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俊华

    愈是强调创作的目的和效果愈造成虚假这个道理，鲁迅曾用做梦与说梦之别来加以说明：“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做梦所以自由，因为它不识不知，没有什么目的，不是要通过什么表现什么，不能有意为之，所以它真，也不能不真。即使是说谎，也是老老实实说谎，决无令人信以为真的企图。

    说梦，则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故难免掺假。所以鲁迅说：“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冰心所说的创作就是写出“真中的梦，梦中的真”，也有此意。

    做梦虽假，却是假中见真，说梦虽真，却是真中有假。而“一般的幻灭的悲哀”，“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三闲集·怎么写》。对这一点，鲁迅是有切身体验的：“记得年幼时，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末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大概是谁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是装在刀柄里的苏木汁，……但还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识到这是戏法，而全心沉浸在这戏法中。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则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同③。

    这些话，生动地说明了“假中见真”与“真中见假”的区别。变戏法所以能“假中见真”，关键是无意求真，故能得真，如果假戏真做，反而失真。

    在观众那一面，则明知是假，偏要真看，有意求真，反而觉假。鲁迅所讲的是艺术辩证法，也是创作心理学。鲁迅所以“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使我不舒服小半天”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还有清末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也使鲁迅非常反感：“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

    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出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三闲集·怎么写》。这当然是因为前者的写作有某种目的，有意作假，却希望别人相信是真，明明是有意欺人；而后者虽假却无意让人信以为真，因而倒有几分真意，并非有意骗人。

    鲁迅认为，“文人作文，农夫握锄，本是平平常常”，出乎自然的事，如果意别有在，有意为之，“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戴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致郑振铎》1934年6月2日。在评论《二十四孝图》时，他也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成肉麻。

    老莱子的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朝花夕拾·后记》。孩子对父母撒娇，是出于天真，自己并不意识，也没有什么目的，表现了孩子的童心之美，所以使人“看得有趣”；老莱子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作态，装憨卖傻，尽管动机可嘉，却也只能令人肉麻。

    （编辑：罗谦）