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1日，万圣节和万灵节之间的那个夜晚，意大利作家、“后新现实主义时代”的电影导演帕索里尼在罗马郊区被一个17岁的男妓用棍棒击杀，时年53岁。这位毁誉参半的大师的猝然暴毙震动了欧洲文艺界：教士们在他尸骨末寒时便开始驱除他的“邪恶魂灵”，而他的朋友、学生和崇拜者们(其中包括萨特、贝尔托鲁奇和罗兰·巴特)则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尊奉他为“圣·皮埃尔·保罗”。
批评家们对帕索里尼的死的评论是：“死亡模仿艺术”。这位著名的异端人物一生桀傲不驯。他以其残酷、暴烈、令人惊怖的电影、文学作品，以其明目张胆的。犯上作乱”和传奇般的生活故事来颠覆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说法“。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的被杀似乎是他的艺术作品的一个情节，一个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结局。
帕索里尼1922年3月5日生于意大利波伦亚。他在故乡上完中学和大学，战时被征入伍，战后他捣家人避难费留里这个贫困落后的北部地区，在中学任职，并以该地方言发表诗作。当时，以方言写诗，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称得上是一项创举。1947年他加入共产党，同时开始阅读意大利共产党精神领袖葛兰西的著作，1949年他被控“道德败坏”，被革除教职，遂与母亲赴罗马定居。50年代初，他任教于罗马邦区贫民窟学校。于是他目睹了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的被社会所遗忘了的生活角范：这里有骗子、窃贼、强盗、妓女、妓男，有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有肮脏、下流、背叛……他记录表现这些社会历史边缘人物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屡道非议，但他声称：“真正的残酷来自事物本身，是生活的本质使人恐怖。”在此其间，他先后写了《生活的年轻人》、《激动的生活》等反映罗马贫民生活的小说，在当时是为人瞩目的新进小说作家。而且由于他的小说比较注重视觉，特别受电影人的喜爱，很多导演纷纷邀请他撰写剧本。他曾先后为马里奥苏迪特、费里尼、波罗格尼尼等人撰写剧本。其中费里尼的两部名作《卡比利亚之夜》和《甜蜜的生活》就是与费里尼合写的。当时还年轻的贝尔托鲁奇对帕索里尼极为尊敬，并请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为他写了处女作《死神》的剧本。
帕索里尼称得上是一个混乱躁动的巨大的矛盾综合体；他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军官，母亲是一位反墨索里尼的敏感的农村妇女；他是战后艺术界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意大利共产党在1949年以同性恋为由将他开除；他景仰神圣和主，但他14岁就放弃了天主教信仰并一生与教会公开对抗；以无产阶级左摄自居的他在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站到了警方一边反对学生革命；他批评电视开创了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但是他在影片《定理》和《天方夜谭》中公开蓄意地表现色情；他的影片《软奶酪》因渎神而给他带来了四个月的监禁；而两年之后，他又以《马太福音》一片获天主教电影大奖；这位被称为“文质彬彬、具有深厚美学修养”、反对野蛮暴力的诗人、小说家却拍摄了据色情作家、臭名昭著的萨德侯爵的小说改编的影片《索多玛120天》，在银幕上展现了肮脏、血腥、不堪入目的场面(这部帕索里尼绝笔之作在所有国家均被禁映)；直到生命完结的前一天，他还在为同性恋者的平等地位而疾呼，而他却固执地视堕胎为法西斯主义行为……
作为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帕索里尼的目光总是凝聚在生活在资产阶级世界之外的苦难者身上。他出身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但是他深入骨髓地自我憎恨：“我同莫拉维亚和贝尔托鲁齐一样，是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说，是个狗屎蛋。”他热爱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阶级，他经常在影片中搬演、重现圣经中耶鲜受难的场面，而被他视为现世基督的人物往往是窃贼、抢劫犯之流。他以其特有的风格来“污染”神圣。但是他认为：真正被污染的是罗马郊区的贫民百姓和广大的被剥削阶级，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庸俗油滑的资产阶级用虚伪透顶的教义来“污染”纯真率直的无产阶级群众。
帕索里尼永远是矛盾和争议之源。他在1964年改编拍摄了《马太福音》，将圣经故事以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搬上银幕，并以近乎纪录片的方式运用镜头和调度，在他看来，马太是基督众使徒中最入世、最具革命倾向的一位。但几乎遭到了当时所有“进步的”左翼分子的强烈抗议。
在现代语言学与神话人类学之间微妙的关系影响之下，帕索里尼的创作开始偏离“新现实主义”的传统，转而关注神话和意识形态，同时继续构筑他的史诗宗教的认识体系。他改编拍摄了《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亚》。在前一片中，他改动了那些人所共知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主人公借以表达他个人的观点：俄狄浦斯不是一个遭到命运诅咒的悲剧人物，而是一个拒绝理性地自我反思而走向毁灭的暴徒。他最终瞎眼、流浪，罪有应得(这正是盲目愚蠢的现代人的写照)。这两部影片进一步确定了帕索里尼对边缘文化和前工业文明的依恋，他认为资本主义建立了丧失了神话感性的世界，使人们丧失了对神化身份的认同感，丧失了与大自然的和谐。于是在《美狄亚》中，美狄亚象征无产阶级的复仇就具有了新的含义：他们借助巫术神话的力量战胜理性与秩序，获得解放和自由。
他晚期的“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天方夜谭》则更近于一种“狂欢”，一种大众神话。这些影片以精妙绝伦的奇观景象、轻松幽默迹近下流的色情笑话和精心编排的异国情趣获得了惊人的票房。这三部影片标志着帕索里尼中止了他对古老传奇的现代寓意的探究，脱离了神性的护佑，转而与民同乐。他深信“生命三部曲”在性爱上坦然不讳，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强加在人民身上的物化和异化统治的“政治抗争”手段。“身体始终具有革命性，因为它代表了不能被编码的本质。”归根到底，身体生命是不能被禁锢的。
在1975年，帕索里尼完成了自己最警世骇俗的最后一部电影《索多玛120天》，将法国最“臭名昭著”的性作家萨德侯爵的作品搬上银幕。萨德侯爵在法国以致世界文学史上一向难登大雅之堂，他的作品以性风俗尤其是虐待狂的大肆描绘而著称。现代学术界在研究虐待狂这一现象和病例时，就采用萨德的姓氏命名。该作者最著名、最遭非议的就是这部《索多玛120天》。帕索里尼却将之更进一步，将时代背景定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并使原作中狂乱的文字化为影像，实在是惊人之作。有人称这部影片是“一部不可不看，却不可再看”的影片。
帕索里尼始终在他的生命激情、性意识形态和政治两极之间摇摆撕裂，一边是美学、异教、隐逸，一边是现实、大众和革命；一边是弗洛伊德，一边是马克思。他不断地否定自身，超越自身，抛弃自身，直至死亡。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