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平凹
三秦大地，似乎是一块有着神奇力量的土壤。这里曾经是13个王朝的故都，拥有着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同时，这里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农业文明在这里生生不息。在陕西作家中，不管是柳青、杜鹏程，还是陈忠实、路遥，以及大部分出生在上世纪40至60年代的作家，他们几乎都来自乡下、出身农村，从小读的是“十七年”文学，受的是现实主义教育，这便决定了现实主义、农村题材一直是陕西文学的主流。贾平凹亦不例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便有意地在作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当然，这是属于陕西、属于商洛地区的根据地。贾平凹几乎认定了，自己这辈子基本上就是要为农村和农民写作的，原因再简单不过，“这块地方长萝卜，肯定就是长萝卜，长不了别的蔬菜”。
然而，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的是，贾平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种近乎于“巫”的东西，比如《秦腔》中那些纷繁的山野风情、《老生》中那活得超越了生死的唱师等等。贾平凹说，这些东西同样来自生活，来自自己童年时期的乡村记忆。贾平凹的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在秦岭以南，是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交界的地方，自古以来便流传着许多半真半假的神话传说，也有着一套复杂而完备的乡村习俗。他小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医疗条件落后，人们常常用风水、念咒等方法驱散病魔，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习惯、成了信仰。时至今日，贾平凹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步骤和程序，甚至有时也会自己做一回“巫师”，“大多是安慰性质的，缓解焦虑吧”。写作中的贾平凹常常会回想起这些“怪力乱神”，他说在小说中写这些并非是为了猎奇或刻意表现，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一整套复杂的管理办法，这其中包括宗教、氏族、伦理、行政、法律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谓的风俗、习惯其实就是为了维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存和信仰的一种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只有真实地写出这些，才能完整表现农村生活的真正形态。
长篇小说《老生》的封底上印有作者贾平凹的自述：“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出生于1952年的贾平凹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正是因了心中这不容怠慢的使命感，如今已年逾花甲的他始终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着佳作。近年来，从《高兴》《秦腔》《浮躁》，到《古炉》《带灯》《老生》，每隔一两年，贾平凹都会奉上一本厚重的大长篇，而每一次写作都是他对自己发起的新的挑战。贾平凹的勤奋和创造力令人感佩，也正因此，他被读者和批评家赞为文坛“劳模”。
贾平凹曾说过，“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我感到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趣味，也是人生态度，情操所致。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断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待提笔时才能写出要写的东西。”不管是“商州系列”和《土门》《高老庄》《秦腔》，还是最近的《带灯》《老生》，贾平凹的笔墨全都倾注在陕西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上世纪70年代，贾平凹从老家棣花镇来到西安，几十年来，他从未切断自己与故乡、与农村的精神联系。80年代以来，贾平凹跑遍了陕南几乎所有重要的乡镇和村庄。他从来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作家，总是喜欢出去看看。“下去走走”是他的喜好，去上海、北京看看是因为想要了解中国目前最发达地区的风貌。有意思的是，走了这么多年，贾平凹始终乡音未改，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他永远都操着一口浓郁的陕西腔，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标志。在小说中，陕西的方言、口语也会不时出现，因为“老家的土语口语最能表达那个意思，非要说成普通话就怪得很”。贾平凹深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生活在城市看不出来，常年待在农村也看不出来。只有跳出来，站在西安看老家，站在老家看中国才能看清楚。只有像这样‘抓两头’，才能掌握中国社会的形态”。
2010年底，刚刚结束《古炉》创作的贾平凹来到了着名的贫困县——甘肃省定西县。他在这里扎扎实实地生活过、观察过、思考过，如此，便有了《定西笔记》。在十几天的行走过程中，贾平凹深切感受到了贫穷，同时也发现了这种贫穷掩盖下的璀璨的精神文化。早在1996年，贾平凹就曾下江南“体验生活”，归来创作了《江浙日记》。与之相比，《定西笔记》无疑是更进一步的。贾平凹很清楚其中的差别——前者是考察，后者是真实的生活感受。所以他一般不喜欢团队采访，认为那样很难看到最真实的东西，目之所及基本上都是被安排的、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好的地方。贾平凹喜欢“自己去，最多带一两个人帮忙开车，找一个当地朋友，跟他走一走，听他说一说，走到哪住到哪，该吃饭的时候随便找一家人，进去给人家点钱，吃口家常饭”。就像《定西笔记》里写的，“他不让打招呼，悄悄来的，你可不要给人说呀！”
还有小说《带灯》，这个描写乡镇女干部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确切的原型。“带灯”是陕西一个乡镇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干部，连续多年，她每天都要给贾平凹发短信，有时一两条，有时更多，她事无巨细地向贾平凹讲述自己的工作、生活。贾平凹渐渐被这个来自深山的文艺女青年的故事所吸引，《带灯》的故事开始在他心中发酵。贾平凹坦言，《带灯》的创作也是他整理自己的过程，通过小说的创作，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了解了在那里生活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说过：“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即使被认为具有强烈神话色彩的《老生》，贾平凹也坚持认为他写的其实是现实。三年前的春节，贾平凹回了一趟棣花镇。在当地，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是重要的风俗，如果谁家的祖坟上没有点灯，那就是这家绝户了。“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但爷爷奶奶的容貌、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老生》的构思便由此开始了。回到西安后，贾平凹长时间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吃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为了写《老生》，贾平凹把《山海经》读了好多遍，他说，“中国人的文化思维都在《山海经》里，对外部世界形成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从这里来的。”于是，《老生》中“说一句，念一句”的《山海经》成了另一条线索，“《山海经》是一座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
在《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贾平凹不无感慨地说：“有幸生在中国，有幸目睹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为了眼前的目睹、心中的忧患，贾平凹的写作从不懈怠，他的行走也从未停止。陈思和评价贾平凹的小说是一种类似《红楼梦》的、“法自然”的写作方式，认为他“用特有的艺术手段平平淡淡地颠覆了、还原了社会生活的民间化和日常化”。贾平凹深以为然：“其实最好的东西都是最朴素、最平实的，你就老老实实地把它表现出来，胜过一切技巧。”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