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两个星期之后又开机了。我们还有几个在游艇里的内景戏要在华沙拍摄。我迫不及待要重新工作。在陆地上的拍摄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所有的内景戏在两天内全部拍完。

　　我就如同一只即将在别的鸟窝中下蛋的布谷鸟，把《哺乳动物》的底片混入《水中刀》的最后一批底片中一起拿到洗印厂洗印。多亏科梅达作曲和博萨克出面说话，一家短片制片公司才肯出资让我们完成《哺乳动物》的后期制作。弗里克夫斯基不是正式的专业电影工作者，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哺乳动物》的片头字幕上，这使我感到遗憾，也使弗里克夫斯基感到失望。我们知道，他之所以受到这种典型的官僚主义斤斤计较的对待，是因为他是私人业主的儿子。

　　《水中刀》的剪接工作将在弗罗茨瓦夫进行，因此我需要再次乘车上路。制片人拉斯科夫斯基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次告别晚会。我在晚会上结识了一位魅力无穷的女模特雷娜塔。

　　——不要跟她浪费时间，这是一位卖弄风骚的女人。

　　拉斯科夫斯基小声对我说。

　　我很快把他的话当作一种挑战。我把雷娜塔带到阳台上。我们一边欣赏市内的夜景，一边聊了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对我来说就像几个小时一样。我发现她对我怀有兴趣，心中暗暗高兴。雷娜塔见我兴致很高，兴奋起来。我们两人沿着安全梯走到楼顶，冒着秋天的雷阵雨水乳交融了一番。

　　《水中刀》的原声根本无法使用，我们必须重新作一条声带。影片的后期录音由涅姆奇克一人负责。我认为两位主角的声音还不近如人意。我除了为影片中的搭船者担任配音外，还请来一位专业演员为乌梅克卡配音。这位专业演员认为《水中刀》一无是处。自从我在楼顶上同雷娜塔的那次合欢之后，我们经常一道外出。现在她又赶到弗罗茨瓦夫来找我。她很高兴我让她看了《水中刀》的工作样片。我的工作似乎得到了她的承认，我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因为这使我看到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是能够理解影片主题的。

　　《水中刀》剩下的最后一关是审查。影片要在波兰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官员面前放映，然后这些官员还要展开讨论。传说当时的波兰电影审查委员会主席耶日列文斯基每次电影放映结束后先去厕所。这样他从厕所回来后便可知道同事们对影片的意见和态度，以便自己最后表态。这个传说在审查《水中刀》时得到了证实。影片放映结束后放映室里的灯还未打开，列文斯基就匆匆走出放映室。他回来时，看到大家讨论的气氛倾向于通过这部影片。但这位审查委员会主席却坚持要我修改影片的结尾。

　　——最后得让他们回家或进警察局。只能在这两个结局当中选择一个。

　　列文斯基对影片的结尾提出了这样的修改意见。

　　让观众自己去思考故事的结尾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认为，影片的结局不是正面的就是反面的，但最好是正面的。博萨克建议剪掉影片最后一组镜头中的两个镜头以减低影片结尾含糊不清的成分。这样足以使影片获得顺利通过。

　　我们还组织了记者来观看这部影片，但结果是灾难性的。自从《银幕》发表了那篇文章之后，评论界就对这部影片没有好感。他们拒绝接受影片主人公、一位波兰体育记者拥有一辆标致车和一艘游艇这样一个事实。波兰的少数人们开始迅速地富裕起来，而《水中刀》是对波兰特权的一种抨击。大部分评论家受政治热情的驱使纷纷提出我这部影片的主题究竟要表现什么。我经常出国旅行以及我周围各类形形色色的朋友为这些评论家提供了论据。“波兰斯基学电影就是为了走遍世界。”一个拙劣的评论家这样写道。《政治》报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发表了一篇主持公道的文章，《青年旗帜》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影片毫无特别的动人之处。导演对现代人缺乏正确的看法，可以说影片中的所有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找不到的。”还有一篇评论文章附和这篇文章的调子，竟称《水中刀》是一部不值一看的片子。

　　当时的波共总书记哥穆尔卡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影片中的人物对波兰整个社会来说既没有“代表性”，也没有“意义”。国家最高领导都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看来要说《水中刀》是一部好片没有巨大的勇气是不行的。但博萨克却有这种巨大的勇气，他像见义勇为的侠客似的对一个记者反驳道： “我只关心三种人的意见，即电影工作者、艺术家和电影观众的意见。对于我来说，哥穆尔卡同志不属于这三种人，因此，我对他发表的意见没有留下印象。”

　　作为对《水中刀》的反宣传，开麦拉影片公司取消了首映式后的盛大宴会，影片只在几家小影院内秘密放映。我不再指望这部影片在波兰公开发行。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如果我还想在波兰拍片，至少要待几年的时间。我在回到克拉科夫向父亲和万达告别之后，开着奔驰车沿着通向法国的公路飞速行驶。这辆汽车是我的婚姻给我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

　　这一年，春天来得很晚。冬天最后的风暴遗留下来的冰雪痕迹在苏台德山脉随处可见。周围一片片苍白的世界使我触景生情。我一边开车，一边对我的过去作了一个小结。我的过去充满了消极的历史，没有积极的东西。我的第一部长片遭到失败，芭芭拉抛弃了我，我失去了一个最亲爱的朋友，而且还险些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在巴黎一无所有，既没有拍片计划，也没有住房，没有钱。我拍《水中刀》的报酬是以兹罗提付给我的，它是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在从波兰到巴黎的一路上，我一直处于虚无缥缈之中。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