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宸亦
9月1日，由英国More4频道委任、英国著名导演迈克尔·温特伯顿执导、根据《休克教条：灾难资本主义的崛起》一书改编的同名纪录片在电视上播映。然而，该片不仅没有得到原作者纳奥米·克莱恩的赞同，甚至被评论认为是“对杰作的白痴式诠释”。克莱恩认为，政变、灾难和战争，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乐土”。然而，即便在这个“资本主义经济酿成了可悲的萧条恶果的时刻”，高盛的分红记录表明，与公众利益相悖的那部分私人利益，依然难以触及地高高在上。而温特伯顿的新片回避了这一点。
《休克教条：灾难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Disaster Capitalism）是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第三部著作，2007年一经出版，立即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单，并被翻译成20 多种文字。《休克教条》旨在推广一种雄心勃勃的理论：政变、灾难和战争，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的“乐土”，资本需要灾难。克莱恩追踪了各地灾难过后的重建过程，包括经历海啸的斯里兰卡和蒙受风灾的新奥尔良，发现这些地方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私人开发商会生金蛋的母鸡”。
灾后的一片颓垣断瓦，或者伊拉克战争的“遗址”，正是财团们梦寐以求可供随意“开发”的空白土地。正如上世纪80年代的智利、俄罗斯、英国那样，人们辨不清“自由市场”是帮助了他们，还是导向了更大的两极分化。
克莱恩此前的身份是著名的“反全球化运动”领袖，曾被《泰晤士报》誉为“35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9年前的千禧年，这位年仅29岁、初出茅庐的加拿大女记者，写出了处女作《拒绝商标》（No Logo）。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克莱恩将跨国企业的“罪行”公之于众，以启蒙大众在消费时的道德意识。她认为，正是世贸组织及G8这样的“富国俱乐部”，纵容了跨国企业的罪行。
在克莱恩眼中，菲律宾的工厂区与殖民地无异，收入微薄的工人甚至不被允许在工作时微笑，环境也犹如一片垃圾海洋，而政府因笃信“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指不给予贫困的弱势群体以资助，而期待总的经济增长最终使他们获益），对此视若无睹。然而，菲律宾工人的生存状况却丝毫没能与创造巨额收益的跨国公司挂起钩来。克莱恩的著作并非以理论分析见长，但她总能搜寻到极富说服力的事实，以证明“压榨弱国的跨国公司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恶果”。
对杰作的白痴式诠释9月1日，由英国More4频道委任、基于《休克教条》一书拍摄的同名纪录片在电视上播映。然而，曾执导《关塔那摩之路》（the Road to Guantanamo）的英国导演迈克尔·温特伯顿（MichaelWinterbottom）的解读和视角，不仅没有得到克莱恩的赞同，甚至被《独立报》的作者约哈恩·哈里（Johann Hari）称为“对杰作的白痴式诠释”（an idiot´sversion of a masterpiece）。
温特伯顿的灵感来自于克莱恩自编自导的一部与书同名的短片，单看Youtube上的如潮评论，就知道这部短片引起的争议有多大。克莱恩认为，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现代经济“休克疗法”（降低公共开支与泛滥的失业率），与上世纪50 年代精神病专家万恩·卡麦隆（Ewen Cameron）发明的所谓“关塔那摩式”的诱供心理折磨技巧（shock therapy，比如电击与剥夺睡眠）如出一辙。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实施，恰如同电影《发条橙》中那般，首先需要通过电击一个人，从而完成震动（shock）后的重造。克莱恩根据臭名昭著的美国反间谍审讯指南《1963 KUBARK》，拍摄了一部将“休克疗法”与审讯技巧相提并论的动画短片。
温特伯顿的影片杀青后，克莱恩立即声明拒绝为此署名，并且完全不苟同温特伯顿的叙事角度。哈里指出，克莱恩揭穿了弗里德曼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巨大谎言；在目前的萧条时代，这个阴谋尤为明显—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为金融危机提供了温床。华尔街金融企业家们通过向全球兜售遗患无穷的“次贷产品”，把各种债务转嫁给他人和其他国家，最后又大多“乘着金色的降落伞安然离去”。温特伯顿却对该问题只字未提，是对原著的严重篡改。
[NextPage]智利的“奇迹”
《休克教条》讲述了新自由主义第一个“牺牲品”智利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兴起，这批经济学家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让市场自由运作，以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们相信，自由市场的体系是完美的科学系统，如天体般自由运转。他们急需一块“空地”去实现他们的乌托邦事业，于是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即上世纪70年代末，智利成为首块“试验田”。
在美国的安排下，智利首先派遣了一批人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这些学成归来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与当地势力合作，成立右翼政党，企图颠覆原来的左翼政府，贯彻新经济政策，只可惜屡战屡败。
1973 年9月11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枪杀了总统阿连德，逮捕、杀害了大批反对者，民选政府变成独裁军政府。这一血腥政变史称“智利9·11”。信仰自由经济的“芝加哥男孩”不仅是独裁政变中的主力，之后又成为皮诺切特政权的经济顾问。
“芝加哥男孩”提出的经济建议是，采用弗里德曼所谓的“休克疗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通过货币印刷来解决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削减20至25个百分点（军事开支除外）、裁减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停止工资和物价控制，迅速地减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国家银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消除贸易壁垒，降低外国进入本国的投资成本，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
一年以后，智利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375％，比阿连德在任时翻了一番。老百姓生活困苦，收入的74％用来买面包。当大家的信心开始动摇时，弗里德曼访问智利，在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上，他说：“智利目前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40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而目前正是处于扭转到‘正确的轨道’的关键时刻。”弗里德曼认为，虽然短期内社会成本比较高，但应该坚持下去，并鼓励更快更彻底的经济自由化。
于是，皮诺切特政权进一步取消公共教育机构、医院、幼儿园、坟场、安保系统的国家控制。1982年，智利接近崩溃，失业率高达30％，比阿连德时代高出十倍，要不是为智利提供了85％外汇储备的国营铜矿公司codelco的存在，智利或许已经解体了。皮诺切特只好让国家重新接管了将近70％的银行系统，并重新控制金融、工业、价格和工资。到1988年，虽然国家趋于经济稳定，但45％的国人生活水平低于穷困线，并成为全球排名第8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然而，谈及自由市场，人们仍认为弗里德曼帮助过智利，新自由主义是使智利成功的“奇迹”。
自由经济的矛盾
克莱恩在《休克教条》中指出，智利的故事从未停止发生。那些实施自由主义经济系统的国家，碍于美国的压力，为跨国企业开辟新市场提供条件，从而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分工布局中，“自由”概念又增加了新的内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而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则依次处于价值链的中端或低端。可以说，任何一国要实现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不仅要依赖于自身的努力，而且日益取决于其它国家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国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上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造成“少数国家人民自由、多数国家人民服从”的国际政治态势。
而美国自身也遭到了“自由”的巨大打击—金融危机的肇事者，是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分不开的“金融创新”，是美国国会和政府对华尔街完全“自由模式”的放松监管政策。曾经，相信自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弗里德曼理论横行了30 年，如今需要通过带有严重的政府干预思想的托宾（James Tobin），以7870亿的经济刺激法案来解决问题。
托宾曾说，在金融市场中，私人的动机和公众利益不会总是一致。曾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他在写给诺贝尔委员会的论文中说：“全球社会和政治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惨败。经济学曾经并依旧给人们带来希望，只有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学，才能让人更好地了解人类的命运。
（实习编辑：周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