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之中，几个沿着山坡而上的黑影给平静的山谷陡然增添了一丝不祥的色彩。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就在这厚厚的山岩之下，传说里面埋藏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靠盗墓一夜暴富的人并不在少数。
可是，眼前这些人的目标仿佛并不是价值连城的财宝，他们看中了耸立在山坡上的几幅石雕。
几天的连阴雨让碑林博物馆显得有些冷清，两位游客在空旷的博物馆里十分显眼，他们并不四处游览，而是直接走进了碑林的石刻艺术室。那里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在吸引着他们吗？
石刻艺术室里，昭陵六骏静静的站在那里。这两位游客的目标正是这些神奇的石马。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陵前摆放的六匹战马石雕，据传是唐太宗生前征战时的坐骑。
然而，与其他帝陵上的陵寝化石兽极为不同，昭陵六骏是曾经跟随唐太宗征战的战马，甚至连马身上所中的箭也一同刻了上去，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六匹马在建立大唐王朝的过程中为唐太宗立下了不朽之功。于是在修建昭陵时，太宗皇帝特意下诏命人雕刻了六匹战马的写真石雕，以便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可以让心爱的坐骑陪伴左右。
新千年伊始，国家邮政总局计划发行一套以马为题材的邮票。昭陵六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两位神秘的游客正是国家邮政总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此行就是为国宝昭陵六骏发行邮票而来。
马骥是碑林博物馆的老馆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对文物的研究鉴定很有一套。工作之余，他对集邮也很感兴趣，每逢周末都会穿梭于西安市的各大邮票市场里，时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在这里，打听起碑林的老马来，几乎无人不晓。
世上的事总是这么巧，当国宝和邮票联系在一起，精通文物酷爱集邮的老马，马年的主角昭陵六骏，许多与马有关的人和事就这样走到了一起。然而马骥还不知道，这项看似平常的工作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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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里，来自各界的专家从文博，历史，美术等多个角度对昭陵六骏邮票的设计进行了论证，论证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的意见终于得到了统一。在不违背昭陵六骏石刻破损状态的前提下做适当的技术处理，使设计出的邮票既具有历史感和文物感又不乏美感。一番讨论之后，发行方案基本敲定了。
第二天大清早，两位邮票专家就启程了，他们要前往礼泉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一番盛唐气魄。这似乎也是两位专家几天来最放松的一天，因为结束今天的考察后，他们就可以返回北京了。
昭陵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仅仅陪葬墓就有180余座，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尤其以风格独特的唐代书法、雕刻、绘画著称于世。1979年，国家为了保护陵区内的珍贵文物，在陵墓原址修建了昭陵博物馆。
然而很快，两位专家的心情就不那么轻松了。在与昭陵博物馆同志的交谈中他们得知，昭陵博物馆和碑林博物馆在对昭陵六骏的命名和摆放上竟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两位专家怎么也不会想到，世人瞩目的国宝背后竟然还暗藏着悬而未决的疑惑。看来，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浮出水面。
在昭陵六骏中，什伐赤和青骓这两匹马同在东边一列，马头都朝向同一侧，又都是四蹄飞奔，它们的形态及其相似。然而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也让两匹马的细部特征因为严重的损坏而难以分辨。所以，单凭石雕已经很难对两匹马的命名和排列做出准确地判断。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位邮票专家显然有些猝不及防。原本轻松的心情被重重疑虑包裹的严严实实，沉闷之中透着沮丧。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和即将回家的喜悦就这样被几只马蹄踏得粉碎。他们怎么也不明白，如此著名的国宝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命名和排序呢？
回到碑林，两位专家立即找到了老马，向他讲述了昭陵之行的意外发现。他们把找到答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马骥的身上。
两位专家原想从老马那里找到答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更加深了他们心中原本就有的疑虑。而且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疑虑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消除的。可是六骏的命名和排序却是关系到这组国宝能否顺利发行邮票的大事，思量再三，邮票专家决定把这个毫无头绪的难题留给马骥。
二十年来，马骥曾无数次的从昭陵六骏身旁走过，然而今天，他却恍惚间觉得昭陵六骏并非那么简单。
昭陵六骏在碑林博物馆陈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没有人对它们的命名和排列产生过质疑，那么，今天的争议又是从何而来呢？事情还要从上个世纪初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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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一天深夜，西安市的一个警察所里，几个警察正百无聊赖的下着象棋，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了。一个神情慌张的人带来一个真假莫辨的消息：有人偷运了一批及其珍贵的文物，而且很快就会通过这里。
两天后，崎岖的山路上一驾破旧的马车缓缓驶过，刺耳的响声在山谷中回荡着。赶车人似乎被毒辣的阳光烤得有些招架不住，无精打采的晃动着手中的皮鞭。路边地头上几个农民正在乘凉，然而当马车驶近，他们却立刻警觉起来，几个人迅速向马车围拢过去。掀开车上的稻草，藏在下面的精美雕花石块立刻显露出来，看来，这就是消息里提到的那批珍贵文物。然而通过审问得知这些人只是受人雇用的赶车人，对盗卖文物一事毫不知情。
这些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石块被拉回了警察所，官方请来当地颇有名望的老者，请他帮助鉴定这些石块究竟是什么。结果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些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石块果然大有来头，它们是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如果说金银珠宝价值连城的话，那么昭陵六骏就是无价之宝。虽然已经被砸成碎块，但总算没被运走，这似乎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可是欣喜并没能持续，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眼前的昭陵六骏只有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四幅石雕，而飒露紫，拳毛騧却不见踪迹。
后来，在对当地村民的调查中才得知，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早在几年前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然而究竟是被什么人盗走的，现在何处，人们却一无所知。
正是由于几度遭到盗卖，昭陵六骏被迫离开了最初的摆放地——九嵕山，也使得它们的命名和排序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令人无从破解的谜团。
1950年，六骏中被截获的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移入了当时的西北历史博物馆收藏，也就是今天的碑林。
在这里，历尽磨难的昭陵四骏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延续往日的辉煌。
1961年，为了重现昭陵六骏的历史风采，碑林博物馆根据照片复制了飒露紫和拳毛騧，并把它们和另四幅石雕放在一起进行陈列。而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碑林会因为这几匹石雕战马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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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骥在藏书室里找到了一本名为《长安史迹考》的书，这本书是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的。
足立是日本静冈人，1906年来到中国，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教书之余，他经常寻访周边的古迹遗址。回国后，他根据收集的大量资料编写了《长安史迹考》一书。
在这本书中，足立详细记录了他曾踏访昭陵，亲眼所见六骏安放在昭陵玄武门的情况，并刊出了一组照片，如今碑林博物馆的陈列就是以这些照片为排序依据的。
马骥认为如果能证明照片的可信性，那么昭陵六骏的命名和排序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于是，马骥开始对这些老照片进行仔细的分析。
石刻艺术室里，马骥仔细观察着眼前的六骏石雕，希望能够理出一些头绪。一幅幅老照片随即又在脑海中快速闪过。既然照片是在昭陵拍摄的，那么这上面或许就能找到更多反映排序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或许就隐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等待人们去发现。
他发现在这些老照片中，处在同一排的三幅石雕中，只有正中间的石雕照片中没有透视变形，而处在左右两边的石雕照片都有明显的透视变形。
这说明拍摄者是将相机固定在正中间的石雕前，在这个固定的位置上变换角度拍摄了三张照片。也就是说，从照片的透视关系上就能判定三副石雕的位置关系。
如此说来，照片上马的排列顺序的确是客观的，而且，根据所注的拍摄时间1909年，是在昭陵六骏被盗之前。
由此，马骥断定足立的照片是可信的。这就从侧面印证了碑林对昭陵六骏的命名是符合原始排序的。
然而昭陵博物馆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依据。在礼泉县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同治初，花门变起，昭陵殿庑尽毁。东西两壁六骏皆断泐，露立风雨中。
同治是大清朝代中一个较短的王朝，从 1861到1874年，只有十三年时间。而足力的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初，要远远晚于同治时期，如果六骏真的毁于同治初年，那么足力拍到的又怎么会是原始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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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做了这样的假设：很多年后，终于有人着手维修“昭陵六骏”，九嵕山险峻的地势给工程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工程一定持续了很久，参加维修的人也换了一拨又一拨。或许就在这期间，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六骏中某些马的位置被倒置了，这其中就包括青骓和什伐赤。
若干年后，日本人足立喜六登上九嵕山，维修后的六骏依然耸立，遮蔽六骏的房屋却在风雨中再次衰败了。足立记录下了他所看到的景象：什伐赤，东庑北端；青骓，东庑中央。这样的命名，马名的排列顺序没有变，但是青骓与什伐赤的位置已经颠倒了。
如果这种假设是成立的，那么足立在《长安史迹考》中刊出的六骏照片也就不足以作为排序的依据。难道碑林博物馆坚持了半个世纪的排序将就此遭到颠覆？
这一天，正在书堆中苦苦寻找线索的马骥突然接到了昭陵博物馆的电话，六骏排序的依据已经找到了。
昭陵博物馆所说的证据是馆内收藏的一块《昭陵六骏》碑，这块碑是宋代一位叫游师雄的地方官重修太宗庙时命人刊刻的。
《昭陵六骏》碑的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游师雄踏察昭陵的题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昭陵的所见所闻。
碑的下部则将六骏的形象用线刻画的形式分两栏对称刻在碑上，非常生动。每匹马的旁边还注明了名字、顺序、毛色、中箭之状以及参加的战役和唐太宗对马的赞誉之辞。
然而，《六骏》碑上所描述的青骓，两条后腿上下分开，双耳间的鬃毛向后直立，这些特征与碑林博物馆命名为什伐赤的马相一致，而《六骏》碑上所描述的什伐赤，两条后腿并拢，双耳间鬃毛自然垂下，这些特征又与碑林命名为青骓的马相一致。而在其余四匹马的刻画上，昭陵博物馆与碑林并无差别。游师雄《昭陵六骏》碑上对青骓和什伐赤的描述恰恰却与碑林博物馆对青骓和什伐赤的命名相反。那么，究竟谁才是正确的呢？相比拍摄于上世纪初的老照片，宋代的六骏碑似乎更为可信。
一次邮票发行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国宝，实地考察却牵出尘封已久的秘密。文博专家马骥临危受命，力图揭开六骏命名排序之谜。几经转辗，论证工作几乎陷入绝境。马骥能否还原历史真相，昭陵六骏身上还暗藏着多少玄机？焦急之中，马骥决定前往礼泉，那里还有更多未曾破解的秘密在等待着他。
中午时分，马骥赶到了昭陵博物馆，静悄悄的博物馆里，只有树上的知了无休无止的噪叫着，似乎是要有意考验一下马骥的耐心。马骥一边听着讲解，一边焦急的等待工作人员打下《昭陵六骏》碑的拓片，他要把碑上的信息复制下来，带回西安仔仔细细的研究明白。如果进一步的分析证明《六骏》碑是可信的，那么围绕着昭陵六骏的谜团就要云开雾散了。
从礼泉回到西安已经很晚了，可是马骥一刻也没有耽搁，他马上回到办公室，小心翼翼的斟酌起《六骏》碑拓片上的一字一句，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
马骥发现游师雄在六骏碑上的记录的确十分详细，在他的题记中，甚至对唐史中误把“杲”字错写成了“果”这样一个及其细微的错误都作出了指正。
照此说来，游师雄对六骏的描述似乎才是符合原始情况的，如果真是这样，碑林博物馆里的六骏就要重新摆放了。
[NextPage] 然而很快，马骥似乎又有了新的发现。题记上的一段文字引起了马骥的注意。
阎立本是贞观时期声名显赫的画家，他长期出入宫廷，许多作品都为唐太宗授意所作。在《宣和画谱》中对阎立本的作品多有记载，却唯独没有六骏图的踪迹。
石碑上的重重疑点，似乎使马骥对游师雄在自己心中刚刚建立起的信任又大为降低，他更加仔细地斟酌着拓片上的每一处信息。
游师雄在题记中写道，他后来看到《唐陵园记》这么一本书，书中记载马赞并非十八学士所做，而是唐太宗自己撰写的，并敕欧阳询书。
一时间，马骥也有些无从下手，他决定第二天再继续探寻。
游师雄的昭陵六骏碑上竟然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巧合，这些无从考证又无法解释的疑团搅得马骥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马骥就来到了办公室。
清晨的阳光从窗口投射进来，却没能穿透积压在马骥心中的疑云，在即将度过的这一天里，谁也不知道马骥是否能够有所收获。
游师雄在六骏碑上对排列在左边一列的第二匹马作了这样的描述：青骓，东第二，苍白杂色，前中五箭，平窦建德时乘。而对第三匹马的说明文字则是：什伐赤，东第三，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
六骏碑上说“青骓，前中五箭”，那么，石刻室里身中五箭，并且箭尾方向都朝前的马应该是青骓，也就是排在左边第二位的马，这匹马头顶的鬃毛从双耳间自然垂下，但在游师雄的六骏碑上，“前中五箭”的马，头上的鬃毛却是向上直立冲后的。由此我们可以猜测，或许是六骏碑上的线刻画将青骓的特征画错了。
在六骏石刻中，“前中五箭”的马，后腿部分虽然严重残损，但仍能依稀看出两条腿基本是交叉的。但在线刻画上，“前中五箭”的马，两条后腿却是分开的，很显然，这一特征与石刻本身是矛盾的。
马
对游师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身上一定还隐藏着更多谜团。马骥找到游师雄主持刊刻的《唐太宗昭陵图》的拓片，在这张图上，详细记载了陵区内的具体情况，包括陪葬诸臣的名位，墓的方位。或许从拓片上能够找到和昭陵六骏相关的更多信息，从而揭开六骏命名排序的真相。
有了《唐太宗昭陵图》的佐证，马骥更加肯定游师雄在《昭陵六骏》碑上的描述并不完全可信。可是足立喜六的老照片和游师雄的六骏碑似乎又都存在破绽，青骓和什伐赤的定名还是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那么，解开排序之谜的钥匙究竟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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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骥决定暂时抛开眼前纷繁复杂的局面，重新开始对昭陵六骏的调查。
马骥发现，史书上有关于昭陵六骏的记载非常稀少，而且竟然没有一部专门论及的著作。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也丝毫不为夸张。即使在六骏诞生的唐代，也只在唐书等史料中有寥寥几笔的记载，还只是笼统地称之为“石马”，似乎从那时起就没有人窥见过六骏的真实面目。
既然查阅史书这条路行不通，于是马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礼泉，希望能从昭陵附近的村子里打听到一些信息。
然而，除了一些有关昭陵六骏的传说，马骥几乎一无所获。
在随后的考察中，马骥的脚步更加密集的散落在九嵕山的山坡之上。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建筑礼制有坐北朝南的讲究，因此，皇宫建筑一般都会由北向南延展式的建造。皇帝王侯自古以来讲究“视死如生”，为了满足自己千秋万世的统治欲望，他们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也会按地上的宫殿布局和讲究来进行规划。
但是，特立独行的唐太宗并没有依照常例把六骏放在陵墓南侧，而是摆在了陵北，也就是自己的身后。这样有悖常规的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这样的安排跟昭陵六骏的排列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隐含的联系呢？因为一时间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马骥决定索性沿着这条路探查下去，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昭陵主陵位于九嵕山的主峰。嵕，就是山梁的意思。九嵕山，也就是九道山梁交汇在一处而形成的山峰。在诸多山梁中，北麓的山势相对南麓要平缓许多，把六骏搬运到这里，似乎更能节省人力，降低工程的难度。但是，这或许并非主要原因。
玄武门位于唐长安城的北部，李世民在位期间，唐王朝的很多重要的活动都曾在这里举行。
几天的考察，马骥虽然解开了一些和昭陵六骏相关的迷，但是六骏的排序还是毫无头绪。马骥只能暂时返回西安。
石刻艺术室里，面对着相识了二十多年的昭陵六骏，马骥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之前他根本未曾想到在这六匹石刻战马的身后竟然暗藏着如此之多的玄机。
马骥又一次来到礼泉，回到了九嵕山下的小山村。这一次，村民们都认识他了。看到马骥，大家都会亲切地说：马专家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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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骥经常坐在山上冥思苦想。村民们总能看到他好像着了魔一样，在山坡上独自徘徊。
这天，同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马骥就上山了。夏秋时节，山里的雾气很重，只能隐隐约约看清前面不太远的地方。
来到山上，雾还没有散，几天来的徒劳让马骥有些疲惫，兜里的烟又派上了用场。
不一会功夫，雾气渐渐散了，转眼间九嵕山的轮廓又呈现在马骥的面前。
望着九嵕山，不知是几天来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还是突然打开了思路，冥冥之中马骥萌发了这样的想法：昭陵六骏的摆放会不会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如果能够找出规律，排序的难题不就容易解决了吗？
想到这儿，马骥一刻也没耽搁，甩开步子就下山去了。
村口的人们看到他回来都很惊讶，以往老马天不亮就上山，直到天黑才下山，今天怎么只去了个把钟头就回来了。在大家眼里这的确有些异常。可是马骥顾不上和大家解释，像个孩子一样急匆匆跳上车回西安了。
回到碑林，已经是晌午了。这条路马骥已经走过无数次了，然而今天走起来却有些不同。来到石刻室，看到昭陵六骏，马骥的心情就仿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一般兴奋。
昭陵六骏的各种信息迅速在马骥脑海中闪过，当他走到飒露紫面前时，
史书上的一句话似乎又重现在他眼前：贞观中，诏斫石为人马，象拔箭状，立昭陵。
这句话出自《新唐书．邱行恭传》，描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平定中原时的一个战斗场景。
在六骏中，飒露紫是唯一刻有人像的战马。当初摆放时，飒露紫被安排在西边三匹马之首的位置。如果以皇帝坐北朝南的传统来定位，那么西边正好是右侧，这似乎正符合中国古代以右侧为上的礼制，也正好能够印证史书上对邱行恭的记载。或许，这就是六骏排序中隐含的规律之一。看来，马骥的猜测是有根据的。
既然飒露紫的摆放隐含着古人尚右的礼制，那么除此之外，昭陵六骏的摆放中或许还暗藏着别的规律。找到这些规律，青骓和什伐赤的定名自然就会水落石出了。马骥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那么，如何从眼前这组不完整的石雕中摸索出规律呢？马骥决定用自己的土办法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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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是文博工作中使用的最普遍，最直观的方法。在其他手段都建功乏术的时候，马骥想到了自己走了大半辈子的这条老路。
马骥仔细的观察着眼前的六骏。思绪又一次飞回了昭陵六骏的原始摆放地——九嵕山。
六骏在昭陵上是分东西两列相向摆放的，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开来。其中特勤骠和飒露紫分别位于东西两列的最南端，中间是青骓和拳毛騧，两列最北端是什伐赤和白蹄乌。这也符合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中的对称原则。青骓和什伐赤又同在东边一列。
想到这里，马骥似乎已经成竹在胸。
至此，一场有关国宝昭陵六骏的争论终于平息了。
整套邮票只有总的标题《昭陵六骏》，并未标注每匹马的名字，昭陵六骏身上隐藏的秘密或许永远也解不开，但是唐太宗的战马仍以呼之欲出的气势吸引着我们探寻下去。
（实习编辑：陈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