票的桌子设在棚子旁边的大柳树下，售票员是个淡淡化了妆但油迹斑斑的姑娘。树干上挂了一块小黑板，白粉笔浪漫地写着：哗！凉面上市！哗！
　　热干面省去伸进锅里烫烫那道程序就叫凉面。
　　印家厚买了凉面和油条。凉面比热干面吃起来快得多。
　　父子俩动作迅速而果断，显出训练有素的姿态。这里父亲挤进去买票，那里儿子便跑去排热干面的队了。雷雷见拿油条的人不少，就把冲锋枪放在自己站的位置上，转身去排油条队。
　　拿油条连半秒钟都没有等。印家厚嘉奖地摸了把儿子的头。儿子异常得意。可印家厚买了凉面而不是热干面，儿子立刻霜打了一般，他怏怏地过去拾起了自己的枪——取热干面的队伍根本没理会这支枪，早跨越它向前进了；他发现了这一点，横端起冲锋枪，冲人们“哒哒哒”就是一梭子。
　　“雷雷！”印家厚吃惊地喝住儿子。
　　不到三分钟，早点吃完了。人们都是在路边吃，吃完了就地放下碗筷，印家厚也一样，放下碗筷，拍了拍儿子，走路。儿子捏了根油条，边走边吃，香喷喷的。印家厚想：这小子好残酷，提枪就扫射，怎么得了！像谁？他可没这么狠的心；老婆似乎也只是嘴巴狠。怎么得了！他提醒自己儿子要抓紧教育！不能再马虎了！立时他的背就弯了一些，仿佛肩上加压了。
　　＊＊＊
　　上了厂里接船的公共汽车。印家厚试图和儿子聊聊。
　　“雷雷，晚上回家不要惹妈妈烦，不要说我们吃了凉面的。”
　　“不是‘我们’，是你自己。”
　　“好。我自己。好孩子要学会对别人体贴。”
　　“爸，妈妈为什么烦？”
　　“因为妈妈不让我们用餐馆的碗筷，那上面有细菌。”
　　“吃了会肚子疼的细菌吗？”
　　“对。”
　　“那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
　　他低估了四岁的孩子。哄孩子的说法的确过时了。
　　“喏，是这样。本来是不应该吃的。但是在家里吃早点，爸爸得天不亮就起床开炉子，为吃一碗面条弄得睡眠不足又浪费煤。到厂里去吃罢，等爸爸到厂时，食堂已经卖完了。带上碗筷吧，更不好挤车。没办法，就只能在餐馆吃了。好在爸爸从小就吃凉面，习惯了，对上面的细菌有抵抗力了。你年纪小抵抗力差就不适合吃餐馆了。”
　　“哦，知道了。”
　　儿子对他认真的回答十分满意。对，就这么循循善诱。印家厚刚想进一步涉及对人开枪的事，儿子又说话了：“我今天晚上一回家就对妈妈说：爸爸今天没有吃凉面。对吧？”
　　印家厚啼笑皆非，摇摇头。也许他连自己都没教育好呢。如果告诉儿子凡事都不能撒谎，那么将来儿子怎么对付许许多多不该讲真话的事？
　　送儿子去了厂幼儿园得跑步到车间。
　　去幼儿园磨蹭的时间太多了。阿姨们对雷雷这种“临时户口”牢骚满腹。她们说今天的床铺，午餐，水果糕点，喝水用具，洗脸毛巾全都安排好了，又得重新分配，重新安排，可是食品已经买好了，就那么多，一下子又来了这么些“临时户口”，僧多粥少，怎么弄？真烦人！
　　印家厚一个劲陪笑脸，作解释，生怕阿姨们怠慢了他的儿子。
　　上班铃声响起的时候，印家厚正好跨进车间大门。
　　记考勤的老头坐在车间门口，手指头按在花名册上印家厚的名字下，由远及近盯着印家厚，嘴里嘀咕着什么。
　　这老头因工伤失去了正常健全的思维能力，但比正常人更铁面无私，并且厂里认为他对时间的准确把握有特异功能。
　　印家厚与老头对视着。他皮笑肉不笑地对老头做了个讨好的表情。老头声色不动，印家厚只好匆匆过去。老头从印家厚背影上收回目光，低下头，精心标了一个1．5。车间太大了，印家厚从车间大门口走到班组的确需要一分半钟，因此他今天迟到了。
　　印家厚在卷取车间当操作工。
　　他不是一般厂子的一般操作工，而是经过了一年理论学习又一年日本专家严格培训的现代化钢板厂的现代化操作工。他操作的是日本进口的机械手。
　　一块盖楼房用的预制板大小的钢锭到他们厂来，十分钟便被轧成纸片薄的钢片，并且卷得紧紧的，拦腰捆好，摞成一码一码。印家厚就干卷钢片包括打捆这活。
　　他的操作台在玻璃房间里面，漆成奶黄色；斜面的工作台上，布满各式开关，指示灯和按钮，这些机关下面的注明文字清一色是日文。一架彩色电视正向他反映着轧钢全过程中每道程序的工作状况。车间和大教堂一般高深幽远，一般洁净肃穆，整条轧制线上看不见一个忙碌的工人，钢板乃至钢片的质量由放射线监测并自动调节。全自动，不要你去流血流汗，这工作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七十年代建厂时它便具有了七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八十年代在中国，目前仍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参观的人从外宾到少数民族兄弟，从小学生到中央首长，潮水般一层层涌来。如果不是工作中搀杂了其它种种烦恼，印家厚对自己的工作会保持绝对的自豪感，热爱并十分满足。
　　印家厚有个中学同学，在离这儿不远的炼钢厂工作，他就从来不敢穿白衬衣；穿什么也逃不掉一天下来之后那领口袖口的黄红色污迹，并且用任何去污剂都洗不掉。这位老弟写了一份遗嘱，说：在我的葬礼上，请给我穿上雪白的衬衣。他把遗嘱寄给了冶金部部长。因此他受到行政处分。而印家厚所有的衬衣几乎都是白色的，配哪件外衣都帅。轮到情绪极度颓丧的时候，印家厚就强迫自己想想同学的事，忆苦思甜以解救自己。
　　眼下正是这样。
　　印厚家瞅着自己白衬衣的袖口，暗暗摆着自己这份工作的优越性，尽量对大家的发言充耳不闻。
　　＊＊＊
　　本来工作得好好的。站立在操作台前，看着火龙般飞舞而来的钢片在自己这儿变成乖乖的布匹，一任卷取……可是，厂长办公室决定各车间开会。开会评奖金。
　　四月份的奖金到五月底还没有评出来，厂领导认为严重影响了全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车间主任一开始就表情不自然，讲话讲到离奖金十万八千里的计划生育上去了。
　　有人暗里捅捅前一个的腰，前面的人便噤声敛气注目车间主任。捅腰的暗号传递给了印家厚，印家厚立刻意识到气氛的异样。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印家厚惴惴地想。
　　终于，车间主任一个回马枪，提起奖金问题，并亮出了实质性的内容：厂办明确规定，严禁在评奖中搞“轮流坐庄”，否则，除了扣奖之外还要处罚。这次决不含糊！
　　印家厚在一瞬间有些茫然失措，心中哽了团酸溜溜的什么。可是很快地便恢复了常态。
　　“轮流坐庄”这词是得避讳的。平日车间班组从来没人提及。自从奖金的分发按规定打破平均主义以来，在几年时间里，大家自然而然地默契地采用“轮流坐庄”的方法。一、二、三等奖逐月轮流，循环往复。同事之间和谐相处，绝无红脸之事；车间领导睁只眼闭只眼，顺其自然。车间便又被评为精神文明模范单位。
　　好端端今天突然怎么啦？
　　众人的眼光在印家厚身上游来游去，车间主任老注意印家厚。这个月该是印家厚轮到得一等奖了。
　　一等奖三十元。印家厚早就和老婆算计好这笔钱的用途：给儿子买一件电动玩具，剩下的去“邦可”吃一顿西餐。也挥霍一次享受一次吧，他对老婆说。老婆展开了笑颜：早就想尝尝西餐是什么滋味，每月总是没有结余，不敢想。
　　老婆前几天还在问：“奖金发了吗？”
　　他答道：“快了。”
　　“是一等奖？”
　　“那还用说！名正言顺的。”
　　印家厚不愿意想起老婆那难得和颜悦色的脸，她说得有道理，哪儿有让人舒心的事？他看了好一会儿洁白的袖口，又叭嗒叭嗒挨个活动指关节。
　　二班的班长挪到印家厚身边。他俩的处境一样。二班长说：“喂喂，小印，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得了！”印家厚低低吼了一句。
　　二班长说：“肯定有人给厂长写信反映情况。现在有许多婊子养的可喜欢写信了。咱俩是他妈什么狗屁班长，干得再多也不中。太欺负人了！就是吃亏也得吃在明处。”
　　印家厚说：“像个婆娘！”
　　二班长说：“看他们评个什么结果，若是太过分，我他妈干脆给公司纪委寄份材料，把这一肚子烂渣全捅出去。”
　　印家厚干脆不吱声了。
　　如果说评奖结果未出来之前印家厚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的话，有了结果之后他不得不彻底死心了。他总以为即便不按轮流坐庄，四月份的一等奖也应该评他。四月份大检修，他日夜在厂里，干得好苦！没有人比他干得更苦的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为了避嫌，来了个极端，把他推到了最低层：三等奖。五元钱。
　　居然还公布了考勤表。车间主任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念迟到旷工病事假的符号，却一概省略了迟到的时间。有人指出这一点，车间主任手一摆，说：“时间长短无关紧要。那个人不太正常嘛。”印家厚又吃了暗亏。如果念出某人迟到一分半钟，大家会哄堂一笑，一笑了之；可光念迟到，许多评他三等奖的人心里宽松了不少。
　　当车间主任指名道姓问印家厚要不要发表什么意见时，他张口结舌，拿不定该不该说点什么。
　　说点什么？
　　早晨在轮渡上，他冲口作出《生活》一字诗，思维敏捷，灵气逼人。他对小白一伙侃侃而谈，谈古代作家的质朴和浪漫，当代作家的做作和卖弄，谈得小白痛苦不堪可又无法反驳。现在仅仅只过去了四个钟头，印家厚的自信就完全被自卑代替了。
　　他站起来说了一句什么话，含糊不清，他自己都没听清就又含糊着坐下了。
　　似乎有人在窃窃地笑。
　　印家厚的脖子根升起了红晕，猪血一般的颜色。其实他并不计较多少钱，但人们以为他——一个大男人被五块钱打垮了。五块钱。笑掉人的牙齿。印家厚让悲愤堵塞了胸口。他思谋着腾地站起来哈哈大笑或说出一句幽默的话，想是这么想，却怎么也做不出这个动作来，猪血的颜色迅速地上升。
　　他的徒弟解了他的围。
　　雅丽蓦地立起身，故意撞掉了桌子上的一只水杯，一字一板地说：“讨厌！”
　　雅丽见同事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噗地吹了吹额前的头发，孩子气十足地说： “几个钱的奖金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别说三十，三百块又怎么样？你们只要睁大眼睛看谁干的多，谁干的少，心里有个数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了。”
　　车间主任说：“雅丽！”
　　雅丽说：“我说错了？别把人老浸在铜臭里。”
　　不知好笑在哪儿，大家哄哄一笑。雅丽也稚气地笑了，说：“主任大人，吃饭时间都过了。”
　　“散会吧。”车间主任也笑了笑。
　　＊＊＊
　　雅丽和印家厚并肩走着，她伸手掸掉了他背上的脏东西。
　　印家厚说：“吃饭了。”
　　雅丽说：“咱们吃饭去。”
　　五月的蓝天里飘着许多白云。路边的夹竹桃开得娇艳。师徒俩一人拿了一个饭盒，迎着春风轻快地往前走。印家厚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侧面晃动着一张喷香而且年轻的脸，他不自觉地希望到食堂的这段路更远些更长些。
　　雅丽说：“印师傅，有一次，我们班里——哦，那是在技校的时候。班里评三好生，我几乎是全票通过，可班委会研究时刷下了我。三好生每人奖一个铝饭锅，他们都用那锅吃饭，上食堂把锅敲得叮咚响，我气得不行，你猜我怎么啦？”
　　“哭了。”
　　“哭？哈，才不呢！我也买只一模一样的，比他们谁都敲得响。”
　　她试图宽慰他，印家厚咧唇一笑。虽然这例子举得不着边际，于事无补，但毕竟有一个人在用心良苦地宽慰他。
　　“对。三好生算什么。你挺有志气的。”
　　雅丽咯咯地笑，笑得很美，脸蛋和太阳一样。她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印家厚心里格登了一下，面上纹丝不动。雅丽小跑了两步，跳起来扯了一朵粉红的夹竹桃，对花吹了一口气，尽力往空中甩去。姑娘天真活泼犹如一只小鹿，可那扭动的臀部，高耸的胸脯却又流露出女人的无限风情。
　　“我不想出师，印师傅，我想永远跟随你。”
　　“哦，哪有徒弟不出师的道理。”
　　“有的。只要我愿意。”雅丽的声音忽然老了许多，脚步也沉重了。印家厚心里不再格登，一块石头踏踏实实地落下——他多日的预感，猜测，变成了现实。
　　雅丽用女人常用的痛苦而沙哑的声音低低地说：“我没其他办法，我想好了，我什么也不要求，永远不，你愿意吗？”
　　印家厚说：“不。雅丽，你这么年轻……”
　　“别说我！”
　　“你还不懂——”
　　“别说我！说你，说，你不喜欢我？”
　　“不！，我，不是不喜欢你。”
　　“那为什么？”
　　“雅丽，你不懂吗？你去过我家的呀。”
　　“那有什么关系。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我什么也不要求。你不能那样过日子，那太没意思太苦太埋没人了。”
　　印家厚的头嗡嗡直响，声音越变越大，平庸枯燥的家庭生活场面旋转着，把那平日忘却的烦恼琐事一一飘浮在眼前。有个情妇不是挺好的——这是男人们私下的话。他定睛注视雅丽，雅丽迎上了清澈的眼光。印家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浑浊和肮脏。他说： “雅丽，你说了些什么哟，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清楚，我一心想着他妈的评奖的事。”
　　雅丽停住了。仰起脑袋平视着印家厚。亮亮的泪水从深深的眼窝中奔流出来。
　　后面来人了。一群工人，敲着碗，大步流星。
　　印家厚说：“快走。来人了。”
　　雅丽不动，泪水流个不止。
　　印家厚说：“那我先走了。”
　　等人群过去，印家厚回头看时，雅丽仍然那么站着，远远地，一个人，在路边太阳下。印厚家知道自己若是返回她身边，这一缕情丝则必然又剪不断，理还乱；若独自走掉，雅丽的自尊心则会大大受伤害。他遥遥望着雅丽，进退不得。他承认自己的老婆不可与雅丽同日而语，雅丽是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他也承认自己乐于在厂里加班加点与雅丽的存在不无关系。然而，他不能同意雅丽的说法。不能的理由太多太充足了。
　　印家厚转身跑向食堂。
　　他明明知道，事情并没有结束。
　　＊＊＊
　　食堂有十个窗口。十个窗口全是同样长的队伍。印家厚随便站了一个队。
　　二班长买了饭，双手高举饭碗挤出人群，在印家厚面前停了停。印家厚以为他又要谈评奖的事。他也得了三等奖，不但没有吵闹争论，反而在车间主任的指名下发言说他是班长，应该多干，三等奖比起所干的活来说都是过奖的了。他若真是个乖巧人，就不该提评奖，印家厚已经准备了一句“屁里屁气”赠送给他。
　　“哦！行不得也哥哥。”二班长把雅丽的嗓音蓦仿得微妙微肖。
　　“屁里屁气！”印家厚说，对这件事这句话一样管用。
　　今天上午没一桩事幸运。榨菜瘦肉丝没有了，剩下的全是大肥肉烧什么、盖什么，一个菜六角钱，又贵又难吃，印家厚决不会买这么贵的菜，他买了一份炒小白菜加辣萝卜条，一共一角五分钱。
　　食堂里人头济济，热气腾腾，没买上可意菜的人边吃边骂骂咧咧，此外便是一片咀嚼声。印家厚蹲在地上，捧着饭盒，和人们一样狼吞虎咽。他不想让一个三等奖弄得饭都不香了。吃了一半，小白菜里出现了半条肥胖的，软而碧绿的青虫。他噎住了，看着青虫，恶心的清涎一阵阵往上涌。没有半桩好事——他妈的今天上午！他再也不能忍耐了。
　　印家厚把青虫摊在饭碗里，端着，一直寻到食堂里面的小餐室里。
　　食堂管理员正在小餐室里招待客人，一半中国人一半日本人。印家厚把管理员请了出来，让他尝尝他手下的厨师们炒的白菜。管理员不动声色地望望菜里的虫又不动声色地望了望印家厚，招呼过来一个炊事员，说：“给他换碗饭菜得了。”他那神态好像打发一个要饭化子，吩咐后便又一溜烟进了小餐室。年轻的炊事员根本没听懂管理员那句浙江方言是什么意思，朝印家厚翻了翻白眼，耸了耸肩，说：“哈罗？”
　　印家厚本来是看在有日本人在场的份上才客客气气，“请出”管理员的。家丑不可外扬嘛。这下他要给他们个厉害瞧瞧了。印家厚重返小餐室，捏住管理员的胳膊，把他拽到墙角落，将饭菜底朝天扣进了他白围裙胸前的大口袋里。
　　＊＊＊
　　雷雷被关“禁闭”了。
　　幼儿园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床上睡午觉，雷雷一个人被锁在“空中飞车”玩具的铁笼里。他无济于事地摇撼着铁丝网，一看见印家厚，叫了声“爸！”就哭了。
　　一个姑娘闻声从里面房间奔了出来，奶声奶气地讥讽：“噢，原来你还会哭？”
　　印家厚说：“他当然会哭。”
　　姑娘这才发现印家厚，脸上一阵尴尬。这是个十分年轻的姑娘，穿着一件时髦的薄呢连衣裙。她的神态和秀丽的眉眼使印家厚暗暗大吃一惊。这姑娘酷像一个人。印家厚顷刻之间便发现或者认可了他多年来内心深藏的忧郁，那是一种类似遗憾的痛苦、不可言传的下意识的忧郁。正是这股潜在的忧郁使他变得沉默，变得一切都不在乎，包括对自己的老婆。
　　姑娘说：“对不起。你的儿子不好好睡午觉，用冲锋枪在被子里扫射小朋友，我管不过来，所以……”
　　就连声音语气都像。印家厚只觉得心在喉咙口上往外跳，血液流得很快。他对姑娘异常温厚地笑笑，尽量不去看她，转过身面对儿子，决定恩威并举，做一次像电影银幕上的很出色很漂亮的父亲。他阴沉沉地问：“雷雷，你扫射小朋友了吗？“
　　“是……”
　　“你知道我要怎么教训你吗？”
　　儿子从未见过父亲这般的威严，怯怯地摇头。
　　“承认错误吗？”
　　“承认。”
　　“好。向阿姨承认错误，道歉。”
　　“阿姨，我扫射小朋友，错了，对不起。”
　　姑娘连忙说：“行了行了，小孩子嘛。”她从笼子里抱出雷雷。
　　泪珠子停在儿子脸蛋中央，膝盖上的绷带拖在腿后跟上。印家厚换上充满父爱的表情，抚摸儿子的头发，给儿子擦泪包扎。
　　“雷雷，跑月票很累人，对吗？”
　　“对。”
　　“爸爸还得带上你跑就更累了。”
　　“嗯。”
　　“你如果听阿姨的话，好好睡午觉，爸爸就可以休息一下。不然，爸爸就会累病的。”
　　“爸爸。”
　　“好了。乖乖去睡，自己脱衣服。”
　　“爸，早点来接我。”
　　“好的。”
　　雷雷径直走进里间，脱衣服，爬上床钻进了被窝。
　　姑娘说：“你真是个好父亲！”
　　印家厚不禁产生几分惭愧，他其实是在表演，若是平时，一巴掌早烙在儿子屁股上了。他是在为她表演的吗？他不愿意承认这点。
　　玩具间里，印家厚和姑娘呆呆站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没理由再站下去了，说： “孩子调皮，添麻烦了。”
　　“哪里。这是我的工作。我——”
　　印家厚敏感地说：“你什么？说吧。”
　　姑娘难为情地笑了一笑，说：“算了算了。”
　　凭空产生的一道幻想，闪电般击中了印家厚，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你叫什么名字？”
　　“肖晓芬。”
　　印家厚一下子冷静了许多。这个名字和他刻骨铭心的那个名字完全不相干。但毕竟太相像了，他愿意与她多在一起呆一会。“你刚才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
　　姑娘诧异地注视了他一刻，偏过头，伸出粉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说：“我是待业青年，喜欢幼儿园的工作。我来这里才两个月，那些老阿姨们就开始在行政科说我的坏活，想要厂里解雇我。我想求你别把刚才的事说出去，她们正挑我的毛病呢。”
　　“我当然不会说。是我儿子太调皮了。”
　　“谢谢！”
　　姑娘低下头，使劲眨着眼皮，睫毛上挂满了细碎的泪珠。印家厚的心生生地疼，为什么每一个动作都像绝了呢？
　　“晓芬，新上任的行政科长是我的老同学，我去对他说一声就行了。要解雇就解雇那些脏老婆子吧。”
　　姑娘一下子仰起头，惊喜万分，走近了一步，说：“是吗？”
　　鲜润饱满的唇，花瓣一般开在印家厚的目光下，印家厚不由自主地靠近了一步，头脑里嗡嗡乱响，一种渴念，像气球一般吹得胀胀的。他似乎看见，那唇迎着他缓缓上举…… 突然他好像猛地被人拍了一下，清醒了。没等姑娘睁开眼睛，印家厚掉头出了幼儿园。
　　马路上空空荡荡，厂房里静静悄悄。印家厚一口气奔出了好远好远。在一个无人的破仓库里，他大口大口喘气，一连几声唤着一个名字。他渐渐安静下来，用指头抹去了眼角的泪，自嘲地舒出一口气，恢复了平常的状态。
　　现在他该去副食品商店办事了。
　　＊＊＊
　　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印家厚和他老婆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他们俩的父亲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下个月十号是老头子们——他老婆这么称呼——的生日。五十九周岁，预做六十大寿。这是按的老规矩。
　　印家厚不记得有谁给自己做过生日，他自己也从没有为自己的生日举过杯。做生日是近些年才蔓延到寻常人家的。老头子们赶上了好年月。五年前他满二十九岁，该做三十岁的生日。老婆三天两头念叨：“三十岁也是大寿哩，得做做的。”正儿八经到了生日那天，老婆把这事给忘了。她妹妹那天要相对象，她应邀陪她妹妹去了。晚上回来，她兴奋地告诉印家厚：“人家一直以为是我，什么都冲着我来，可笑不？”他倒觉得这是件可喜的事，居然有人把他老婆误认为未嫁姑娘。关于生日，没必要责怪老婆，她连自己的也忘了。
　　老婆和他商量给老头子买什么生日礼物。轻了可不行，六十岁是大生日；重了又买不起。重礼不买，这就已经排除了穿的和玩的，那么买喝的吧，酒。
　　他们开始物色酒。真正的中国十大名酒市面上是极少见到的，他们托人找了些门路也没结果，只好降格求其次了。光是价钱昂贵包装不中看的，老婆说不买，买了是吃哑巴亏的，老头子们会误以为是什么破烂酒呢；装潢华丽价钱一般的，他们也不愿意买，这又有点哄老头子们了，良心上过不去；价钱和装潢都还相当，但出产地是个未见经传的乡下酒厂，又怕是假酒。夫妻俩物色了半个多月，酒还没有买到手。
　　厂里这家副食商店曾一度名气不小。武汉三镇的人都跑到这里来买烟酒。因为当时是建厂时期，有大批的日本专家在这里干活，商店是为他们开设的，自然不缺好烟酒。日本专家回国后，这里也日趋冷清。虽是冷清了，但偶尔还可以从库里翻出些好东西来。
　　印家厚近来天天中午逛逛这个店子。
　　“嗨。”印家厚冲着他熟悉的售货员打了个招呼。递烟。
　　“嗨。”
　　“有没有？”
　　“我把库里翻了个底朝天，没希望了。”
　　“能搞到黑市不？”
　　“你想要什么？”
　　“自然是好的。”
　　“‘茅台’怎么样？”
　　“好哇！”
　　“要多少？先交钱后给货，四块八角钱一两。”
　　印家厚不出声了。干瞅着售货员默默盘算：一斤就是四十八块钱。得买两斤。九十六块整。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奖金全没有了。牛奶和水果又涨价了，儿子却是没有一日能缺这两样东西的；还有鸡蛋和瘦肉。万一又来了其它的应酬，比如朋友同事的婚丧嫁娶，那又是脸面上的事，赖不过去的。
　　印家厚把眼皮一眨说：“伙计，你这酒吓人。”
　　“吓谁啦？一直这个价，还在看涨。这买卖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的事。你这儿子女婿，没孝心的。”
　　“孝心倒有。只是心有余力不足。”印家厚打了几个干哈哈退出了商店。
　　要是两位老人知道他这般盘算，保证喝了“茅台”也不香。印家厚想，将来自己做六十岁生日必定视儿子的经济水平让他意思意思就行了。
　　＊＊＊
　　雅丽在斜穿公路的轨道上等着他。
　　印家厚装出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摸了摸上上下下的口袋，扭头往副食商店走。
　　雅丽说：“你的信。”
　　印家厚只好停止装模作样。平时他的信很少，只有发生了什么事，亲戚们才会写信来。
　　信是本市火车站寄来的，印家厚想不起有哪位亲戚在火车站工作。他拆开信，落款是：你的知青伙伴江南下。印家厚松了一口气。
　　“没事吧？”雅丽说。
　　“没。”印家厚想起了肖晓芬。想起了那份心底的优伤。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是永远属于那失去了的姑娘的，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除她之外，所有女人他都能镇静地理智对待。他说：“雅丽，我说了我的真实想法后你会理解的。你聪明，有教养，年轻活泼又漂亮，我是十分愿意和你一道工作的。甚至加班——”
　　“我不要你告诉我这些！”雅丽打断了他，倔强地说，“这是你的想法，也许是。可不是我的！”
　　雅丽走了。昂着头，神情悲凉。
　　印家厚不敢随后进车间，他怕遭人猜测。
　　江南下，这是一个矮小的，目光闪闪的腼腆寡言的男孩。他被招工到哪儿了？不记得了。江南下的信写道：
　　“我路过武汉，逗留了一天，偶尔听人说起你，很激动。想去看看，又来不及了。
　　“家厚，你还记得那块土地吗？我们第一夜睡在禾场上的队屋里，屋里堆满了地里摘回的棉花，花上爬着许多肉乎乎的粉红的棉铃虫。贫下中农给我们一只夜壶，要我们夜里用这个，千万别往棉花上尿。我们都争着试用，你说夜壶口割破了你的皮，大家都发疯地笑，吵着闹着摔破了那玩艺。
　　“你还记得下雨天吗？那个狂风暴雨的中午，我们在屋里吹拉弹唱。六队的女知青来了，我们把菜全拿出来款待她们，结果后来许多天我们没菜吃，吃盐水泡饭。
　　“聂玲多漂亮，那眉眼美绝了，你和她好，我们都气得要命。可后来你们为什么分手了？这个我至今也不明白。
　　“那个小黄猫总跟着我们在自留地里，每天收工时就在巷子口接我们，它怀了孕，我们想看它生小猫，它就跑了。唉，真是！
　　“我老婆没当过知青，她说她运气好，可我认为她运气不好。女知青有种特别的味儿，那味儿可以使一个女人更美好一些。你老婆是知青吗？我想我们都会喜欢那味儿，那是我们时代的秘密。
　　“家厚，我们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我已经开始谢顶，有一个七岁的女孩，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是，生活中烦恼重重，老婆也就那么回事，我觉得我给毁了。
　　“现在我已是正科级干部，入了党，有了大学文凭，按说我该知足，该高兴，可我怎么也不能像在农村时那样开怀地笑。我老婆挑出了我几百个毛病，正在和我办离婚。
　　“你一切都好吧？你当年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你一定比我过得好。
　　“另外，去年我在北京遇上聂玲了。她仍然不肯说出你们分手的原因。她的孩子也有几岁了，却还显得十分年轻……”
　　印家厚把信读了两遍，一遍匆匆浏览，一遍仔细阅读，读后将信纸捏入了掌心。他靠着一棵树坐下，面朝太阳，合上眼睛；透过眼皮，他看见了五彩斑斓的光和树叶。后面是庞然大物的灰色厂房，前面是柏油马路，远处是田野，这里是一片树林，印家厚歪在草丛中，让万千思绪飘来飘去。聂玲聂玲，这个他从不敢随便提及的名字，江南下毫不在乎地叫来叫去。于是一切都从最底层浮了起来……五月的风里饱含着酸甜苦辣，从印家厚耳边呼呼吹过，他脸上肌肉细微地抽动，有时像哭有时像笑。
　　空中一絮白云停住了，日影正好投在印家厚额前。他感觉了阴暗，又以为是人站在了面前，便忙睁开眼睛。在明丽的蓝天白云绿叶之间，他把他最深的遗憾和痛苦又埋入了心底。接着，记忆就变得明朗有节奏起来。
　　他进了钢铁公司，去北京学习，和日本人一块干活，为了不被筛选掉拼命啃日语。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父母生病住院，天天去医院护理。兄妹吵架扯皮，开家庭会议搞平衡。物价上涨，工资调级，黑白电视换彩色的，洗衣机淘汰单缸时兴双缸——所有这一切，他一一碰上了，他必须去解决。解决了，也没有什么乐趣；没解决就更烦人。例如至今他没去解决电视更新换代问题，儿子就有些瞧不起他了，一开口就说谁谁的爸爸给谁谁谁买了一台彩电，带电脑的。为了让儿子第一个想到自己的爸爸印家厚正在加紧筹款。
　　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印家厚随着整个社会流动，追求，关心。关心中国足球队是否能进军墨西哥；关心中越边境战况；关心生物导弹治疗癌症的效果；关心火柴几分钱一盒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想是否该为少年的梦感叹。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入非非呢？日子总是那么快，一星期一星期地闪过去。老婆怀孕后，他连尿布都没有准备充分，婴儿就出世了。
　　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记忆归记忆。痛苦该咬着牙吞下去。印家厚真想回一封信，谈谈自己的观点，宽宽那个正遭受着离婚危机的知青伙伴的心，可他不知道写了信该往哪儿寄？
　　江南下，向你致敬！冲着你不忘故人；冲着你把朋友从三等奖的恶劣情绪中解脱出来。
　　印家厚一弹腿跳了起来，做了一个深呼吸动作，朝车间走去。
　　相比之下，他感到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稳定，精力充沛，情绪良好，能够面对现实。他的自信心又陡然增强了好多倍。
　　＊＊＊
　　下午不错。主要是下午的开端不错。
　　来了一拨参观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来的，谁也不想知道，谁都若无其事地干活。这些见得太多了。
　　倒是参观的人不时从冷处瞟操作的工人们，恐怕是纳闷这些人怎么不好奇。
　　车间主任骑一辆铮蓝的轻便小跑车从车间深处溜过来，默默扫视了一圈。将本来就撂在踏板上的脚用力一踩掉头去了。他事先通知印家厚要亲自操作，让雅丽给参观团当讲解员。印家厚正是这么做的。车间主任准认为三等奖委屈了印家厚，否则他不会来检查。以为印家厚会因为五元钱赌气不上操作台，错了！
　　印家厚的目光抓住了车间主任的目光，无声却又明确地告诉他：你错了。
　　有一个人明白了他的心，尤其是车间里关键人物，印家厚就满足了。受了委屈不要紧，要紧的是在于有没有人知道你受了委屈。
　　参观团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印家厚硬是直着腿挺挺地站了过来。一个多小时没人打扰他，挺美的。班组的同事今天全都欠他的情，全都看他的眼色行事以期补偿。
　　雅丽上来接替印家厚。两人都没说话，配合得非常默契。只有印家厚识别得出雅丽心上的黯淡，但他决定不闻不问。
　　“好！堵住你了，小印。”工会组长哈大妈往门口一靠，封死了整扇门。她手里挥动着几张揉皱的材料纸，说：“臭小子，就缺你一个人了。来，出一份钱：两块。签个名。”
　　印家厚交了两块钱，在材料纸上划拉上自己的名字。
　　哈大妈急煎煎走了。转身的工夫，又急煎煎回来了。依旧靠在门框上。“人老了。” 她说，“可不是该改革了。小印，忘了告诉你这钱的用途，我们车间的老大难苏新结婚了！大伙向他表示一份心意。”
　　“知道了。”印家厚说。其实他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他问旁的人：“苏新是谁？”
　　“听说刚刚调来。”
　　“刚来就老大难？”
　　“哈哈……”旁的人干笑。
　　哈大妈的大嗓门又来了。“小印，好像我还有事要告诉你。”
　　“您说吧。”印家厚渴得要命同时又要上厕所了。
　　“我忘记了。”哈大妈迷迷怔怔望着印家厚。
　　“那就算了。”
　　“不行，好像还是件挺重要的事。”哈大妈用劲绞了半天手指，泄了气，摊开两手说：“想不起来了。这怪不得我，人老了。臭小子们，这就怪不得我了，到时候大伙给我作个证。”
　　哈大妈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走了。接着二班长进门拉住了印家厚。二班长告诉印家厚他们报考电视大学的事是厂里作梗。公司根本没下文件不准他们报考。完完全全是厂里不愿意让他们这批人（日本专家培训出的人）流走。
　　“我们去找找厂里吧，你和小白好，先问问他。”二班长使劲怂恿印家厚。
　　印家厚说：“我不去。”
　　“那我们给公司纪委写信告厂里一状。”
　　“我不会写。”
　　“我写，你签名。”
　　“不签。”
　　“难迈你想当一辈子工人？”
　　“对！”
　　现在有许多婊子养的太爱写信了——这是二班长上午说的，应不应该提醒他一句？算了。
　　二班长极不甘心地离开了。印家厚的脚还没迈出门槛，电话铃响了。有人说：“等等，你的电话。”
　　印家厚抓起话筒就说：“喂，快讲！”他实在该上厕所了。
　　是厂长。从厂办公室打来的。印家厚倒抽一口凉气，刚才也太不恭敬了。这是改革声中新上任的知识分子厂长，知识分子是特别敏感的，应该给他一个好印象。
　　印家厚立即借了一辆自行车，朝办公室飞驰而去。
　　印家厚在进厂长办公室时，正碰上小白从里面出来，小白神色严峻，给他一句耳语： “坚强些！”
　　他被这地下工作式的神秘弄得晕乎乎的，心里七上八下。
　　厂长要印家厚谈谈对日本人的看法。
　　对……日本人……看法？他一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日本专家撤回去七年了，七年里他的脑袋里没留下日本人的印象。“坚强些！”又是指什么？他竭力搜索七年前对小一郎的看法。小一郎是他的师傅。
　　“日本人……有苦干精神，能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他差点失口说出毛主席语录。他小心谨慎，字斟句酌，“他们能严格按科学规律工作，干活一丝不苟，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他意识到日本与黄河没关系，但他还是坚持说完了自己的话，“……的钻研精神。”
　　厂长说：“这么说你对日本人印象不错？”
　　“不是全体日本人，也不是全面……是干活方面。”
　　“日本侵华战争该知道吧？”
　　“当然。日本鬼子——”印家厚打住了。厂长到底要干什么？即便是厂长，他也不愿意被他耍弄。他干嘛要急匆匆离开车间跑到这儿踩薄冰？七年前厂里有个工人对日本专家搞恐怖活动受到了制裁；前些时候某个部级干部去了日本靖国神社给撤了职，这是国际问题，民族问题，他岂能涉嫌！
　　他一把推开椅子，说：“厂长，有事就请开门见山，没事我得回去干活了。”
　　厂长说：“小印，别着急嘛。事情十分明确。你认为现在我们引进日本先进设备，和他们友好交往是接受第二次侵略吗？”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那为什么迟迟不组织参加联欢的人员？下星期三日本青年友好访华团准时到我们厂。接待任务由工会布置下去已经两周了，你不仅不动，反而还在年轻人中说什么‘不做联欢模特儿’，‘进行第二次抗日战争’，‘旗袍比西服美一千倍’，这是为什么？”
　　印家厚终于从鼓里钻出来了。有人栽了他的赃，栽得这么成功，竟使精明的厂长深信不疑。
　　“胡扯！他妈的一派谎言！”他今天的忍让到此为止！顾不上留什么好印象了，他要他的清白和正直。这些狗娘养的！——他骂开了。他根本就没得到工会的任何通知。两周前他姥姥去世了，他去办了两天丧事。回厂没上几天班，他妈因伤心过度，高血压发了，他又用了两个休息日送她老人家去住院。看小白那鬼鬼祟祟的模样，不定就是他捣的鬼，他和几所大学的学生勾勾搭搭，早就在宣扬“抵制日货”的观点。要么是哈大妈，对了！她方才还假做忘了什么事是因为她老了。她丈夫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她从来对日本人是横眉冷对的。要么他们串通一气坑了他。但他并不是一味敌视日本人，他至今还和小一郎通信来往，逢年过节寄张明信片什么的。
　　厂长倒笑了。他相信了印家厚并宽宏大量地向他道了歉。
　　“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就赶快动手把工作抓起来！厂长不容印家厚分辩，当即叫来了厂工会主席，面对面把印家厚交给了工会。
　　“不要搞什么各车间分头行动了。让小印暂调到厂工会来，全面下手抓。到时候出了差错就找你们俩。”
　　工会主席是转业军人，领命之后把印家厚拽到工会办公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布置开了。印家厚连连咕噜了几声：“不行不行，”工会主席绝不理睬，布置中还夹叙了一通意义深远之类的活，大有军令如山倒的气势。
　　这就是说，印家厚从今天起，在一个星期内要组织起一个四十位男女青年的联欢团体，男青年身高要一米七十至一米八十公分；女青年身高要一米六十五公分左右；一律不胖不瘦，五官端正，漂亮一点的更好；要为他们每人订做一套毛料西装；教会他们日常应用的日语，能问候和简单对话；还要让他们熟悉一般的日本礼节；跳舞则必须人人都会。
　　印家厚头皮都麻了，说：“主席，你听清楚：我干不了！”
　　“干得了。你是日本专家。”工会主席三把两把给他腾出了一张办公桌，将一叠贴有像片的职工表格放在他面前，说：“小印，要理解组织的信任。现在，我们只有背水一战了。对任何人一律用行政命令。来，我们开始吧！”
　　下班时印家厚遇上了小白。小白说：“我听说了。真他妈替你抱屈。好像考他妈驻日本的外交官。奴颜婢膝。”
　　印家厚狠狠白了他一眼，嘿嘿一个冷笑。小白马上跳起来，“老兄，你怎么以为是我……我！观点不同是另一回事。我若是那种背后插刀的小人，还搞他妈什么文学创作！”
　　这是真委屈。到目前为止，在小白的认识上，作品和人品是完全一致的。印家厚虽不搞创作却已超越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他谅解地给了小白一巴掌，说：“对不起了！”
　　几个身材苗条挺拔的姑娘挎着各式背包走过来，朝小白亲切地招呼，可是对印家厚却脸一变冲着他叫道：“汉奸！”
　　“我们绝不做联欢模特儿！”
　　“我们要抗日！”
　　印家厚绷紧脸，一声不哼。姑娘们过去之后，印家厚回头数了数，差不多十五六个，几乎全是合乎标准的。他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事太难了。
　　这一下午真累。在岗位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和厂长动了肝火；让工会拉了差。召集各车间工会组长紧急会议；找集训办公室；去商店选购衣料；和服装厂联系；向财务要活动资金；楼上楼下找厂长——当你需要他签字的时候，他不知上哪儿去了。
　　报考电大的要求根本没机会提出来；忍气吞声领了三等奖的五元钱。
　　刚调来的老大难结婚“表示”了两块钱；拯救非洲饥民捐款一元；“救救熊猫”募捐小组募到他的面前，他略一思忖，便往贴着熊猫流泪图案的小纸箱里塞了两元。募捐的共青团员们欢声雀跃，赞扬印家厚是全厂第一！第一心疼国宝！就是厂长也只捐了五毛钱。
　　五块钱像一股回旋的流水，经过印家厚的手又流走了。全派了大用场，抵消了三等奖的耻辱。雅丽的确知他的心，说：“印师傅，你做得真俏皮！”印家厚不能不遗憾地想，如此理解他的人如果是他老婆就好了。不能否认，哪怕是最细微的一点相通也是有意义的。然而，他不敢想象他老婆的看法，他不由朝雅丽看了一眼，然后随即便又后悔了，因为雅丽读懂了他的眼神。
　　印家厚接儿子的时候，生怕儿子怪他来晚了；生怕又单独碰上肖晓芬。结果，儿子没有质问，肖晓芬也正混在一群阿姨里。什么事也没有。他为自己中午在肖晓芬面前的失态深感不安，便低着眼睛带走了儿子。
　　马路上车如流水，人如潮，雷雷窜上去猛跑。印家厚在后边厉声叫着，提心吊胆，笨拙地追上儿子。他的儿子，和他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他不能让他乱跑，小心撞上车了；他又不能让他走太久的路，可别把小腿累坏了。印家厚丝毫没有下了班的感觉，他依然紧张着，只不过是换了专业罢了。
　　父子俩又汇入了下班的人流中。父亲背着包，儿子挎着冲锋枪。早晨满满一包出征，晚归时一副空囊。父亲灰尘满面，胡茬又深了许多。儿子的海军衫上滴了醒目的菜汁，绷带丝丝缕缕披挂，从头到脚肮脏之极。
　　公共汽车永远是拥挤的。当印家厚抱着儿子挤上车之后，肚子里一通咕咕乱叫，他感到了深深的饿。
　　车上有个小女孩和她妈妈坐着，她把雷雷指给她妈妈看：“妈，他是我们班新来的小朋友，叫印雷。”小女孩可着嗓子喊：“印雷！印雷！”
　　雷雷喜出望外，骄傲地对父亲说：“那是欣欣！”
　　两个孩子在挤满大人们的公共汽车里相遇，分外高兴，呱呱地叫唤着，充分表达他们的喜悦。印家厚和小女孩的妈妈点了点头，笑了。
　　小女孩的妈站了起来，让雷雷和自己的女儿坐在一个座位上，自己挤在印家厚旁边。
　　“我们欣欣可顽皮，简直和男孩子一样！”
　　“我儿子更不得了。”
　　“养个孩子可真不容易啊！”
　　“就是。太难了！”
　　有了孩子这个话题，大人们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了，可在前一刻他们还素不相识呢。谈孩子的可爱和为孩子的操劳，叹世世代代如流水；谈幼儿园的不健全，跑月票的辛酸苦辣，气时时事事都艰难。当小女孩的妈听印家厚说他家住在汉口，还必须过江，过了江还得坐车时，她“咝”了一下，说：“简直是到另一个国家去了，可怕！”
　　印家厚说：“好在跑习惯了。”
　　“我家就在这趟车的终点站旁边。往后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就把印雷接到我家吧。”
　　“那太谢谢了！”
　　“千万别客气！只要不让孩子受罪就行。”
　　“好的。”
　　印家厚发现自己变得婆婆妈妈了，变得容易感恩戴德，变得喜欢别人的同情了。本来是又累又饿，被挤得满腹牢骚的，有人一同情，聊一聊，心里就熨帖多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终点。从前的他哪是这个样子？从前的他是个从里到外，血气方刚，衣着整齐，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伙子。从不轻易与女人搭话，不轻易同情别人或接受别人同情。印家厚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自己的变化，他却弄不清这变化好还是不好。
　　在爬江堤时，他望见紫褐色的暮云仿佛就压在头顶上。心里闷闷的，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
　　轮渡逆水而上。
　　逆水比顺水慢一倍多，这是漫长而难熬的时间。
　　夕阳西下，光线一分钟比一分钟暗淡。长江的风一阵比一阵凉。不知是什么缘故，上班时熟识的人不约而同在一条船上相遇，下班的船上却绝大多数是陌生面孔。而且面容都是恹恹的，呆呆的，疲惫不堪的。上船照例也抢，椅子上闪电般地坐满了人，然后甲板上也成片成片地坐上了人。
　　印家厚照例不抢船，因为船比车更可怕，那铁栅栏门“哗啦”一开，人们排山倒海压上船来，万一有人被裹挟在里面摔倒了，那他就再也不可能站起来。
　　印家厚和儿子坐在船头一侧的甲板上，还不错，是避风的一侧。印家厚屁股底下垫着挎包。儿子坐在他叉开的两腿之间，小屁股下垫了牛皮纸，手绢和帆布工作服，垫得厚厚的。冲锋枪挂在头顶上方的一个小铁钩上，随着轮船的震动有节奏地晃荡。印家厚摸出了梁羽生的《风雷震九州》，他想总该可以看看书了。他刚翻开书，儿子说：“爸，我呢？”
　　他给儿子一本《狐狸的故事》，说：“自己看，这本书都给你讲过几百遍了。”
　　他看了不到一页，儿子忽然跟着船上叫卖的姑娘叫起来：“瓜子——瓜子，五香瓜子——”声音响亮引起周围打瞌睡人的不满。
　　“你干什么呢？”
　　儿子说：“我口渴。”
　　“口渴到家再说。”
　　“吃冰淇淋也可以的。”
　　印家厚明白了，给儿子买了支巧克力三色冰淇淋，然后又低头看书。结果儿子只吃了奶油的一截，巧克力的那截被他抠下来涂在了一个小男孩的鼻子上，这小男孩正站在他跟前出神地盯着冰淇淋。于是小男孩哭着找妈妈去了。唉，孩子好烦人，一刻也不让他安宁。孩子并不总是可爱，并不呵！印家厚愣愣地，瞅着儿子。
　　一个嗓门粗哑的妇女扯着小男孩从人堆里挤过来，劈头冲印家厚吼道：“小孩撤野，他老子不管，他老子死了！”
　　印家厚本来是要道歉的，顿时歉意全消。他一把搂过儿子，闭上眼睛前后摇晃。
　　“呸！胚子货！”
　　静了一刻，妇女又说：“胚子货！”又静了一刻，妇女骂骂咧咧走了。雷雷从父亲怀里伸出头来，问：“胚子货是骂人话吗？爸。”
　　“是的。往后不许对人说这种话。”
　　“胚子货是什么意思？”
　　“骂人的意思。”
　　“骂人的什么？”
　　这是个爱探本求源的孩子，应该尽量满足他。可印家厚想来想去都觉得这个词不好解释。他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我长大了你讲给我听吗？”
　　“不，你自然就懂了。”他想，孩子，你将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丑恶。
　　“哦——”
　　儿子这声长长的哦令人感动，印家厚心里油然升起了数不清的温柔。
　　儿子老成而礼貌地对挡在他前面的人说：“叔叔，请让一让。”
　　印家厚说：“雷雷，你干什么去？”
　　“我拉尿。”儿子吩咐他，“你好好坐着，别跟着过来。”
　　儿子站在船舷边往长江里拉尿。拉完尿，整好裤子才转身，颇有风度地回到父亲身边。他的儿子是多么富有教养！他母亲说他四岁的时候还是个小脏猴，一天到晚在巷子口的垃圾堆里打滚，整日一丝不挂。儿子这一辈远远胜过了父亲那一辈，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前景是一片诱人的色彩。
　　他收起了小说。累些，再累些罢。为了孩子。
　　天色愈益暗淡了。船上的叫卖声也低了，底舱的轰隆声显得格外强烈。儿子伏在他腿上睡着了。他四处找不着为儿子遮盖的东西，只好用两扇巴掌捂住儿子的肚皮。
　　长江上，一艘幽暗的轮船载满了昏昏欲睡的乘客，慢慢悠悠逆水而行。看不完那黑乎乎连绵的岸土，看不完一张张疲倦的脸。印家厚竭力撑着眼皮，竭力撑着，眼睛里头渐渐红了。他开始挣扎，连连打哈欠，挤泪水；死鱼般瞪起眼珠。他想白天的事，想雅丽，想肖晓芬，想江南下的信，用各种方法来和睡意斗争。最后不知怎么一来，头一耷拉，双手落了下来，鼾身随即响了。父子俩一轻一重，此起彼伏地打着呼噜。
　　彩灯在远处凌空勾勒出长江大桥的雄姿，上半部是半截黑影，下半部才有稀疏的灯光。船上早睡的人们此刻醒了，伸了伸懒腰，说：“晴川饭店的利用率太低了！”
　　船面上一片密集的人头中间突然冒出了一个乱蓬蓬的大脑袋，这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疯子，她每天在这个时候便出现在轮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