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阿说：“一个导演一生只在拍一部电影”。
所以杨德昌叙述民族自省，蔡明亮独喜爱情悱恻，李安诠释文化冲突，而侯孝贤导演，则爱捕捉时光脉络——童年记忆，青年躁动，父辈往事成为候导电影中的叙事主体。他将时代中的人，转化为不可磨灭的电影表达。
从侯孝贤的电影中可感知近代台湾的历史变迁，文化交融和独一无二的台湾风貌。
他在动荡中出生
台湾先后被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列强入侵。直到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开始长久的殖民史。此后中国大陆风云变迁，国民党政府内战失败举兵迁台，再一次将台湾阻隔在了家国之外。
1947年，4个月大的侯孝贤随全家迁台，家庭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回归内地，后定居于高雄。
12岁时他的父亲去世，17岁时母亲去世。1966年，大专联考失利后，侯孝贤入伍服兵役。
期间他看了一部英国影片《十字路口》，感触之余决心拍自己的电影。一晃就是十余年，期间他当过推销员，场记等，直到1980年他拍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
正是动荡年代的感触和丰富生活体验，才使侯孝贤拍出真实的台湾风貌。
《就是溜溜的她》
侯孝贤的乡土情结
60年代的台湾电影，在李行导演的《蚵女》，《养鸭人家》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的旗帜下达到一个高潮，农村生活和写实场景，为侯孝贤日后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做了铺垫。
但台湾电影工业薄弱，无法抵御香港电影入侵，市场长期被外来电影占据。直到《光阴的故事》问世，开启台湾电影新浪潮。
新电影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对社会现状的反思。这正是侯孝贤所擅长的，他至始至终都是生活脉络的观察、思考者。他首先从自己的童年经验中找到灵感。《在那河边青青草》、《儿子的大玩偶》、《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孩童视角进行展现，反映台湾社会和家庭矛盾。书写个体成长记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童年往事》剧照
《纽约时报》的文生·坎比认为：“侯孝贤的电影语言颇似早期的戈达尔，《冬冬的假期》似乎受特吕弗影响。法国电影新浪潮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旗手，侯导开始书写自己的电影旅程。
《童年往事》开篇旁白：“这部电影,是我对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台北地底潮湿，我父亲得了哮喘，为了给父亲养病，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凤山”。
父亲在外打拼，母亲持家，但子女多花费大，家中还有有老人，这就是60年代台湾的普通家庭。
电影里展现的孩童们睡榻榻米，藏弹珠、爬大树、翻高墙的童年游戏，以及用蜂窝煤烧水的生活场景，都是台湾当时现实的写照。
侯孝贤没用过多的语言渲染情绪，长镜头精准的把握住当时的社会神态——希冀未来但又困难重重的矛盾心态。
影片结尾画外音说到：“一年以后，祖母去世，我没有考取大学，吴素梅全家搬到高雄。”故事似乎还可以发展，我最后去找吴素梅了吗?我没有考取大学去哪里呢？故事戛然而止，余韵悠悠。
他把握了台湾新浪潮的本质——乡土情怀，本土意识。
在政治环境日渐宽松的背景下，电影人文特质表达的一种回归，他用“用光影书写历史”。在侯孝贤书写了童年记忆时期获得认可后，他将自己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思索放在电影中。
《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讲述70年代台湾青年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侯孝贤自己的经历，从风柜到高雄，亦或者是从山村到台北，都讲述了台湾人的迁移历史。
《风柜归来的人》
《恋恋风尘》中以长达70秒的长镜头开场，火车在隧道穿梭，前途是一片光亮，隧道放过又是隧道，不知何处是尽头。意味着少年们，从青春期到成年期中的茫然过渡。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但不是完全自觉的。
侯孝贤多次描写入伍对台湾民众的影响。《风柜来的人》结尾阿清在入伍前，突然决定站在凳子上叫卖。阿清的声音在市场里回荡，但镜头给到市场中人们忙碌的画面，大家都对他置之不理。声音逐渐减弱，融入了嘈杂的世界中。
这样的镜头暗示，成为台湾民众共同的“生命体验”。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入伍带来的初恋别离，远走他乡是那一代人不能承受之重。台湾的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带给侯孝贤的感触是巨大的，也是他创作这些电影的因素之一。
悲情三部曲中的台湾风貌
侯孝贤在看了沈从文自传后曾写到：“冷眼看生死，其中又包含着最大的宽容和深沉悲伤”。这种想法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人在社会中或喜或悲都是时代的体现，可以感知不可强求。
所以有了悲情三部曲的客观从容——《悲情城市》1989荣获金狮奖,《戏梦人生》1993荣获戛纳评审团大奖，提名金棕榈，1995《好男好女》提名金棕榈，三部曲折射出了自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至今的整部历史。
《悲情城市》剧照
《悲情城市》讲述1945年年日本投降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前，岛内的政、经、文的巨大改变，通过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的艺旦间，抗战后又重新开张展开叙事，家族中人各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侯孝贤用沈从文式的深沉悲伤去感知，抗战后台湾最为动荡的年代，也获得国际认可，成为当时亚洲为数不多的金狮奖的获得者。
《戏梦人生》则是侯孝贤对近代台湾变迁的历史的演绎，通过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前半生的生活经历为叙事主线，李老本人的口述回忆与拍摄重塑的场面相互穿梭交织，以他的个体经历呈现出台湾自清末至1945年日本投降五十年间的历史风貌。
如果说《悲情城市》是一个家族的辛酸史，《戏梦人生》是艺术家的口述史，那《好男好女》就是迁台民众的生活史，蒋碧玉见证了抗日战火，从千金小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女性，最终也难逃麻木度日。
侯孝贤对台湾历史的反思，通过其固定长镜头，及其客观、冷静、含蓄和平实地叙述出了台湾的历史变迁，重构族群对历史的记忆。侯孝贤一直坚持的个人风格，影响了一代电影人，也为日后台湾电影萧条埋下了种子。
《戏梦人生》剧照
高潮低谷，仍在坚持
侯孝贤在创作悲情三部曲后，个人艺术成就达到了高峰，可是台湾电影新浪潮却早早的走入下坡路。
因为在艺术性提升的同时，叙事角度和结构的曲高和寡和观众格格不入，台湾电影票房直线下滑，1993年台湾图本电影产量不足20部到了2000年只生产了10部影片。电影基本被好莱坞占领。
正是由于固定机位，情节非戏剧化，含蓄的语言叙述侯孝贤获得了成功，但丧失了一些观赏性。商业上的不成功和台湾电影新浪潮的结束让侯曾感慨到：“台湾电影现在连商业片都拍不出来了，大家还在拼命的拍参展片，《悲情城市》其实是一个和不好的例子，因为被大家误导以为那是一个常态。”
年轻时候的侯孝贤
此时，侯孝贤的创作心态在此也开始的改变，影片《南国再见》回到了侯孝贤更为擅长、也更为私人的生活领域，真实可感，纯熟自然。描述台湾边缘人的题材，视角拓宽，人物贴近，思考的层面也较之前活跃，并获金棕榈提名。
可是在这以后，侯孝贤继续坚持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拍摄了《海上花》《千禧曼波》《咖啡时光》等侯式电影。
《海上花》片长110分钟仅有40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长2.75分钟。《千禧曼波》获金棕榈提名，但还是在象牙塔中，受众仍是国际电影节评委。
《咖啡时光》在0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轮评选就被淘汰。但此时侯孝贤的电影观念早已成熟，他决意拍自己的电影。
后来他执导的《最好的时光》又回到他初入电影行业时的台湾历史与青年题材，《最好的时光》横跨三个时期的恋爱梦、自由梦、青春梦并又获金棕榈提名。2007年的《红气球之旅》，把台湾“经验”输送到更大的国际舞台，直到15年《聂隐娘》斩获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
他在获奖感言说到：来坎城已经第七次了，得过一个奖，我都忘了是什么奖，得导演奖是对我的一个鼓励，拍电影不容易，尤其找到那么多钱更难。”最终侯导对于自己风格坚持获得了满场掌声。
《聂隐娘》剧照
侯孝贤曾经评价自己的电影：“我的电影在欧洲非常特别，不仅是长镜头，其实是说故事的型态跟结构，也就是角度，这个角度跟空间，是国外所没有的，我的电影比较接近道家，它没有答案，只是对人对事的一种咏叹，讲得比较容易了解的是一种心情，一种省思。
可以说侯孝贤的电影就是近代台湾社会变迁的记录，他对台湾历史的揣摩，对台湾现代文明的思考，是含蓄的，也是深刻的。面对商业诱惑但仍然坚持本心，拍摄作者电影，不愧为一代电影大师，华人之光。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