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斯特劳斯

　　问：你是否像巴蒂·迪普萨所说，真的见过沃霍尔？你在为《月》这本杂志撰写专栏和八十年代初写的一些图片小说中创造了这个人物。
　　
　　答：是的，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的那样发生，让巴蒂做我的替身。这大约发生在1983或1984年。一位西班牙百万富翁偶然成了《黑暗笼罩》和《我为什么命该如此》的制片人，他买了沃霍尔的最新绘画作品——一些用十字架、手机，还有一种东西，我想不起来它的名字构成的画面——这些画第一次在他马德里的家中展出。沃霍尔借此来到马德里，每晚都有欢迎他的晚会，我收到邀请，每晚都被介绍给他。这后来变得有些尴尬，因为每一次介绍时人们都说我是西班牙的沃霍尔，这样五六次之后，沃霍尔索性直接问我为什么。我对他说，肯定是因为在我的影片中有许多男扮女装的人。他给我照了许多相——那个时期，他主要拍一些节目照片——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会见西班牙的侯爵夫人和贵族，让他们请他画肖像。但在这方面，他没有成功。他没有画我的肖像，是因为我当时还不够出名。
　　
　　问：这次会面对你来说是否算一次难忘的时刻？
　　
　　答：不算，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不是爱说谎话的人。几年后，我有机会结识许多十分重要、十分著名的人物，其中倒有许多人让我长久难忘。但奇怪的是，当我喜欢一位艺术家时，我并没有想见他的愿望，因为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认识艺术家本人与那位人们通过了解他的作品而了解的艺术家十分不同。也就是说，人们会对某位艺术家感兴趣，但人们欣赏他的个性和人们欣赏这位创造者的天才是两回事。比如，我记得与比利·怀尔德的会面，因为人们把这当作神话，我敢肯定，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令我感兴趣的人，哪怕他没有一部为人知晓的作品。1988年，我在洛杉矶为《神经濒临崩溃的女人》做宣传时，与他见过两三次面。那时，他很少会见人，但同意见我，因为他喜欢我的影片。他对我说，要让他所有的朋友都像他一样给这部影片投票，让它获奥斯卡奖，他还给了我一个建议，惟一的建议，永远不要受到好莱坞拍片的诱惑。
　　
　　问：你会永远遵守这个建议吗？
　　
　　答：我不知道。对我而言，影片永远取决于剧本，因此，一切取决于好莱坞能否为我提供的所要讲故事的类型。假如真有可能去那边工作，也很遥远，我不拒绝拍一部英语片，但现在不想在好莱坞拍片。这一点我很清楚。
　　
　　问：《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是你作品中惟一一部最终而且是坚决摈弃差别想法的影片——路西被她的两个朋友抛弃，因为她们无法忍受她的幸福观，它太理智，而且十分反潮流，即一种受暴君丈夫奴役的生活。路西这个人物无可救药。这种摈弃是个例外，但确认了你的创作绝对不可更改，并且破坏了最自然的规律：即对人物的热爱和让所有这些人物——甚至包括最不值得同情的人，如《高跟鞋》中自私的母亲——得到一次受观众喜爱的机会。
　　
　　答：必须说明人们所设计的正常的东西必然也包含最变态的东西。邦在她的家庭世界中比在她的夜生活和游荡世界中能获得更多的变态乐趣。她回到家中，有点失落，但坚信可以在自己的厨房和餐厅中享受到真正的体验。我在这部影片中开始探讨一点夫妻生活的困难和特殊问题。每一对夫妻都不同，都有自己的规范，这就是《绑住我》所讲述的故事。我认为《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的精神状态是现代女孩的孤独感。佩比和邦抛弃了不孤独的路西，她们内心反而更加孤独。她们是自由的但却是孤独的。女性这种模糊、闲散的特征对我极具吸引力。一个孤独的人，没有任何特别的目标，总是遇到危机状况，这种人伸缩性极强，什么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这是讲故事需要的最理想的人物。我不认同那些真正失败的人物，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牵挂，只是在十分不正常的状态下期待着一切，但我认同威廉·波依德《布拉柴维尔海滩》中的女主人公，不久前，我非常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位女主人公是一位善变的女性，不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生活，而是因为在她生活的某一时期——正好是作家准备讲述的这个时期——她正在寻找并不十分清楚的东西。我认为《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的结尾符合这种感觉，甚至是情感战胜了现代性，代表现代马德里歌手的邦开始感受痛苦，而这种感觉让她接触到另一种音乐，波莱罗舞曲，它是地道的情歌，但绝非时髦，更非现代。
　　
　　问：在你几乎所有影片的女主角身上，都能找到佩比、路西、邦这些女性人物各自的影子。她们的独立性，她们的苛求，她们的逢场作戏像她们情感不安一样，都是原动的并繁殖出无数后代。相反地，警察这个人物从未有什么变化，他是一个木偶，你好像对他没什么兴趣。
[NextPage]　　答：完全正确，不过，我对这个人物并不满意。警察作为人物出现在片中，只是为给女性人物和故事发展做铺垫。我尝试摆脱或取消这些人物，因为他们与身边的其他人相比要逊色。可是，在我的影片中，总有犯罪，或者类似犯罪这类事情发生，不要警察也说不过去。我在《高跟鞋》中找到了处理这种困难男性形象的满意方法，米格尔·博塞扮演的多明格斯法官极为有形有彩，极为神秘，也有极强的诱惑力，他具有一个完整人物的所有特质。但这也恰恰因为他具有其他面孔，即莱塔尔女人和雨果的面孔，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法官，也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处理对象。
　　
　　问：警察这种十分单薄的形象本身，我认为就很有意思，他在你的影片中还意味着没有法律代表。在《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中，路西的丈夫是警察这个事实没有充分展开，而在《绑住我》中，安东尼奥·班德拉斯饰演的那个人物的违法行为也没有从法律上去认识，所以说，他生活在无度中，包括生命力的无度，他无须用对抗规范来界定自己。
　　
　　答：在违法和法律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试图否认法律的存在，我尽力让法律不出现在我的影片中。在《绑住我》这部影片中，安东尼奥·班德拉斯饰演的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极不守法的人，他反而在无望地尝试着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他的一切无度行为都是向着这种要让自己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正常人的方向发展。他限制这种正常性，这是十分幼稚的愿望，而他本人也是十分幼稚的。我个人认为，违法不是我表现的东西，因为它包含某种尊重，对法律的某种认同，这不是我的强项。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影片从不是反佛朗哥主义的原因，因为我根本不承认有佛朗哥的存在。这可能是我对佛朗哥主义的报复：我希望它既不成为记忆，也不成为阴影。违法是一个道德语汇，不过，我的动机不是要违背某种规范而仅仅是要刻画我的人物及其行为。这是电影导演具有的权利，也是他的权力。
　　
　　问：我喜欢饰演邦的阿拉斯卡，可你后来没再与她拍过电影。她是演员，还是歌手？
　　
　　答：阿拉斯卡是歌手，仍在继续唱歌，但她现在旅馆业取得的成功大于她在音乐上的成功。我想说今天的马德里已经不具有拍摄《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那时的音乐探索与灵感。那个时期的许多演员现在都转到商业上来，而旅馆业是最热门的行当。从这种变化中也可以对马德里这个城市的现实有一个认识。阿拉斯卡是流行艺术运动的一个关键人物，近十五年来，在西班牙，人们称这种运动为“马德里新潮派”。她曾参加过许多团体，这些团体在马德里音乐界赫赫有名，但在拍摄《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时代，她还没有录制个人专辑，只有十四岁，会弹吉他，是我给她第一次演唱的机会。她后来再不干电影这一行，我也从不认为她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演员，但她的人品和天性，我都很喜欢，尤其是她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出演我的影片。我非常喜欢她。
　　
　　问：在《激情迷宫》中，人们看到你正在指导拍摄一部图片小说，由麦克纳玛拉主演，他是演员和歌手，你与他录制过许多唱片，人们发现你对这类创作也很投入，出色完成演员指导的重要工作。但从你用的词语都是一些关键词，一些口号，这些都有很强的表现力，这不是一些真正的对话，因为没有把里面蕴含的东西表达出来。从图片小说到电影，从固定画面到运动，再到直接声音，这一切都第一次在《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这个影片中完成。你与演员的配合是怎样演变发展的？
　　
　　（实习编辑：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