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面面观
旗人即满族人,在老北京的文化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根据宣统二年的一个统计,老北京人中旗人或满族人的总人口高达62万多,而当时老北京的总人口不过111.91万人,而其中汉族的人口不过占12% 左右,这样老北京人中满族人即旗人的人口是汉族人的;两倍之多。因此,老北京的旗人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这样,研究老北京历史文化就不得不涉及到旗人。
旗人的形成起源
说到老北京的旗人的形成起源,就要从满清王朝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说起,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诸部,伴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归服的人口日众,于是先前的那种只凭血缘关系的军事与生产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下,八旗制度遍应运而生了,根据《满文老档》中记载:“聪睿恭敬汗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拨什库四人,将三百男丁以四章京之分编塔坦,无论做何事,往何地,四塔坦的人按班轮值,其同工,同差,同行走。”(额真来自蒙语,意为主人之意。)这就是八旗的形成。
起初努尔哈赤起兵时,没有旗一级的组织,随着战争的需要,他将自己率领的军队,分为两路,四路,各以不同的旗帜为导引,便形成了最初的四旗;清《高皇帝实录》中记载:“初设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白蓝;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这样一来,满清的八旗就是一个独特的军事与生产组织。
清朝建国之后,定都北京,于是原来随军打仗的八旗军队也来到了北京,驻京八旗,也叫禁军八旗或京旗,是清朝定鼎北京后拱卫京师的那部分八旗;驻京八旗的任务职责就是拱卫京城,负责帝都的安全,故而又分别组建了各种军事组织,其人员由各旗抽调组成;当时有以下一些组织:
侍卫处:是保卫皇帝和皇宫的警卫部队;最初挑选正黄,镶黄,正白这上三旗的子弟为侍卫。
骁骑营。骁骑营乃八旗中的主力部队,在京城负担守卫都城城门的任务。老北京内城九门,由满族八旗骁骑营守卫。外城七门则由汉族八旗骁骑营的官兵守卫。
前锋营,为皇帝卫队之一,由满洲,蒙古兵之精锐部队组成,皇帝巡游时,负责保卫。
步军营,步军营由满洲,蒙古八旗的精锐兵丁组成。驻守京城,负责京城的安全。
火器营满足满足满足吗,也是满清京师卫队之一,它建制较晚,康熙二十七年,开设火器营。
此外还有建锐营和神机营等。驻京八旗各营官兵如上,此外还有圆明园的护军营,内务府三旗和虎枪营等。老北京的八旗子弟大多都在这各军营任职服务而享受官爵俸禄。
清代一个七品官的俸禄是每年45两银子,米22石5斗。而兵丁的俸禄要高于七品官;清朝初期,八旗旗人生下来就有钱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也就造成了北京八旗旗人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大爷脾气。
旗人的服饰
从清朝初年开始,老北京的八旗旗人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八旗旗人在衣食住行都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笔者先从他们的衣装服饰谈起。老北京人的服饰可分为男服和女服两大类;而满清年代又有官吏服饰,平民服饰之分。还有季节之分,以及穿着场合之分,因此老北京人的服饰是十分复杂的,而满族人又特别讲究,所以笔者只能大概讨论一下。
满清官员所穿着的服装亦称官服。而从满清建立开始,清朝的官服就有满汉之分。满人官吏所穿的朝服是有严格规定的,无论王公贵胄,还是文武百官,在朝服的颜色,款式,图案,以及穿着场合都有严格规定。比如文官,武将的朝服,在胸前和背后各有一块正方形的‘补子”;文官的朝服上绣着飞禽,武官的朝服则绣有走兽。不同的飞禽和走兽代表不同的官阶。
满清官员上朝时,必须穿官服戴礼帽。礼帽又分凉帽和暖帽;每年三月到八月时戴凉帽,八月到来年三月戴暖帽;无论那种礼帽的上头顶端都装有顶珠。顶珠的用料是官阶平品级的标示-如一品大官的顶珠用红宝石,而二品骨水官员则用红珊瑚等。顶住珠下面装有二寸半的短翎管一只,用以装翎子,而根据官员的品级大小,翎毛也有所不同-比如一品大员可以用孔雀毛翎子;而品级低下的官员只能够用野鸡翎毛了。满清大员上朝时,还必须在脖子上挂上吹扫珠,一般是用珊瑚,琥珀等材料制成的。官员们上朝时要穿官靴,官靴是用黑段子做面,牛皮做底子。前门大栅栏有专门制作官靴的鞋铺-以内联升为著名。
除了上朝时所穿的官服之外,满清八旗官员在平时居家时则穿便服,便服一般就是长袍,当时满清八旗贵胄所穿的便服长袍开四个衩;而平民的长袍只开两个衩;长袍用料可以用绫罗绸缎,和棉布等,满清八旗男子一般在长袍之上还习惯套上马褂,马褂本来哦是满族人骑马时穿的服装,长袖,对襟,衣长不过腰,后腰中间开气。到了满族进京之后,满清皇帝为了犒劳有功的臣子和八旗贵胄,特别制作了黄马褂恩赐给他们,因此穿黄马褂就成了显示身份的标识。
满清的旗人妇女的典型服饰就是穿旗袍,脚踏花盆底鞋。清代汉族妇女的服饰基本上保持了明代妇女的服装习俗,以衫裙为主,普通妇女穿衫裙,披风;内衣有贴身的小袄和短绸裤;到了光绪年间,北京的妇女-特别是汉族妇女改穿裙衫为穿裤;此后女裤也由大裤管改为小裤管等,妇女服装的材料也很丰富,除了绫罗绸缎,还有皮裘。丝绒,乃至洋布等。在民国以后,北京妇女在夏天穿洋布大褂为流行-特别是所谓的竹布大褂-即竹布旗袍。北京妇女穿旗袍是从清朝开始的,旗袍特为满族妇女的常用服装,汉族妇女看到气人女子穿的高领,宽袖,长身的旗袍穿在身上使得身材显得苗条修长,于是就纷纷仿效,于是旗袍成为老北京最为流行的女性服装,旗袍也就进入了千家万户;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一些洋派的女学生改穿短衣,大多数北京妇女仍然以穿旗袍为主-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才改为穿制服的。改革开放以来,旗袍也成为中国妇女的国服,前不久,在APEC 的会议上,中国为女元首和元首夫人设计制作的女式服装-也是基本上以旗袍为主的,收到了各国女元首和元首夫人们的热烈欢迎。中国旗袍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受欢迎和流行的女性服装了。
吃喝玩乐的八旗子弟
清朝在嘉庆,道光之前,老北京官场上奢侈风气尚未泛滥成灾,而到了嘉庆,道光以及咸丰,同治和光绪年间,无论是贵胄,官僚还是商人等追求豪华奢侈的风气泛滥成灾。而八旗子弟则养成不劳而获,游手好闲的恶习,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吃喝玩乐上面,成为了“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市井流氓。
老北京的八旗贵胄好吃,爱吃,在同治,光绪年间,无论王公贵族,官僚大臣,商人富豪等,都是老饕,讲究吃喝,从光绪初年开始,京城的八旗贵胄,设宴酬唱之风盛行;当时官场人士几乎每天都要赴宴或设宴。《清裨类钞》一书中记载有:“京师宴会之八不堪”一节中记载某翰林写的一篇婉辞宴会的启示云:“供职以来,浮沉人海,历十余年,积八不堪”“现处忧患时代,锅在眉睫,宴会近于乐祸。宜谢者一。”
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日益贫寒。但是这八旗贵胄依然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吃喝玩乐。泛滥成灾。当时,老北京的八大楼饭庄日日夜夜,人满为患,那些八旗子弟们交杯换盏,山珍海味,幺五呵六,一席千金。八旗子弟的泛滥成灾的饮宴开销,都要靠贪污受贿来弥补,最终倒霉的还是北京的老百姓。
八旗子弟不仅讲究吃喝,而且也是顽主,旧京有竹枝词云:“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活生生描绘出一个饱食终日,浪荡悠闲的八旗子弟顽主的形象。
老北京的旗人喜欢享乐,享乐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老北京人好吃,老舍小说《离婚》中的张大哥就说:“我就是吃一口,没有别的毛病。“ 北京的旗人哥们儿的确讲究吃,上层贵族能吃满汉全席,下层的旗人就会吃各种小吃,不同的节令都有特定的吃食;腊八喝粥,除夕吃饺子,立春吃春饼,冬天吃涮锅,夏天吃过水面。。。大家见面也先问”吃了吗?“。
八旗子弟的游手好闲的玩乐包括提笼架鸟,养鹰,斗蛐蛐,玩虫,以及赌博,摔跤,斗殴打架等等,笔者认识一位八旗子弟,他说“我们旗人就是会玩,什么都玩,人生就是一场玩戏儿,玩到死,乐到死,也不亏一生!“这正是老北京八旗子弟的写照。清代八旗子弟玩的花样儿就更多了,春夏之际,他们喜欢玩鹰,架着鹞鹰出城抓兔子,也算是继承发扬游牧民族的遗风。除了玩鹰,八旗子弟还喜欢养鸟,斗鸟。
后来,由于老佛爷喜欢京剧,许多旗人也就迷上了京剧和曲艺,八旗子弟以演唱子弟书自娱自乐。而贵族子弟玩票的不少,如著名的红豆楼主就是一例。他不但唱的好,而且会说戏,很多京剧名角都拜在他的名下学习京剧演唱。
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财政非常困难,清政府无法为八旗贵胄发放俸禄,于是,八旗子弟落魄了。当时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旗人中流传一首儿歌:“说糟糕,真糟糕,八旗儿女倒运了,光着脚丫儿上八旗,没有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喝豆汁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这就是当时西山健锐营中的八旗官兵的穷苦惨状。
但即使如此,败落的八旗子弟还是不改旧习,依旧吃喝玩乐,民俗作家邓友梅的小说《那五》里面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倒驴不倒架,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大儿大了不吃,咸菜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儿分去一半,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活吞吞一个家道平平破落的八旗贵族子弟的可怜又可恨的模样。
清王朝的王府
清王朝初期,清帝大封诸王,当时有大约70位皇子有亲王,郡王的爵号,于是诸王就大建王府,清朝初年,老北京有王府40 余座,而到了清朝末期,光绪年间,老北京的王府达到了70 多座。
从整体来说,八旗王府像大大缩小的皇宫。只是在制式有所限制,如不许覆盖琉璃瓦,也不能称殿,不许设置屏风和宝座等。
在老北京中,除了八旗贵胄中的亲王,郡王等有资格居住在王府里面,而大多数的旗人还是居住在四合院之中,北京的各大胡同内都有一些很好的四合院。这些四合院的住户大多是一些有钱的人家,也包括不少八旗子弟或贵族等。所以老北京南城有一首儿歌:“王爷住王府,儿子住胡同,倒霉的孙子就住杂院;什么人住什么地儿,什么鸟儿找什么窝。”讲的就是老北京八旗旗人的居住的差异。
旗人的交通工具
轿子,马车,驴车,骡车都是老北京人常用的交通工具。
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清朝建国之后,清室规定,旗人都要保持骑马与尚武的遗风,规定满族官员无论文武均需骑马,于是每天上下朝时,东华门和西华门出入马匹甚多,但满族官员贪图安逸,不愿骑马,多改乘车轿。于是请皇帝下旨:“文大臣年逾六旬,实在不能乘马者,可照常坐轿。”
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前。老北京的交通工具多为轿子,马车等,从乾隆爷开始,北京的交通工具有了驴车,和骡车等。官员和讲排场的人多乘马车;后来到了道光,同治年间,最为盛行的是骡车。轿子,又称“肩舆”是老北京满汉官僚乘坐的交通东西。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元明时期,北京成为都城之后,朝廷的官僚就以轿子作为自己乘坐的交通工具。
轿子也是老北京的传统的交通工具之一。二人抬得的小轿子叫二人抬,四人抬的轿子叫做四人小轿子。‘八人以上抬的大轿子,叫’八抬大轿“。在满清时代,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八抬大轿。大清律规定,官员必须按职位高低决定乘轿的规制。平民老百姓若坐八抬大轿是犯法的,轻者入狱,重者要掉脑袋。清末民初时节,老北京的官员不再坐轿子了,改为乘坐骡车。
骡车较高,多为敞蓬车,车装饰也较马车,驴车讲究;一般的骡车用榆木,柳木或桦木制成,高级的人家-特别是八旗贵胄的骡车甚至用红木和硬木制作的。八旗贵胄的骡车的车底铺木板,木板上再铺上毡垫,冬季时要铺上棉垫;骡车车篷为花格木架;顶部用竹篦编成圆蓬状,上面糊布。用桐油里外浸透,不渗雨水;有的贵胄人家还在车篷外面套上车围子,车围子两侧以及车前帘上开窗,夏天蒙砂纱,冬天镶嵌玻璃,因其形状似轿子,故骡车又名轿车。清朝时,骡车车轮多为木制,外加铁箍;民国之后,北京的柏油马路日渐增多,则规定不许硬轮骡车行驶,再加上洋车,三轮车乃至汽车的逐步增加,骡车也就逐渐减少,以致绝迹。
(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